在那個宮廷秘事重重的明朝晚期，朱常洛的母親王氏地位卑微，從未得到明神宗朱翊鈞的寵愛。儘管朱常洛身為皇長子，但由於其庶出的身份，始終未能贏得父親神宗的青睞。時光回溯至萬曆十四年（1586年），當備受恩寵的鄭貴妃誕下一子，取名朱常洵，神宗與鄭貴妃私下訂下了顛覆傳統的密約——意圖打破“廢長立幼”的禁忌，立朱常洵為未來的儲君。
這一石破天驚之舉激起軒然大波，不僅遭到鐵腕背後的李太后的堅決反對，更引起滿朝文武基於“嫡以長尊，無嫡立長”這一千秋不變的皇家繼承法則的激烈抗爭，一場圍繞皇位繼承權的“國本之爭”就此拉開了長達十五年的序幕。
直至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深秋十月，在內外壓力之下，神宗皇帝被迫妥協，正式冊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而朱常洵則受封為福王。這場皇位爭奪戰看似塵埃落定，實則暗潮洶湧，朱常洛的太子寶座並未因此穩固，而是如同風雨中飄搖的小舟，時刻面臨著顛覆的危機。
不出所料，在詭譎莫測的宮廷鬥爭中，潛藏的危機終於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浮出水面，一場針對太子朱常洛的刺殺陰謀—梃擊案爆發。
1615年五月初四的傍晚，京城皇宮禁衛森嚴的太子宮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襲擊，一名來歷不明的男子張差持械闖入，意圖行刺太子朱常洛。隨著張差被捕及審訊深入，驚人內幕逐漸曝光：他聲稱是由鄭貴妃身邊的親信宦官引入宮內的。這一爆炸性訊息瞬間引發了舉國震驚，輿論紛紛指向鄭貴妃，指責她策劃了這場險惡的刺殺行動，甚至有人揣測其兄鄭國泰可能參與其中，欲除掉太子以篡奪皇位繼承權。
面對排山倒海般的質疑聲浪，鄭貴妃惶恐不安，急奔向神宗求助。深知無法用強權壓制沸騰民怨的神宗，唯有建議鄭貴妃向太子尋求諒解。走投無路的鄭貴妃只好硬著頭皮懇求太子息事寧人。而出乎眾人意料的是，朱常洛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他表示只需嚴懲張差本人，不必牽連其他人。於是，梃擊案以張差被依法處決，其所供之人或流放邊疆或悄然消失的方式匆匆落幕，但這起震撼晚明政界的梃擊事件並未因結案而徹底平息，反而成了籠罩在皇室上空揮之不去的陰霾。
太子朱常洛雖在這場國本之爭及梃擊案後穩固了儲君的地位，使得鄭貴妃及其黨羽再難與其正面抗衡，然而宮廷之內，兩人陣營的關係並非表面上的和平共處，實則暗藏著不可調和的深刻矛盾。這些矛盾猶如隱藏在華麗帷幕下的利刃，不斷割裂著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皇室內部團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期間的宮闈鬥爭如同火種一般，為後來發生在泰昌、天啟年間的更為激烈的權力角逐奠定了基礎，而在一切暗潮湧動之下，紅丸案的發生只是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而已。
在那神秘深邃的大明宮廷中，身居皇長子高位的朱常洛，自小便如一顆明珠蒙塵，未曾得到父親明神宗絲毫的垂憐。十三歲始得開蒙讀書，卻又早早中斷學業，人生的旅途曲折蜿蜒，充滿了崎嶇坎坷。在這漫長的儲君歲月裡，他生活在父親冷漠的陰影下，內心世界愈發孤寂，漸漸沉醉於酒池肉林，寄情聲色以慰藉心靈的痛苦。如此生活，自然嚴重損耗了他的健康資本，身心疲憊，積疾暗生。
