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煬帝的統治下的公元611年至617年間，全國多數區域已被農民起義的風暴所籠罩。起義軍規模不一，數量眾多，總數達百餘支，參與者達百餘萬。這些起義軍分佈於全國各地，北起河北、山東一帶，南至江淮地區，共同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抗隋朝統治的浪潮。其中，載入史冊且可供查證的起義事件就有數十起。
公元611年王薄起義。王薄，山東鄒平人，領導長白山首義，是隋末農民起義的先驅之一。其自稱“知世郎”，並創作了《無向遼東浪死歌》：“長白山前知世郎，純著紅羅綿背襠。長槊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
這首詩歌一經傳唱，便迅速在山東大地如流行歌曲般廣泛傳播。它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刻地表達了當時人民群眾的苦難與思想情感，生動地反映了社會的矛盾和人民的反抗情緒。詩歌不僅表達了對封建統治的強烈不滿和對自由生活的深切渴望，還充分展現了古代農民起義軍的英勇與豪情，因而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
透過這首詩歌，王薄號召受苦受難的農民兄弟拒絕服從隋朝兵役，鼓勵大家參加農民起義軍。直接觸及了民眾的痛點，激發了封建統治之下民眾的反抗情緒，為起義軍提供了廣泛的社會支援，這支起義軍迅速發展到數萬人。
這首招兵宣傳戰歌的出現，也代表著封建社會農民起義軍隊伍的進步，已經知曉宣傳策略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體現了農民起義軍在宣傳策略上的創新，能夠更有效地動員和組織民眾。
王薄率領起義軍轉戰于山東北部沿海一帶，與其他起義軍互相支援，共同抗隋。唐朝建立後，王薄宣佈起義失敗，隨之投降唐朝，被任命為齊州總管，但在武德五年（622年）被潭州刺史李義滿之侄李武意殺害。具體詳情，我們後文再講。
公元613年孟讓起義。孟讓在濟陰(今山東曹縣西北)起兵，稱錄事。“錄事”在古代通常指的是官府中負責記錄、繕寫的小吏，孟讓稱自己的起義為“錄事”可能是一種策略，用以吸引更多的民眾加入起義隊伍，或者是為了在起義中賦予自己某種合法性的象徵。他曾與王薄聯合，佔據長白山（今山東省鄒平縣境內）為據點。
孟讓的起義軍一度發展到十餘萬人，後來又佔據都梁宮（今江蘇盱眙縣東南），都梁宮是隋煬帝於大業元年（公元605年）在盱眙縣都梁山上建造的一座行宮。根據史籍記載，隋煬帝為巡遊江南，見盱眙（今江蘇省淮安市西南部）山水之美，在南山之上築離宮，以“都梁香草”中的“都梁”二字為名。
孟讓後來率眾南下，與隋朝江都郡丞王世充交戰。在與王世充的交戰中孟讓戰敗，被迫向北轉移，後來歸附了瓦崗軍，被任命為總管，封齊國（郡）公。
公元611年張金稱起義。張金稱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起兵，自稱將軍。張金稱起義後，與隋軍進行了多次戰鬥。他一度攻克了多個郡縣，包括黎陽等重要地區，但由於輕敵，最終被隋將楊義臣（楊義臣，本姓尉遲，鮮卑族，代郡武川人，今內蒙古武川縣）擊敗，在逃亡過程中被楊善會（楊善會，字敬仁，今陝西華陰人，是隋朝末年的一位傑出將領）俘獲，並在清河被斬首。他的餘部最終歸附了竇建德起義軍。
公元613年郭方預起義。郭方預在北海(今山東青州市)起兵，自稱盧公。起義之初便迅速聚集了三萬人的起義軍，規模較大，曾攻克北海郡城，但最終被隋將張須陀擊敗。
張須陀，字果（565年～616年12月1日），弘農閿鄉（今河南省靈寶市）人，祖籍南陽郡西鄂縣（今河南省南召縣）。張須陀最初跟隨蜀王楊秀，授儀同三司（指其儀仗和俸祿與三公相同，享受與三公一樣的待遇和儀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種高階官位）。
