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蘇聯民族主義崛起

1.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和蘇聯境內民族主義的崛起

在蘇聯浩瀚的歷史長河中，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時代始於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1985年 3月就任蘇共zsj。54歲的戈爾巴喬夫相對年輕，精力充沛，一改其前任勃列日涅夫所代表的沉穩領導風格，他將其前任的時代揶揄地稱為"停滯時期"。戈爾巴喬夫是變革的先驅，他敏銳地意識到蘇聯即將面臨的經濟挑戰和進行實質性改革的迫切需要。

戈爾巴喬夫畢業於法學專業，與主要接受工程教育的前輩們不同，他在大學期間就在"改革共產主義"運動的知識沃土中得到薰陶。他的家庭在斯大林的集體化政策下飽受苦難，這段成長經歷使他對蘇聯政策的壓迫特點有了深刻的認識。這種意識促使他下定決心，以現代化和減少壓迫為原則，引導蘇聯走上重大改革的軌道。

他對振興蘇聯的願景以三項關鍵的改革政策為特徵--格拉斯諾斯特（開放）、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民主化（demokratizatsiia）。格拉斯諾特也許是他最著名的舉措，旨在減少媒體審查，促進圍繞新思想的討論。這一政策旨在爭取民眾對改革的支援，激勵更廣泛的社會行動者參與改革程序。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設想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媒體部門，以打擊黨內根深蒂固的腐敗和保守勢力。

然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無意中催化了蘇聯內部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在遠離烏克蘭異議中心的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民族主義浪潮找到了自己的焦點。與烏克蘭不同，這些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短暫的獨立，1940年被強行併入蘇聯，此舉被普遍認為是非法吞併。

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對這些地區的影響既深遠又出人意料。他的開放和經濟自由化政策無意中助長了民族主義情緒的迅速增長。他對開放的承諾鼓勵波羅的海人民表達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長期不滿，他的經濟改革吸引了希望獲得更大經濟自主權的較富裕的波羅的海國家。

隨著民族主義在波羅的海地區的膨脹，他們爭取獨立的呼聲響徹蘇聯廣袤的大地，並深入到烏克蘭等地區。戈爾巴喬夫的政策與無意中煽動起來的重新抬頭的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複雜的相互作用，重塑了東歐的地緣政治格局，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洶湧澎湃的變革洪流將重塑歷史程序，凸顯戈爾巴喬夫的領導力及其對蘇聯和世界的持久影響所留下的不可磨滅的遺產。

2.公開化政策

戈爾巴喬夫的"格拉諾斯特"（glasnost）政策，即開放政策，仍然是他擔任蘇共zsj期間的顯著特點之一。這與蘇聯時代特有的嚴厲審查和政治壓迫截然不同。這一政策源於這樣一種認識，即社會的發展與思想的自由交流、治理的透明度以及消除審查制度的陰險陰影有著內在聯絡。

蘇聯幾十年來一直壓制討論和不同政見，"格拉斯諾斯"政策在這種幽閉的氛圍中猶如一股清新的空氣。它力圖實現資訊民主化，拆除將知識封閉在黨的專屬走廊裡的壁壘，讓民眾參與到塑造國家未來的集體討論中來。這項政策旨在驅散長期以來籠罩在蘇聯國內事務上的"鐵幕"，為蘇聯注入新的自由和活力。

在"放寬政策"下，一度受到嚴格審查的媒體開始蓬勃發展，報紙開始探究以前的禁忌話題，從政府腐敗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經濟失敗。這一政策為藝術和文學領域注入了活力，作家和藝術家終於可以在不必擔心受到迫害的情況下表達自己的觀點，知識復興由此興起。這是一個新發現的創造力和思想解放的時代，並迅速蔓延到整個蘇聯。