終於，在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駕崩，命運的車輪將朱常洛推上了帝位，改元泰昌，開啟了他短暫而飽受爭議的帝王生涯，世人稱之為明光宗。甫一登基，這位新帝即展現了他的仁德之心與治國決心，短短數日內，連續兩次豪擲百萬兩白銀犒賞遼東等地戍邊的英勇將士，同時果斷取消了礦稅和榷稅，召回了橫徵暴斂的礦稅使，強化內閣力量，一系列舉措迅捷有力，令朝廷上下乃至民間皆為之動容。
緊接著八月初一那天，朱常洛在莊嚴神聖的登基大典上，他腳踏華貴的玉履，步伐穩健，面容和悅，不見絲毫病態，彷彿體內積蓄的疾病此刻並未顯現，盡顯帝王威儀，令觀者無不歎服其氣度非凡。
朱常洛榮登大寶後，鄭貴妃心中因曾涉及國本之爭的風波而忐忑不安，為了確保自身的地位穩固，並在新帝面前博取好感，她精心挑選了八位美貌出眾、才藝雙全的侍女送入光宗的後宮。與此同時，鄭貴妃還巧妙地與光宗新近寵愛的李選侍（人稱西李）聯手，二人共同編織了一個以美色為誘餌的政治棋局，企圖藉此機會為自己爭取到皇太后和皇后尊崇無比的封號。
好色成性的光宗接納了這八位能歌善舞的絕色佳人，從此沉溺於歌舞昇平之中，晝夜歡宴，恣意享樂。然而，光宗本就體質羸弱，這般急劇的放縱生活，無疑是在加速消耗他的生命之火。短短不足十日，原本就已經疲態初現的光宗，其容貌迅速衰老，病體陡然惡化，衰弱的程度令人瞠目。
眼見光宗病情急轉直下，“龍顏憔悴，病勢兇猛”，起初由御醫陳璽按照傳統中醫理念細心調理，奈何光宗亟需立竿見影的效果，對溫和療法缺乏耐心。於是，決定更換治療方案，改由負責宮廷醫藥事務的宦官崔文升接手診治，期望能找到快速治癒病症的良方。
八月十五日，本是宮中尋常一日，卻暗藏著不尋常的波瀾。崔文升，這位曾為萬曆皇帝鄭貴妃效命的內侍，如今已晉升為司禮監秉筆，掌管御藥房。然而，他卻在今日，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驚愕的事情——他沒有給新帝光宗朱常洛服用培元固本的良藥，而是偷偷換成了去熱通利的瀉藥大黃。
朱常洛服下那藥之後，一夜之間，腹瀉竟達三四十次之多。他的臉色蒼白，身形萎頓，連走路都變得異常艱難。皇帝病情危急的訊息傳開，群臣們無不驚慌失措，宮中一片混亂。
崔文升的這一舉動，立刻引起了朝臣們的驚詫和猜疑。輿論紛紛認為，崔文升之所以敢如此大膽，必定是受了鄭貴妃的指使，意圖置皇上於死地。畢竟，崔文升與鄭貴妃之間的關係，早已不是秘密。
而此時，國子監的李勝芳卻向兵科給事中楊漣透露了一個更加驚人的訊息：鄭貴妃與李選侍二人竟然暗中勾結，刺探宮中內事。這個訊息，無疑讓原本就混亂的局勢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楊漣憤怒地斥責崔文升不知用藥之道，竟敢向身體虛弱的皇帝下瀉藥大黃，導致其病情惡化。而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和原皇太妃子郭氏等外戚，更是堅定地認為崔文升是受鄭氏指使，此事必定是鄭氏的陰謀。
一時間，朝野上下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每個人都在猜測著背後的真相，而真相，卻彷彿被一層厚厚的迷霧所籠罩，讓人難以窺見。
在八月十六日這一天，周嘉謨在楊漣、左光斗的倡議下，召集了滿朝文武大臣，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會議。會上，他公然斥責鄭貴妃的侄子鄭養性，言辭激烈地指責鄭氏一族貪婪無度，心懷不軌，恐怕難以善終。周嘉謨的言辭猶如一把銳利的劍，直指鄭氏一族的軟肋，讓在場的人都感到震驚。