隋煬帝楊廣即位後，張須陀跟隨大將軍楊素平定叛亂，又拜為開府儀同三司（開府，指以自己的名義自置幕府與幕僚部屬的行為，即有權在自己地盤設定自己的辦公機構）。後轉任齊郡丞（太守的副手，協助太守處理政務），開倉放糧，成為隋朝柱石大臣（同柱石之臣，比喻來源於古代建築中的柱子，用來支撐房屋的結構，因此用來形容那些支撐國家的重要人物），在任齊郡通守（副太守）、河南道討捕黜陟大使期間（道討捕黜陟大使是在隋煬帝時期設立的，當時隋朝面臨著嚴重的農民起義問題，需要強有力的官員來平定叛亂，負責當地軍事和行政事務的重要官員），張須陀率軍平定了多次農民起義，威振東夏。
張須陀是大唐名將秦瓊和羅士信的上級兼老師，兩人在他的麾下效力，很多軍事和戰鬥技巧都是從張須陀身上學到的。張須陀也是歷史上少有的忠臣名將，公元616年，張須陀興兵攻打瓦崗軍，但兵敗戰死。
公元613年郝孝德起義。郝孝德，在平原(今山東省平原縣)聚眾數萬起兵反隋，活動於黃河以北地區。他曾與王薄、孫宣雅等起義部隊聯合，並佔領章丘(今山東章丘北)。後為隋將張須陀所敗，歸附瓦崗軍，會合徐世積，佔黎陽倉，並被封為平原公。
公元613年孫宣雅起義。孫宣雅在起義於豆子航（今山東惠民境），聚眾十萬人，自稱齊王。孫宣雅先後會合了王薄、郝孝德等起義部隊，共同攻打章丘，並與張金稱、高士達起義軍合兵攻破黎陽倉，多次擊敗隋軍，後被隋將張須陀擊敗，其下落不明。
公元613年格謙起義。格謙在豆子岡（今山東惠民縣境）起兵反隋，自稱燕王，這是隋末農民起義中的一次重要事件。起兵後，格謙迅速聚集了十餘萬人的起義軍，自稱燕王，並在隊伍中實行了“等身制”，即將軍和士兵的身份相同，只要有戰功，士兵就可以成為將軍，這一制度使得他的起義軍戰鬥力較強。然而，起義軍最終被隋朝將領楊義臣和王世充所擊敗，格謙也在戰鬥中被殺。
值得一提的是，格謙實行的“等身制”，在當今大城市的現代化公司企業也有采用，是一種具有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管理制度，“等身制”管理制度有助於激發員工的潛力、促進組織發展，增強員工歸屬感和培養多元化人才。
公元613年高開道起義。高開道是格謙的得力將領，其出身鹽戶，因生活困苦而投身起義軍，後憑藉勇猛善戰逐漸嶄露頭角。格謙被殺後，高開道率殘部逃至海邊，重新招兵買馬，攻佔北平、漁陽等地，自稱燕王，建立割據政權。
武德三年（620年），高開道歸降唐朝，被封為蔚州總管、北平郡王，賜姓李氏。但不久後，他再次起兵反叛唐朝，與突厥勾結，侵擾唐朝邊境地區。武德七年（624年），高開道管理層內部生變，被其部將張金樹背叛，最終自殺身亡。
從上述農民起義可以看出，隋煬帝楊廣不是一般的不得民心，而且這些起義軍的規模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雖說隋朝的農民起義數量不是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最多的，但卻是最為集中、持續時間比較長的，有些起義軍甚至跨越了朝代，唐王朝建立後還存在好長時間。
而且這個時期的起義軍首領自開始不是稱王就是稱帝，這是對隋煬帝楊廣的政權表現出的極端不滿和蔑視，可以說隋煬帝的暴政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除了上述影響力較大的起義外，還有一些稱王稱帝的起義軍首領，我們不妨瞭解一下。
劉武周起兵馬邑（今山西朔州），自稱皇帝，後依附突厥，成為隋末北方的一大割據勢力。
林士弘起兵豫章（今江西南昌），自稱楚帝，建立楚國，一度控制了長江中游地區。
劉元進起兵晉安（今福建福州），自稱皇帝，是隋末江南地區的重要起義領袖之一。
朱粲起兵南陽（今河南南陽），自號楚帝，其部隊以殘暴著稱，後為唐朝所滅。
李子通起兵海陵（今江蘇泰州），自號楚王，後投降唐朝，再次反叛被殺。
邵江海起兵岐州（今陝西鳳翔），自號新平王，是隋末關隴地區的一支起義軍。
薛舉起兵金城（今甘肅蘭州），自號西秦霸王，建立了短暫的西秦政權。郭子和起兵榆林（今內蒙古托克托），自號永樂王，後歸附唐朝。
竇建德起兵河間（今河北河間），自號長樂王，是隋末北方重要的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後建立夏國。
汪華起兵新安（今浙江淳安），自號吳王，控制了江南部分地區。
杜伏威起兵淮南（今江蘇揚州一帶），自號吳王，是隋末南方的重要起義領袖之一。
