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哈布斯堡帝國的擴張與烏克蘭的併入

在歐洲歷史上,哈布斯堡帝國作為一個重要而強大的強國佔據了顯赫的地位。從 16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哈布斯堡帝國的版圖充分體現了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精明謀略和戰略頭腦。儘管日耳曼人本身並不是帝國的主要人口,但帝國是一個由不同民族組成的集合體,所有民族都圍繞著日耳曼影響的核心。

雖然帝國的核心是以日耳曼人為主,但它也是一個由不同文化和民族組成的充滿活力的馬賽克。這些民族包括波蘭人、捷克人、烏克蘭人、匈牙利人、克羅埃西亞人、猶太人和義大利人。在這一宏偉的統治建築設計中,哈布斯堡帝國對多樣性的寬容和尊重甚至使俄羅斯帝國也黯然失色。這種豐富的文化織錦是由明智的王朝聯姻和軍事征服編織而成的。

18世紀末,隨著歷史程序的展開,哈布斯堡帝國發現自己陷入了波蘭分裂的陰謀之中。在這一重大的地緣政治行動中,曾經引以為豪的波蘭被瓜分,並被當時的三大強國--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瓜分。在奧地利的支援下,哈布斯堡帝國在這些瓜分中獲得了對烏克蘭部分領土的統治權。

1772年是奧地利吞併東加利西亞地區的重要時刻,該地區的主要城市中心是利沃夫市(奧地利人稱其為倫貝格,波蘭語稱其為利沃夫)。1774年,衰弱的奧斯曼帝國向奧地利放棄了對布科維納地區的控制,奧地利隨之獲得了更多的領土。該地區坐落在加利西亞南部山區,其特點是烏克蘭人口密度高,其他民族眾多。

外喀爾巴阡自中世紀以來一直處於匈牙利人的統治之下,是哈布斯堡帝國的一部分,1867年改名為奧匈帝國後併入匈牙利版圖。1795年,波蘭的分裂接近尾聲,奧地利吞併了以波蘭人為主的加利西亞剩餘地區。這次兼併導致西加利西亞(以克拉科夫為中心)和東加利西亞統一為一個省。

在語言方面,講烏克蘭語的居民被稱為"魯塞尼亞人"(Ruthenians),翻譯成英語就是"Rusyns"。俄羅斯帝國的 Rusyns人口構成以農業人口為主,城市居民僅佔總人口的 10%,其餘主要是日耳曼人、猶太人和波蘭人。這個農業社會生活在赤貧之中,只能獲得微薄的耕地,並受到貴族(主要是波蘭貴族)的剝削。

這種貧困和被征服的惡性迴圈進一步加深了該地區的社會經濟鴻溝。波蘭的解體切斷了加利西亞與俄羅斯市場的聯絡,使烏克蘭人聚居的東加利西亞成為哈布斯堡帝國疆域內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烏克蘭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基本上沒有貴族或商人階層。奧地利在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統治主要透過講德語的官員來實現,但當地的波蘭和羅馬尼亞地主仍然擁有很大的傳統權力。商業領域由猶太商人和德國商人主導,基本上禁止烏克蘭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發揮實質性影響。烏克蘭神職人員是被剝奪權力的一個例外,他們是唯一可以稱得上精英的階層。

在烏克蘭西部,這些神職人員大多隸屬於希臘天主教會(東禮天主教會)。儘管他們的生活方式僅比農民高出一籌,而且經常受到波蘭貴族的蔑視,但神職人員與農民保持著緊密的聯絡。教會因此成為烏克蘭社會的一個關鍵機構,從而在這個艱難的時代成為統一和團結的燈塔。

2."奧地利對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統治

在歐洲歷史的舞臺上,哈布斯堡帝國對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征服佔有重要地位。這是一個融合了地緣政治策略、機遇和曾經強大的帝國衰弱的故事。到 18世紀末,奧地利透過參與瓜分波蘭,以及隨後利用奧斯曼帝國日漸衰弱的實力,逐步表達了其領土願望。

奧地利統治東加利西亞的故事始於 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普魯士、俄羅斯和奧地利這三個時代的強國紛紛攻打陷入困境的波蘭,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對波蘭境內的部分烏克蘭領土提出了主權要求。利沃夫市(奧地利人稱為倫貝格,波蘭語稱為利沃夫)成為新吞併的東加利西亞領土的主要城市中心。

1774年,哈布斯堡帝國抓住時機,從衰落的奧斯曼帝國手中吞併了布科維納地區。這個多民族地區的特點是烏克蘭人佔多數,並夾雜著其他不同民族,坐落在加利西亞南部山區,從而成為哈布斯堡王冠上的一顆新明珠。