緊接著，周嘉謨又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要求：讓鄭貴妃移宮。面對群臣的壓力，鄭貴妃無奈之下，只得移居到了慈寧宮。這一舉動，無疑在宮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讓人猜測著背後的深意。
事情並未就此平息。僅僅過了三日，光宗就降旨稱自己頭目眩暈，身體軟弱，無法行動。這個訊息一出，整個朝廷都為之震動。光宗的身體狀況究竟如何？為何會突然病重？這一切，都讓人感到疑惑和不安。
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光宗又召見了大臣們，試圖平息外廷的流言蜚語。他下令驅逐崔文升出宮，並暫停了封鄭貴妃為太后的命令。這一舉動，似乎是在向朝臣們傳遞一個資訊：他正在採取行動，以穩定朝局，消除不安。
在那陰霾籠罩的二十三日深夜，內閣重臣劉一燝與韓爌輪值之際，明光宗的病情已然陷入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就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刻，一個神秘人物——鴻臚寺官員李可灼悄然現身內閣，懷揣著一顆所謂的“仙丹”，聲稱能扭轉乾坤，挽救聖上的生命。然而，內閣首輔方從哲面色凝重，腦中揮之不去的是前任太醫崔文升誤診誤藥的慘痛教訓，遂果斷下令李可灼速速離去，不得妄圖接近皇上。
儘管李可灼未能透過正規渠道將仙丹呈入宮闈，但第二日清晨，一場未預兆的變故發生，此人竟然私自闖至皇宮禁地思善門，意圖強行進獻丹藥。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挑戰，內廷宦官們心驚膽戰，無人敢擅自放行這位帶著神秘藥物的闖入者。儘管方從哲與同僚再度聯手阻止了這場鬧劇，然而，那顆仙丹的存在如同瘟疫般在宮廷之內迅速發酵，傳言猶如一隻無形的手，或許已經悄然伸向了病榻上的光宗皇帝。
光陰流轉至二十六日，整個紫禁城瀰漫著緊張壓抑的氣息。光宗皇帝強撐病體，在乾清宮內的冬暖閣中勉力支撐，倚靠案几端坐，身邊簇擁著皇長子、皇五子等親眷小心侍奉。十三位朝廷重臣接詔齊聚乾清宮，他們個個面露憂色，懇請皇上慎重對待所有藥品，以免重蹈覆轍。光宗蒼白的臉龐透出一絲疲憊，聲音微弱卻又堅決地回應道，過去十數日已滴藥未進，顯然對任何藥物都持有戒備之心。
此刻，正當眾人憂慮不已之際，光宗忽地下達了一道令人意想不到的諭旨——冊封那位飽受爭議的李選侍為皇貴妃。此舉不僅令滿堂譁然，更在重重疑雲之中投下了又一塊巨石，彷彿預示著更深的秘密和博弈正在暗流湧動的宮廷深處醞釀爆發……
在陰鬱而緊張的二十九日清晨，皇宮深處，一場關乎皇室血脈傳承的密議悄然進行。光宗朱常洛，面色蒼白地召集朝中重臣，迫切地商討冊封太子事宜。方從哲等一干閣老紛紛懇請病情垂危的光宗早日確立皇長子為合法繼承人，光宗掙扎著點頭應允，預感自己已行至生命的終點。
正當他虛弱地詢問起身後陵寢安排時，話題突轉至那位神秘的鴻臚寺丞李可灼身上。彷彿命運的捉弄，光宗執意召見這位聲稱持有神藥之人。李可灼匆匆入殿，一番診脈過後，他口中所述病情病理竟深深打動了瀕臨絕境的光宗，似乎帶來了一線生機。
儘管群臣退避在外，面對李可灼手中的紅丸，無不心生疑竇。據聞，這藥曾試用於其同鄉二人，效果截然不同——一人病情惡化，另一人卻略有好轉。劉一燝輔臣深感憂慮，斷言此藥非絕對安全；孫如遊禮部尚書更是警覺，強調此事關乎龍體安危，仙丹豈能輕率入口？