這種開放進一步擴充套件到經濟領域，促進了有關市場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外國投資的對話。這種開放不僅允許經濟學家和學者就經濟問題發表意見，還確保了這些討論滲透到普通公眾中，培養了一種共同參與國家經濟命運的意識。這種參與對於戈爾巴喬夫更廣泛的經濟改革專案（或稱改革）至關重要，因為它試圖在民眾中灌輸一種主人翁意識和責任感。

然而，"格拉斯諾斯政策"就像潘多拉的盒子，釋放出的力量遠遠超出了戈爾巴喬夫的控制。審查控制的放鬆釋放了壓抑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蘇維埃政權長期壓抑的不滿。冰凍政策的這一意外後果標誌著蘇聯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它催化了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和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內部分離主義運動的激增。

透過"格拉斯諾斯特"開放公共領域，對蘇聯社會產生了不可否認的影響。它瓦解了單一、不透明和專制的權力結構，取而代之的是開放、對話和社會參與的文化。然而，為公共領域注入活力的開放力量也動搖了蘇聯的根基，導致其最終解體。正如戈爾巴喬夫變革時代所見證的那樣，這種對立反映了伴隨著社會開放的巨大力量和固有的不確定性。

3.經濟改革

改革"（perestroika）或"結構調整"（restructuring）一詞代表了戈爾巴喬夫對蘇聯經濟體系的變革願景。幾十年來，蘇聯經濟的特點一直是僵化的中央計劃模式，生產、分配和消費的方方面面都由駐紮在莫斯科的官僚說了算。這扼殺了創新、創造力和個人主動性，導致長期效率低下、短缺和缺乏競爭。認識到這些缺陷後，戈爾巴喬夫試圖重塑蘇聯的經濟體系，將權力從中央計劃人員手中轉移到管理人員和工人手中，併為該體系注入市場競爭元素。

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核心是"生產民主化"的概念。這一理念是要放鬆長期以來決定蘇聯經濟格局的官僚主義和專制控制的枷鎖。戈爾巴喬夫賦予管理人員和工人更多的自主權，意在創造一種環境，使決策更能順應和適應當地條件，從而提高生產力和創新能力。管理者不再僅僅是中央計劃機器上的齒輪，他們有望成為充滿活力的領導者，對市場訊號做出反應，最佳化資源，推動創新。

與此同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試圖賦予工人權力，讓他們在工作場所的運作中有更大的發言權。工人集體被賦予選舉管理者的權力，並影響有關工資、工作時間和生產計劃的決策。這些措施有望在工人中產生主人翁意識和動力，從而提高生產率和工作質量。此外，還引入了基於績效的激勵措施，旨在營造一種更具競爭性的氛圍，獎勵那些表現出主動性、創造性和效率的人。

然而，伴隨著這些突破性變革而來的是一系列新的挑戰。從中央計劃經濟向更加以市場為導向的制度過渡充滿了困難。例如，管理人員對新角色準備不足，往往缺乏必要的培訓和經驗，無法做出正確的經濟決策。工人們也因突如其來的變化而迷失方向，那些在舊體制下茁壯成長的人也有牴觸情緒。

此外，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遭到了gcd內部的強烈反對，許多人認為這些改革是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背叛。儘管面臨這些挑戰，戈爾巴喬夫依然堅定不移，他認為只有透過重大的結構改革才能振興蘇聯經濟。

雖然改革的短期結果喜憂參半，但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標誌著與正統共產主義理論的重大背離，併為後蘇聯的未來經濟改革奠定了基礎。改革讓人們看到了另一種經濟模式的希望，但也凸顯了將中央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蘇聯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代表了一個鉅變的時刻，中央計劃的控制被放鬆，取而代之的是權力下放的理念和市場原則。儘管這些改革並非沒有問題，但它們提供了一個更有活力、反應更迅速的經濟體系的願景。改革開放的回聲至今仍清晰可聞，提醒著人們這種深刻的經濟變革所帶來的可能性和危險性。