李密起兵鞏縣（今河南鞏義），自號魏公，後建立瓦崗軍，成為隋末最大的農民起義軍之一。
王德仁起兵鄴城（今河北臨漳），自號太公，是隋末河北地區的一支起義軍。左才相起兵齊郡（今山東濟南），自號博山公，是隋末山東地區的一支起義軍。
羅藝起兵幽州（今北京一帶），後歸附唐朝，成為唐朝初期的重要將領。
左難當、馮盎、李義滿等人也在不同的地區起兵反抗隋朝統治，自稱帝王，且有相應的稱號。在這個歷史階段，起義軍首領稱帝事件頻發，這裡不再一一羅列。《隋唐演義》和《大隋興衰四十年》是對隋朝農民軍起義記錄比較詳細的兩本歷史著作，感興趣的讀者朋友們可以找來深入瞭解一下。
因隋煬帝楊廣南巡，不理朝政，統治力量空虛，這些起義軍在同隋軍的作戰中,逐漸從分散走向聯合，形成三支強大的起義軍，即河南的瓦崗軍，河北的竇建德軍，江淮的杜伏威軍。
除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還有許多不成氣候的小股勢力形成了土匪賊寇，在各地劫掠，騷擾民間，給當地百姓帶來了更多的苦難。
而隋煬帝身邊的阿諛奉承之徒，如被稱為楊家奴的王世充、裴矩、宇文述、虞世基、郭衍等人，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卻故意隱瞞各地的揭竿起義之事和戰況，不向隋煬帝報告實情。
正如內史侍郎虞世基，他很瞭解隋煬帝那驕奢淫逸、好大喜功且剛愎自用的性格特點，尤其對有關農民起義的壞訊息更是深惡痛絕。於是，每當有戰線將領或是地方郡縣的官員心急如焚地前來稟報戰況失利並緊急請求支援之時，虞世基總會不動聲色地將這些報告暗中加以壓制或者乾脆大幅削減其中關鍵資訊。
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向隋煬帝進言，輕描淡寫地說道：“啟稟陛下，此等無非是些許雞鳴狗盜之徒罷了，那些郡縣的官吏們已然全力展開追捕行動，相信用不了多久便能將其一舉剿滅乾淨，懇請陛下無需為此勞神費心啊！”
隋煬帝聽後，竟覺得虞世基所言甚是有理，不僅對他的話深信不疑，甚至有時候還會大發雷霆，嚴厲斥責那些如實前來報告軍情的使者，怒斥他們信口胡謅、妖言惑眾。就這樣，由於虞世基的瞞天過海之計屢屢得逞，隋煬帝始終被矇在鼓裡，對於國內日益猖獗的盜賊之亂一無所知。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盜賊勢力愈發壯大，猶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開來。眾多郡縣紛紛淪陷於盜賊之手，百姓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但這一切都未能傳入隋煬帝的耳中。
再說上面我們提到過的隋將楊義臣，智勇雙全、威名遠揚。他率領著精銳之師，與河北地區的數十萬賊兵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戰場上，金戈鐵馬，喊殺聲震耳欲聾。楊義臣身先士卒，指揮若定，麾下將士們更是奮勇殺敵，銳不可當。經過一番激烈鏖戰，最終楊義臣大獲全勝，成功地擊敗了這群窮兇極惡的賊寇，並將其中不少人收歸己用。
隨後，楊義臣派遣驛卒快馬加鞭，將此次輝煌的戰果詳細地上奏給了身在京城的皇帝。隋煬帝得知這個訊息後，不禁大吃一驚，長長地嘆息一聲說道：“朕先前竟然不知這賊勢已然如此嚴重，楊義臣所降服的賊人怎會如此之多啊！”
一旁的大臣虞世基見狀，趕忙上前一步，拱手作揖道：“陛下息怒，雖說這些小賊數量眾多，但終究只是烏合之眾，成不了什麼氣候。然而如今楊義臣大破賊軍之後，手中掌握著重兵，且長期在外統兵作戰，此乃最為不妥之處啊。”
隋煬帝聽了虞世基這番話，心中暗自思忖片刻，覺得甚有道理。他擔心楊義臣擁兵自重，日後可能會生出禍端來。於是當即下令，火速召回楊義臣，同時還下令解散其所屬軍隊。接到聖旨後的楊義臣雖心有不甘，但也只能無奈遵旨行事。就這樣，原本已經被打壓下去的起義軍失去了強大的對手，趁勢又重新崛起，再度變得猖獗起來。
長期逗留在江都的隋煬帝，還在整日沉迷於女色和享樂之中。他建造了豪華的迷樓，廣納吳地之吳娃（指江南美女），專門用來享樂，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醉生夢死，完全不顧國家大事和百姓疾苦。