然而，在緊閉的宮門背後，一股無形的壓力迫使事態急轉直下。一名內廷乳媼焦急催促，要求即刻煉製並進奉丹藥。群臣面面相覷，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同意李可灼現場調製藥劑。不多時，一顆鮮紅的丹丸出爐，光宗即便飲水已顯艱難，卻依然決意服下。令人驚訝的是，服藥後光宗竟短暫恢復了氣力，稱讚李可灼乃國之忠良。
惶恐不安的群臣退出宮殿，門外靜候佳音。不久，宮內傳出訊息，稱皇上服藥之後身體暖和舒適，食慾漸增，一時之間，群臣雖心中疑雲重重，卻又難掩欣喜之情。李可灼以及御醫們留在殿內密切關注，時光恰逢巳午交替之際，一切宛如籠罩在一片神秘而緊張的氣氛之中，等待未知的命運裁決。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李可灼神色凝重地步出紫禁城，奔赴內閣總理方從哲處，帶著一份讓人背脊發涼的訊息：皇上藥力似有消退跡象，急需再服一粒紅丸續命。儘管御醫們異口同聲警告，堅決反對再次施藥，然而，皇上那近乎哀求的急迫催促猶如一道無法違抗的聖諭，使得他們不得不硬著頭皮準備第二顆藥丸。
就在這一片忐忑不安的氛圍中，九月初一的拂曉時分，隨著五更鼓聲的敲響，宮牆之內突發變故。光宗皇帝的健康狀況瞬間惡化，如同懸崖邊搖搖欲墜的大廈，頃刻間崩潰。眾臣尚未從睡夢中徹底清醒，便被一陣疾風驟雨般的內監緊急召喚衝散了寧靜，慌亂中奔入皇宮，愕然發現龍椅之上已然空蕩，光宗已駕鶴西歸。
方從哲在驚愕與混亂交織之際，急於穩定局勢，迅速召集閣臣，未經充分商榷便拿出早已草擬好的遺詔，以逝去君主的名義，對李可灼大加讚賞，並下令賜予豐厚的銀幣褒獎。這份遺詔甫一公佈，立即激起軒然大波。朝野上下瞬時議論紛紛，人們心知肚明，遺詔背後的真正執筆者正是首輔方從哲。這一舉動，無疑在無形中將他與那撲朔迷離的紅丸事件緊緊捆綁在了一起，成為難以擺脫的嫌疑焦點。
十月的晚秋，籠罩著京城的不只是落葉與寒霜，更有“紅丸案”真相探尋的熱浪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沸點。禮部尚書孫慎行與左都御史鄒元標聯手投石問路，呈上了兩份震撼朝野的奏章。孫慎行擲地有聲地揭示：“即使方從哲並無直接弒君之意，但他對事件的處置卻足以構成間接殺君之罪。他試圖洗脫弒君之名，卻終究難逃實質上的責任擔當。”這番言論如同一把尖刀，精準地劃開了案件核心，為徹查“紅丸案”的幕後黑手定下了嚴苛的調查方向。
面對洶湧的輿論壓力，方從哲內心翻江倒海，反覆斟酌之下，終於撰寫了洋洋灑灑的一篇奏摺。在這部長篇累牘的自我辯護書中，他極力澄清自己與“紅丸案”的牽連，並以無比懇切的態度請求朝廷准許他遠離權力旋渦，告老還鄉。奏摺送出僅僅十日，年輕的天啟皇帝便下達了御批，同意了方從哲的辭職申請。到了十一月初，這位執掌朝政長達八載的老臣，黯然告別繁華的京城，踏上歸隱之路。
與此同時，光宗暴斃的秘密引發了一系列更為大膽的猜測。御史鄭宗周與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人敏銳地洞察到，此案或許與昔日宮廷內的“梃擊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懷疑背後潛藏著一個蓄謀已久的殺機，目標直指光宗本人。而刑部主事王之宷則進一步揭露，光宗的猝死可能與鄭氏家族、甚至是光宗寵愛的妃子李氏等人之間的權力爭鬥密切相關，一場宮廷內的暗流湧動，正逐漸浮出水面。
光宗登基未足月，突然駕崩，加之朝廷內部各黨派鬥爭如火如荼，這讓光宗死因之謎變得炙手可熱，同時也不乏揣測東林黨藉此機會打擊異己的聲音。種種熱議的核心，便是圍繞著方從哲、李可灼以及崔文升等關鍵人物，他們的行為舉止均被置於放大鏡下審視。