4.民主化

戈爾巴喬夫對民主化的承諾既深刻又大膽。推動民主化的核心是一個更加多元、透明和順應民意的蘇聯願景。這標誌著與蘇聯傳統治理模式的背離，蘇聯傳統治理模式的特點是一黨壟斷政治話語權。戈爾巴喬夫試圖為蘇聯政治體制注入開放和競爭的氣息，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這種對民主化的推動對gcd本身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一個黨員身份等同於政治權力的體制中，戈爾巴喬夫試圖在gcd內部帶來一種革新意識。他的改革旨在使黨對人民更加負責，在黨內灌輸民主原則意識。

這一程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gcd內引入競爭性選舉。過去，黨的官員由上級領導親自挑選，實際上使黨成為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很少考慮群眾的喜好。戈爾巴喬夫試圖透過引入黨內職位競爭性選舉來改變這種狀況。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想法，因為它實際上將黨員身份從被動隸屬變為主動參與，黨員可以影響領導人的選擇，進而影響黨本身的方向。

但戈爾巴喬夫的願景超越了gcd的範圍。與過去相比，戈爾巴喬夫尋求擴大政治競爭，允許非gcd政黨和候選人參與政治程序。這與過去的正統觀念大相徑庭，為一系列新的聲音和觀點開啟了蘇聯的政治格局。

然而，這些改革努力並非沒有挑戰。引入競爭性選舉和放鬆gcd對權力的控制遭到了黨內保守派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這些變革是對共產主義原則的侮辱。此外，政治多元化和競爭的突然湧入也帶來了大量新的挑戰，包括政治兩極分化的出現、政治話語的支離破碎以及管理日益多樣化和複雜的政治格局的困難。

但是，戈爾巴喬夫仍然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民主化。他的改革代表了蘇聯的新願景--以開放、問責和競爭為標誌。這些改革反映了他的信念，即只有透過這種徹底的變革，蘇聯才能擺脫停滯不前的局面，開闢一條通往進步與繁榮的新道路。

在蘇聯歷史上，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是一個分水嶺。改革標誌著從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向更加多元化和競爭性的政治體制轉變。雖然這些改革帶來了大量挑戰，但也開創了蘇聯政治話語和競爭的新時代--這將對蘇聯未來的發展軌跡產生深遠影響。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努力證明了思想的力量，以及即使在最僵化、最根深蒂固的制度下也有可能發生變革。

5.波羅的海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歷史

民族主義在波羅的海國家的興起，是一場與其歷史背景緊密相連的運動，反映了一個關於身份、獨立和抵抗的精彩故事。這個故事橫跨波羅的海的遼闊版圖，追溯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人民的鬥爭和願望。

波羅的海三國的歷史背景是由反覆入侵、佔領和強烈的自決願望交織而成的織錦。縱觀歷史，這些國家曾目睹德國條頓騎士、瑞典國王、波蘭貴族和俄國沙皇等外國勢力試圖在其土地上樹立權威。每一次入侵和佔領都蘊含著更豐富的民族認同感和反抗意識，播下了民族主義的種子，並在 20世紀開花結果。

在蘇聯時期，波羅的海國家被納入了蘇聯的偉大實驗，但外來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強加導致了民族情緒的激化。波羅的海國家受到俄羅斯化政策的影響，這些政策試圖淡化其獨特的語言、文化和身份。然而，這些政策無意中助長了蘊藏在表面之下的民族主義熱情。強制同化不僅沒有消除他們的獨特身份，反而增強了他們對主權和自由的集體渴望。

當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就任蘇聯領導人並開始實施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議程時，波羅的海國家看到了機會。戈爾巴喬夫的"格拉斯諾斯特"（開放）和"改革"（重組）政策無意中為波羅的海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個表達願望和不滿的平臺。在這些改革的鼓舞下，他們開始堅持自己的身份並要求自治。

1987年至 1991年席捲波羅的海地區的消極抵抗運動"歌唱革命"生動地證明了這些國家中瀰漫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場運動的特點是舉行大規模的和平集會，人們在集會上高唱民歌，這是民族身份和共同歷史的象徵。這種反抗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是對其獨特身份的一種肯定。

