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個人獨裁統治

1973年8月23日，為了證明其發動政變的合法性，達伍德向阿富汗全國發表演說。他指出，在過去的10年間，阿富汗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計劃資本投資總額連年下滑。第二年3月，達伍德提出了一個由商務部牽頭的貿易發展規劃，旨在提高貿易額、促進工業發展、刺激民族產業的發展，以及穩定商品價格。

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達伍德支援中央領導的經濟計劃體制。在經歷幾年的經濟衰退之後，通常需要來自外國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援助來自蘇聯，而美國只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然而，達伍德設法擺脫了包圍在阿富汗周圍的兩大強國，與伊朗達成了一個10年期限、價值20億美元的援助協議（儘管只兌現了很少一點錢），並尋求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幫助。有大量的阿富汗人在這些阿拉伯國家工作，並將外匯收入寄回國內。儘管進行了一些適度的土地改革，但農產品的產量遠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而貿易收入受到與蘇聯的不利貿易條款的損害。

1974年，達伍德總統利用其膨脹的權力為起初支援他的大多數政治團體指引了獨立的航向。在整個5年的統治時期，他一直兼任首相。1976年，他組建了“國民革命黨”（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以動員更廣泛的支持者。1977年1月，他召集了一次大支爾格會議以批准透過新憲法。新憲法規定了由強權總統領導的一黨制政府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自然資源和基礎工業領域實行國有。

隨著獨立報紙的出現和被接二連三的關閉，政治自由化的任何希望都破滅了。新一輪的陰謀、逮捕和死刑開始到來。為了報復達伍德支援普什圖分裂主義分子，巴基斯坦資助了零星的伊斯蘭主義者的叛亂。隨後，達伍德總統逮捕了伊斯蘭主義者領袖穆罕默德·尼亞齊及其數百名同夥。其中大多數被處死，而那些逃過逮捕的人逃往巴基斯坦，開始組織新的抵抗運動，這些組織後來投入到抵抗共產主義政權和蘇聯軍隊的戰鬥中，如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組建的“伊斯蘭黨”，布林漢丁·拉巴尼領導的伊斯蘭促進會。

蘇聯對達伍德的政變表示了歡迎，幾乎可以肯定他們早就對此有所瞭解。對扎希爾相對自由的政權以及與美國發展友好關係的態度讓蘇聯感到不滿。在達伍德第一次出任首相時，雙方在軍隊建設方面就有過緊密的合作關係，而且蘇聯對達伍德以武力對抗美國盟友巴基斯坦表示支援，這對於蘇聯想利用達伍德與卡爾邁勒及“旗幟派”的關係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在1974年訪問莫斯科期間，達伍德獲得了延期償還債務和價值4.28億美元的新經濟援助的承諾。然而，這比他曾經預想的要少得多，而且他揹負著與“旗幟派”緊密合作的壓力。

這次訪問讓達伍德對投入蘇聯懷抱的作法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他願意讓蘇聯停留在邊緣或象徵性的問題上。在他執政的五年期間，阿富汗在聯合國一直與蘇聯支配的“不結盟運動”一致投票，而且在“以巴衝突”和其他問題上，支援俄羅斯人的外交利益。達伍德還同意，在沿阿姆河邊界的蘇聯戒備森嚴的“鐵幕”（其後是40英里的無人區）附近的阿富汗北部地區，禁止任何形式的西方經濟活動。

然而，阿富汗總統從未間斷地尋求美國或西方的支援，以平衡蘇聯的影響。不幸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越南戰爭中大潰敗之後，其影響力也步人低谷。與此同時，蘇聯的外交政策已由支援友好、進步的非共產主義政權轉向儘可能推廣共產主義革命。達伍德不遺餘力地鎮壓阿富汗境內的左翼力量，包括軍隊中由蘇聯培訓的軍官，這正是對蘇聯強硬派有利的事情。

早在1974年，達伍德就求助於印度和埃及，希望能夠為其軍事培訓提供幫助。然而，這兩個國家和阿富汗一樣，都依賴於蘇聯的武器裝備和軍事理論，並以支援蘇聯的外交政策為目標。但達伍德以穆斯林工作人員替換了很多蘇聯軍事顧問，這讓莫斯科政府感到不安。

達伍德在取得權力後，不想在復興“普什圖尼斯坦”問題上浪費一點時間。他為來自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普什圖尼叛亂分子提供避難所，因此招致巴基斯坦對喀布林和賈拉拉巴德的一陣空襲，並公開支援阿富汗伊斯蘭主義者的叛亂。然而，在伊朗和美國透過外交努力，以及巴基斯坦普什圖人缺乏興趣的情況下，這次危機得以化解。1976年，達伍德和巴基斯坦總統佐勒菲克爾·阿里·布托進行了官方的相互訪問。1978年3月，在達伍德訪問伊斯蘭堡期間，他同意停止支援叛亂團伙，並在今後停止驅逐巴基斯坦的武裝人員。他還準備在巴基斯坦培訓阿富汗軍事人員。

1977年4月，達伍德第二次訪問莫斯科，標誌著他與蘇聯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個人關係以及兩國間關係的急劇惡化。據說，達伍德抱怨蘇聯重新聯合人民民主黨“旗幟派”和“人民派”的努力。而勃列日涅夫在一旁譴責達伍德政府“右傾”的趨勢，並要求阿富汗驅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聯合國派駐在興都庫什山北部地區的工程專家。據說，達伍德憤怒地拒絕了這個要求，走出會議室。讓事態進一步惡化的是，這位阿富汗總統宣佈他計劃於1978年春訪問華盛頓。

關於蘇聯在1978年4月共產主義政變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問題，歷史學家尚有爭議。蘇聯政府及其駐喀布林大使館一直與人民民主黨的兩個派別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並資助他們的活動數年。有數百名蘇聯顧問在阿富汗陸軍和空軍部隊中任職，事實上，正是這類軍隊完成了政變，而並不是新政權所宣稱的那樣，進行了一次人民“革命”。

正如後來哈菲祖拉·阿明所斷言的，如果政變計劃預先已經準備充分的話，那麼蘇聯駐阿大使館對此肯定深知。然而，一些事件先於政變發生，如政府和人民民主黨領導人間的行動與反行動，已經完全脫離了蘇聯的控制；而且，沒有明顯的證據表明蘇聯期望在這樣一場政變企圖中撈到好處，特別是因為政變的結果撲朔迷離、無法預料。最後事實證明，因政變而引發的這些突如其來的連續事件，對未來的蘇聯是災難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甚至由於蘇聯的支援，才導致了這次政變未能像從前達伍德成功實現的那樣，在軍隊和公眾中奠定支援的基礎。但中間派改革者、普什圖民族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都曾對他的行動感到失望。1977年3月，達伍德提名了新內閣，其中內閣成員幾乎完全被其親友佔據，甚至把溫和的左翼力量排斥在外。在隨後的12個月裡，達伍德似乎對一小撮保守派的或者右翼顧問的依賴性越來越大，而疏遠了在政治上表現積極的人。結果，最終導致了1978年數量相對較少的共產主義行動主義分子能夠獲勝（正如達伍德5年前所做的那樣），儘管大部分阿富汗人民所反對的內政、外交政策，很快又被共產主義者貫徹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