奧地利對這些地區的統治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影響了這些地區的歷史程序。行政管理主要依靠從帝國中心派遣的德語官員,以確保將這些遙遠的領土納入更廣闊的哈布斯堡領地。

儘管有奧地利官員的存在,但以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為主的當地地主仍設法保留了大部分傳統權力。他們繼續對地方事務施加重大影響,使這些地區延續了數百年的貴族和農民結構。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猶太商人和德語商人繼續佔據主導地位,他們掌握著商業和企業的韁繩。

然而,在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大背景下,烏克蘭人卻發現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了。沒有強大的貴族階級,也沒有自己繁榮的商人社群,烏克蘭人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明顯處於缺席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神職人員是唯一的明燈,他們成為烏克蘭社會結構中一個獨特的決定性因素。

這些神職人員大多隸屬於希臘天主教會或東禮天主教會,在烏克蘭西部社會中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儘管他們的生活條件僅勉強優於農民兄弟,偶爾還受到波蘭貴族的蔑視,但他們與烏克蘭農民保持著緊密的聯絡。這種聯絡加上他們的宗教權威,使教會成為烏克蘭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為烏克蘭社會凝聚的重要機構。

因此,在哈布斯堡帝國的統治大計中,對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獲取和管理不僅說明了一個歐洲強國的擴張野心,也說明了塑造這些地區歷史的複雜的種族、社會和宗教動態。

3."烏克蘭人的社會與經濟情況"

當奧地利統治在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地區翻開新的篇章時,烏克蘭社會的輪廓已經深深地刻在了這片土地上。絕大多數烏克蘭人都是農民,這種格局橫跨廣闊的烏克蘭平原,一直延伸到喀爾巴阡山脈的縫隙中。然而,即使在這種以農村為主的格局中,烏克蘭農民在城市掛毯中仍然明顯缺席。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市地區的居民呈現出驚人的多樣性,主要由德國人、猶太人和波蘭人組成。這些城市居民僅佔烏克蘭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這一資料表明烏克蘭社會主要是農業社會。這種城鄉差別是更廣泛的社會結構的縮影,反映了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烏克蘭土地上普遍存在的經濟差距。

烏克蘭農民不僅是大多數,他們還是嚴酷經濟現實的承擔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陷入赤貧,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可供耕種。貴族(主要是波蘭貴族)的剝削使他們微薄的生活更加拮据,他們從農民的勞動中榨取儘可能多的利益。

他們與世隔絕,生活在偏遠的鄉村,天氣變化無常,歉收往往意味著災難,這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經濟困境。傳統耕作技術的收益並不理想,烏克蘭農民的人均產出僅為奧地利農民的三分之一,這就鮮明地反映了這一事實。糧食短缺和饑荒不是例外,而是常態,這揭示了烏克蘭農民的生活經歷與哈布斯堡帝國更廣泛的繁榮之間的鮮明對比。

波蘭分裂後,這些地區的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波蘭的解體,與俄羅斯市場的聯絡被切斷,這一事件給該地區帶來了重大的經濟後果。加利西亞,尤其是烏克蘭人口集中的東加利西亞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

此前,加利西亞一直受益於與俄羅斯市場的商業交流,但分治切斷了加利西亞的經濟命脈。這種脫節,再加上烏克蘭人已經邊緣化的社會經濟條件,使加利西亞成為哈布斯堡帝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東加利西亞首當其衝地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這反映了烏克蘭農民所處困境的嚴重性。

這一敘述描繪了哈布斯堡統治下的烏克蘭社會的殘酷景象,不僅表現在政治和社會邊緣化方面,還表現在經濟困難方面。在構成哈布斯堡帝國錯綜複雜的馬賽克的不同民族和社會階層中,烏克蘭人民是資源和機會分配不均的鮮明代表,而這一現實在他們為生存而日復一日的掙扎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4."烏克蘭人在哈布斯堡帝國下的政治地位

隨著喀爾巴阡山脈連綿起伏的丘陵逐漸消失在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版圖上,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下,占人口多數的烏克蘭人的政治影響力也逐漸消失。在權力高層中,烏克蘭人明顯缺席,他們的聲音在權力走廊中只是耳語。他們的代表權主要被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地主所取代,儘管主權發生了變化,但他們仍設法抓住了傳統權力的韁繩。

奧地利人派遣講德語的官員監督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管理。這種官僚權力的行使往往忽視了烏克蘭人,儘管他們佔烏克蘭人口的大多數。相反,在社會結構中根深蒂固的波蘭和羅馬尼亞地主繼續行使其傳統權力,保留了他們過去行使的經濟和政治控制。