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多位高官及眾多監察官員，紛紛對方、李二人涉嫌誤診誤藥提出強烈彈劾。御史王安舜對此直言不諱：“先帝脈象旺盛而浮大，乃是三焦火盛，面部泛紫帶赤，滿面發熱，喝粥亦煩躁不安。這是體內火毒積結，應當清火而非助火。紅丸中的紅鉛取自婦人經血，屬陰中之陽，純火精華，將其用於治療虛火燥熱之症，無疑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宗正是在服用紅丸後迅疾離世，而首輔方從哲竟在光宗駕崩當天，親自擬定遺詔，嘉獎了進獻紅丸的李可灼，此舉引起了多方猜疑。御史王安猛烈抨擊方從哲“隨意推薦江湖庸醫”，並指責其透過賞賜掩蓋自身過失。御史郭如楚亦明確表示方從哲絕不該賞賜進獻可疑藥物的李可灼。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下，方從哲被迫按照太子指令，對李可灼處以扣除一年俸祿的處罰。
進入十月，孫慎行與鄒元標兩位重臣再度丟擲兩份振聾發聵的奏疏，孫慎行一針見血地指出：“方從哲雖然沒有直接殺害君主的動機，但他應對君主之死負有實質性的罪責。他試圖擺脫弒君之名，卻無法逃避實際釀成的悲劇後果。”面臨諸多指責，方從哲無奈之下上書辯解，並請求離職退休。十一月初，這位飽受爭議的首輔黯然離開京城，結束了他在朝廷中的職務生涯。
在詭譎莫測的宮廷深處，御史鄭宗周與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攜手揭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驚天秘聞。他們堅信，震驚朝野的“紅丸案”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與數年前那個同樣撲朔迷離的“梃擊案”源自同一股黑暗力量的操縱——這股力量誓要將光宗皇帝推向死亡的深淵。
而刑部主事王之宷，則透過層層迷霧，將視線聚焦在了更加隱秘的角落。他大膽揭露，光宗暴卒的背後，竟然牽扯到了鄭氏家族與深受光宗寵愛的妃子李氏之間錯綜複雜的權力爭奪戰。王之宷堅定地指出，光宗的死並非偶然，而是這場圍繞皇權的陰謀奪權戲碼中最殘酷的一環。在這座金色牢籠中，每一個看似無辜的角色，或許都隱藏著推動光宗走向滅亡的罪惡之手。如此一來，“紅丸案”不再僅僅是一場關乎皇族健康的醫療事故，更是一場波及宮廷內外，關乎生死存亡的政治陰謀。
自從方從哲黯然離開京城後，卻始終未能擺脫“紅丸案”的陰影，一封封催命般的奏章接踵而至，要求朝廷對案件進行徹查。一日，年輕的天啟帝在堆疊如山的文書之中，赫然發現了一份來自方從哲遙遠故鄉的親筆奏疏。這位昔日的重臣在疏中痛陳己過，稱自己因年邁昏聵，未能有效阻止無良官員獻上致命丹藥，此罪當誅。為了贖罪並平息群臣的憤怒，他甘願請求削去所有官階，以垂暮之軀踏上流放邊疆的苦途。
此舉猶如巨石投湖，在朝堂之上激起了陣陣漣漪，不少大臣紛紛為方從哲求情，認為他的誠意足以感動天地。天啟帝也被這份沉甸甸的懺悔打動，然而，面對尚未徹底澄清的案情真相，天啟帝心中猶疑不定，一時難以做出裁決。
就在這個微妙的轉折點上，一貫低調沉默的內閣重臣韓爌終於打破沉默，挺身而出。他憑藉記憶的細膩筆觸，生動還原了當時宮闈內一幕幕緊張而又令人扼腕的場景，尤其詳盡刻畫了方從哲在進退維谷之際的複雜心境。韓爌力排眾議，直言：“紅丸案”已困擾朝廷一年多，焦點人物崔文升和李可灼雖因誤診誤治導致先皇駕崩，但他們終究是在秉承聖旨的情況下用藥，雖有失職之罪，卻不宜過於苛責。因此，韓爌主張應適度懲罰二人，而對於“紅丸案”本身的追究，則應適可而止，以免陷入無休止的紛爭，阻礙國事的正常運作。