波羅的海之路"是一條橫跨三個州、長達 600多公里的人鏈，至今仍是這種民族主義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形式之一。1989年 8月 23日，約 200萬人攜手和平抗議蘇聯統治，彰顯了他們對獨立的共同渴望。這條綿延不斷的人鏈象徵著他們的團結和民族主義夢想的不可分割性。

民族主義在波羅的海國家的興起最終導致了他們的獨立，標誌著他們傳奇歷史新篇章的開始。他們爭取自決和重申民族身份的鬥爭源於幾個世紀的外國統治和文化反抗。隨著這些國家在 21世紀繼續開闢自己的道路，它們的民族主義運動仍然是對其頑強精神的有力提醒，也是對持久自由精神的證明。

6.公開化對波羅的海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格拉斯諾斯特政策"（即開放政策）的浪潮席捲了蘇聯廣袤的土地。然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等波羅的海國家對其影響的感受最為強烈。這一開放政策旨在鼓勵蘇聯內部思想的自由流動和管理的透明化，卻無意中成為波羅的海國家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催化劑。

波羅的海地區在歷史上曾多次遭到外國入侵和佔領，長期以來一直潛藏著民族主義情緒的暗流。蘇聯的強加統治、對本土語言和文化的企圖抹殺以及俄羅斯移民的被迫湧入都在這些國家煽起了反抗的火苗。儘管"格拉斯諾斯特"的初衷是促進蘇聯內部的團結和共同繁榮，但它卻揭開了被埋藏的民族主義的面紗，為民族主義的表達和動員提供了動力。

在"格拉斯諾斯特政策"下，取消了審查制度，允許更多的公開討論，這標誌著波羅的海民族主義者的分水嶺。公開對話的空間成為這些被壓制聲音的舞臺。民族主義領導人利用這一新發現的自由，揭示了迄今為止被蘇聯當局壓制或改寫的蘇聯佔領史。他們開始重新喚起對其獨立歷史的記憶，喚醒對其獨特民族身份和共同鬥爭的集體意識。

此外，"格拉斯諾斯措施"還促進了波羅的海國家獨立新聞媒體的發展。拉脫維亞的《Atmoda》、立陶宛的《Sajudis》以及其他許多報紙都將文字作為調動公眾情緒的有力工具。它們揭露蘇維埃政權的嚴峻現實，傳播主權、民主和文化保護的理想，從而為民族主義言論推波助瀾。

文化表現形式的激增在重振波羅的海民族主義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格拉斯諾斯特政府更加寬鬆的文化政策的推動下，母語、傳統音樂和民間傳說的復興在波羅的海各民族中形成了一種共同的傳統和團結意識。以大規模合唱活動為特徵的"歌唱革命"不僅是這種文化復興的體現，也是和平反抗蘇聯統治的有力象徵。

事實上，雖然"格拉斯諾斯特"的目的是加強蘇聯，但它無意中卻在波羅的海國家播下了蘇聯解體的種子。它有力地推動了波羅的海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最終導致了這些國家的獨立。莫斯科的蘇聯領導人呼籲透明和開放，而在波羅的海國家，這變成了對自由、自治和維護民族特性的呼喚。旨在改革蘇聯的"格拉斯諾斯特"政策反而為波羅的海國家照亮了恢復國家主權的道路。

7.民族主義在蘇聯其他地區的擴散和影響

在巨大的蘇聯內部，民族主義的火焰並不只燃燒在波羅的海國家。從高加索山脈到中亞大草原，民族主義的漣漪盪漾開來，改變了該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重塑了蘇聯的本質。