商業領域同樣沒有烏克蘭人的參與。加利西亞和布科維納的集市被猶太商人和德語商人佔據,形成了明顯的非烏克蘭人商業景觀。這種被排斥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之外的情況確保了烏克蘭人仍然處於帝國權力動態的邊緣,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社會邊緣化。

在這一政治和經濟排斥的織錦中,烏克蘭精英中唯一的一支是神職人員。烏克蘭神職人員主要隸屬於希臘天主教會(又稱東禮天主教會),是烏克蘭人被排除在有影響力的職位之外的唯一例外。

他們的生活與他們所服務的農民一樣,經常是在掙扎中度過的,常常受到波蘭貴族的蔑視。然而,他們在烏克蘭社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透過他們的精神管理,神職人員提供了一種領導方式,成為因貧困和政治邊緣化而支離破碎的社會的粘合劑。

他們與農民的密切聯絡凸顯了他們在烏克蘭社會中的關鍵作用。這些在教堂圍牆內培養起來的紐帶促進了社群意識,而社群意識是烏克蘭人身份認同的核心。儘管面臨社會經濟困難和政治邊緣化,烏克蘭社群仍能在教堂及其神職人員身上找到慰藉和指導,教堂和神職人員已成為他們社會結構的中流砥柱。

然而,神職人員的顯赫地位並沒有轉化為哈布斯堡帝國更廣泛的政治影響力。他們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自己社群的範圍內,他們的聲音幾乎無法傳到遙遠的帝國行政中心的大廳裡。這進一步突出了烏克蘭人在哈布斯堡統治下被邊緣化的主題。

在烏克蘭人被排斥的總體敘事中,有一個事實非常突出--儘管烏克蘭人佔大多數,但他們基本上被排斥在帝國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結構之外。無論是從維也納派遣來的官僚,還是根深蒂固的波蘭和羅馬尼亞地主,烏克蘭人的聲音明顯缺席,他們的利益往往被忽視。這一點,再加上他們的經濟困難,概括了烏克蘭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所面臨的挑戰。

5."烏克蘭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

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廣袤無垠的烏克蘭平原上,出現了一座慰藉和團結的燈塔--教堂。在飽受政治邊緣化和經濟困難蹂躪的烏克蘭社會的中心,教堂堅定地屹立著,成為堅忍不拔和頑強不屈的見證。

烏克蘭神職人員主要隸屬於希臘天主教會或東禮天主教會,他們是哈布斯堡王國中少有的烏克蘭精英階層。然而,他們的地位並不富裕或奢侈。他們更像是他們所服務的農民,首當其衝地承受著哈布斯堡統治下烏克蘭所面臨的社會經濟挑戰。

然而,他們的生活並不富裕,偶爾也會受到波蘭貴族的蔑視,但他們的生活並不令人絕望,反而具有深遠的影響。神職人員是烏克蘭社會的核心,他們的精神管理是動盪的社會政治環境中的希望燈塔。

他們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儘管他們屬於精英階層,但他們的生活方式遠非奢華。他們的收入微薄,與烏克蘭農民有著共同的鬥爭--在哈布斯堡統治下的生存鬥爭。

神職人員與烏克蘭農民之間的紐帶是親密無間的,是對共同艱辛和挑戰的相互理解。神職人員在精神上為農民提供指導和慰藉。在貧困和邊緣化的現實中,他們提供了一種方向感和目標感。

教堂本身就是烏克蘭社會生活的畫布。生活的節奏在教堂神聖的範圍內迴盪。從洗禮到婚禮,從祝福到最後的儀式--教堂無聲地見證著烏克蘭人生活的起起落落。

在更廣泛的社會背景下,教堂不僅僅是一個精神機構。它是一個舉足輕重的社會機構,促進了社群聯絡,推動了文化價值觀和傳統的傳承,併成為烏克蘭身份的象徵。它的影響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塑造了烏克蘭社群的社會結構。

儘管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下生活艱難,但教堂仍然是烏克蘭社群的避難所。它的作用超越了其精神使命,成為社會凝聚力的基石。教堂及其神職人員是抵禦烏克蘭人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挑戰的堡壘,在不確定的生存環境中提供了一種穩定的感覺。

哈布斯堡統治下的烏克蘭神職人員和教會的故事反映了更廣泛的烏克蘭經歷。儘管面臨重重挑戰,但教會是復原力的源泉,培養了烏克蘭人的團結和共同認同感。烏克蘭教會和神職人員以其卑微而深刻的身份,在塑造哈布斯堡統治下烏克蘭人的社會動態和文化特性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