在晚明萬曆年間，韓爌以其深厚的政治資歷和卓越的品格威望聞名遐邇，他為官十餘載，始終秉持公正廉明的原則，深受朝野各方敬重。當其步入內閣，更是身處權力核心，親身經歷了那起震驚朝野的“紅丸事件”，與方從哲共同處理這一關乎皇家秘辛的棘手事務。因其言行素來穩重可靠，當他提交了一份揭示真相的奏摺後，無疑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迅速平息了一場即將掀起軒然大波的危機。
轉瞬之間，天啟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揮動御筆，下令追究崔文升與李可灼兩人的罪責。到了公元1622年，即天啟二年的歲末，朝廷做出了決定：崔文升被貶謫至南京，而李可灼則被髮配至邊疆服役。“紅丸案”在各派勢力的角力之下，最終以一種倉促而模糊的方式暫時畫上了句號。儘管如此，該案仍留下諸多未解謎團，其中的關鍵疑點並未得到確鑿的澄清。
時光荏苒，後世學者對此案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激烈的辯論，試圖撥開歷史迷霧，解開光宗皇帝猝亡背後是否真與神秘“紅丸”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謎題。然而，無論他們如何努力挖掘史料、反覆論證，至今這一問題依然籠罩在一層神秘而厚重的歷史帷幕後，成為了永久的千古之謎。
天啟年間，權閹魏忠賢一手遮天，暗中操縱朝政，企圖顛覆已定論的“紅丸案”。為了洗白這件宮廷疑案背後的黑幕，他無情打壓異議者。時任禮部尚書，堅持揭露方從哲罪行的孫慎行，不幸成為魏忠賢刀下的犧牲品，不僅被革職除名，剝奪一切官爵榮譽，還被判處流放邊疆的重刑。那些勇於指責崔文升的東林黨人士，也未能倖免於難，其中高攀龍面對絕境，選擇了悲壯的投池自盡。
待到崇禎帝繼位，局勢驟變，新皇勵精圖治，鐵腕肅清閹黨勢力，魏忠賢終遭清算。隨著魏氏垮臺，“紅丸案”的真相再次浮出水面，冤屈得以昭雪。然而，歷史並未因此安寧，崇禎帝駕崩之後，南明政權在風雨飄搖中成立，政治鬥爭再度上演，各方勢力藉由“紅丸案”舊事重提，挑起新一輪的黨派紛爭。直至明朝江山傾覆，這個充滿懸疑色彩的案件仍如影隨形，伴隨著王朝的終結，留下了永恆的謎團與遺憾。
在那瀰漫著神秘與陰謀的年代，明光宗朱常洛的猝然離世引發了無盡的猜想與爭議。坊間傳聞，光宗是因服下一顆名為“紅丸”的詭異藥丸而不幸喪命，但也有人堅稱其死因與紅丸毫無關聯，或認為是舊疾復發、或是疲於政事、亦或是被鄭貴妃設局陷害。甚至有觀點指出，是醫藥失誤導致了這位年輕帝王的隕落。
對於李可灼進獻的紅丸，朝堂上下意見分歧嚴重。一部分朝臣主張賞賜李可灼以示肯定，認為他提供了有效的藥方；另一部分則憤慨不已，提議對其嚴懲，削減其俸祿一年作為懲戒。還有人認為李可灼既非正式醫官，又不通藥理脈象，主張將他流放到邊疆之地。然而，在天啟五年，魏忠賢纂修《三朝要典》時，李可灼的遣戍之罰竟被取消，此事由此成為了天啟年間黨爭的重要議題，曠日持久地持續了八年之久。
紅丸的真實成分，更是引來了無數揣測。一種觀點認為，李可灼進獻的紅丸實則是尋常的春藥紅鉛丸，這類熾烈的藥物對於虛弱不堪、體內陰陽失調的光宗而言，猶如火上澆油，或許李可灼不過是效仿前人陶仲文博取功名，卻不幸時運不濟。另一種看法則傾向於認為紅丸是道教徒煉製的所謂“金丹”，若成功治癒重病患者，自然能夠名利雙收，若不幸失敗，則可歸咎於病情太過嚴重。歷經三百多個春秋，歷史學家們提出了各種假設與推論，然而至今仍未有一個解釋能夠完全說服世人，光宗之死與紅丸的關係依舊是個謎團，等待著時光的揭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