在高加索崎嶇的地形上，長期被征服的民族特性開始重新出現。例如，在喬治亞共和國，"格拉斯諾斯特政策"被視為一個公開表達對蘇聯統治的不滿的機會，而這些不滿迄今一直受到壓制。在"格拉斯諾斯特"的旗幟下，出版物《Matsne》開始發表關於 1924年喬治亞反抗蘇維埃統治和蘇維埃殘酷報復的報道。這些以前在蘇聯歷史話語中消失或被歪曲的敘述，激起了喬治亞民族意識的高漲和對莫斯科控制的不滿。

同樣，在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由來已久的民族矛盾在"格拉斯諾特"的旗幟下重新煥發了生機。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是兩國之間的爭議問題，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峰。新發現的開放性使雙方的不滿情緒得以凸顯，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並導致了一場激烈而悲慘的民族衝突。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暗流並非是"格拉斯諾斯特"的產物，而是"格拉斯諾斯特"讓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浮出水面。

在高加索之外，中亞各共和國也經歷了民族主義的覺醒。例如，在哈薩克，哈薩克語言和文化重新崛起。內華達-塞米巴拉金斯克"等團體利用"格拉斯諾斯特"提供的空間，開展反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進行核試驗的運動，提高人們對核試驗對當地居民和環境造成的破壞性影響的認識。他們的運動不僅是對環境的抗議，也是哈薩克人反抗莫斯科無視其家園的象徵。

這股民族主義浪潮並不侷限於蘇聯的民族邊緣地區。即使在俄羅斯國內，也開始出現俄羅斯民族主義，以回應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對蘇聯解體和俄羅斯影響力減弱的擔憂助長了這種反應。

因此，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格拉斯諾斯特"和"改革"政策旨在下放權力，創造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卻無意中為被壓抑的民族特性和不滿情緒提供了一個浮出水面的平臺。民族主義曾是蘇聯多元化拼湊中的一股潛在力量，如今卻被推到了政治話語的前沿，引發了連鎖反應，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8.共和國局勢的嚴重性和無法控制民族主義妖精的釋放。

20世紀 80年代末，民族主義在蘇聯各地不斷升級，矛盾的是，這既是各加盟共和國政治和社會危機加深的結果，也是其驅動力。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所賦予的新自由的鼓舞下，民族運動以意想不到的兇猛和頑強洶湧澎湃，向日益陷入困境的蘇聯領導層赤裸裸地展示了意外後果法則。隨著民族主義這隻強大的精靈從瓶子裡被釋放出來，人們很快發現它並不容易控制。

例如，在波羅的海國家，人民陣線利用"格拉斯諾斯特"引發的文化復興，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動員群眾。在 1989年的"波羅的海之路"示威中，約 200萬人組成了一條橫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 600多公里長的人鏈，象徵著民族主義情緒的深度和反抗蘇聯控制的程度。這些運動的膽識和規模給莫斯科帶來了難以克服的挑戰。

在高加索地區，局勢更加岌岌可危。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衝突演變成了種族緊張局勢和政治動盪的混合體。儘管戈爾巴喬夫呼籲團結與和平，但第比利斯和巴庫街頭的戰鬥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蘇聯領導層正在迅速失去對其共和國的控制。

在中亞各共和國，雖然民族主義運動並不一定最終導致公然反抗，但當地文化和語言的悄然復興表明，人們對蘇維埃統治的失望正在加深。這是對克里姆林宮權威的微妙而明確的挑戰，削弱了蘇聯的基本原則。

即使在俄羅斯聯邦內部，俄羅斯族民族主義浪潮的高漲也反映出人們對國家未來的焦慮與日俱增。隨著其他共和國宣揚自己的身份和野心，佔統治地位的俄羅斯民族感到了威脅。這造成了深刻的內部對立，使蘇聯的政治結構更加緊張。

面對這些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蘇聯領導層發現自己處於一個不尷不尬的境地。最初作為漸進式改革推出的"格拉斯諾斯"和"改革"政策，出人意料地點燃了民族主義的野火，現在有可能吞噬整個蘇聯。民族主義的精靈一旦被釋放出來，就證明是不可控制和不可預測的，助長了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的離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