正如那時船伕的哀唱：“我兄徵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阻隋堤道。方今天下飢，路糧無些校。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菸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出自唐代詩人褚載的《弔古戰道》）。
迷樓是隋煬帝時期所建離宮別館的一部分。離宮別館舊指正宮之外供帝王出巡時居住的宮室，主要用於帝王的遊獵、休閒，同時也是處理政務的政治中心，還涉及宗教、軍事等活動。
到了隋煬帝楊廣這裡，離別公館卻變成了供其極盡享樂之事的地方。樓閣上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柱，互相連屬，迴環四合，曲屋自通。步入迷樓，令人意亂神迷，不知所在。隋煬帝在其中沉迷於享樂，不理政事，滿耳笙歌滿眼花，滿樓珠翠勝吳娃。
迷樓以其錯綜複雜的結構、精美的裝飾和無盡的奢華令人歎為觀止。隋煬帝在這座豪華建築上傾注了無數的心血和財富，試圖透過它來展現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然而，正是這種過度的奢華和放縱，為隋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從建築藝術的角度來看，迷樓無疑是一座傑作。它巧妙地融合了當時的建築技術和藝術理念，展現了古代工匠們的智慧和才華。每一處雕刻、每一幅壁畫都凝聚了無數人的心血，成為了永恆的藝術瑰寶。
然而，迷樓的背後意義卻遠不止於此。它更是隋煬帝個人悲劇的寫照。這座建築見證了他從權力的巔峰跌落至谷底的過程，也見證了他從一個想要勵精圖治的君主淪為暴君的悲劇性轉變。隋煬帝在迷樓中度過了無數個日夜，沉溺於聲色犬馬之中，忽視了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
此外，迷樓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奢靡風氣。在隋煬帝的引領下，整個社會都陷入了一種盲目追求奢華和享樂的氛圍中。唐代詩人李商隱在《隋宮》一詩寫到：“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這種風氣不僅加劇了社會的不公和矛盾，也為隋朝的滅亡埋下了隱患。
迷樓不僅是隋煬帝個人享樂、奢華統治的象徵，也是隋朝奢侈之風的體現，更是他個人悲劇的縮影。它的存在加速了隋朝的滅亡，成為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符號，代表著這個朝代統治者的荒淫無道的終結。可謂是“君不見秦皇愛阿房，死葬驪山側。煬帝愛迷樓，死葬迷樓北。”
值得一提的是，隋煬帝修建的迷樓不僅是一個淫樂場所，其中還懸掛了大量的春宮圖。春宮圖在中國古代有著悠久的歷史，起源於漢朝，最初用於性教育的媒介，後來逐漸演變成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明清時期，春宮畫尤為流行，成為文人雅士欣賞和收藏的物件。
在中國古代，春宮圖最初作為性教育的媒介，用於傳授性知識和技巧。此外，它還常被用作避火圖、護書或嫁妝畫等，反映了古代社會的性文化和風俗。春宮圖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其存在和流傳反映了人類對性、愛情和美的追求，同時也折射出社會、文化和歷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在探討這一主題時，我們應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同時也要遵守社會道德和法律法規，避免不適宜的內容傳播。
迷樓在隋煬帝時期建成後，歷經多次戰火和自然災害，最終毀於大火，有詩云：“迷樓今不見，禾黍遍丘墟。”但迷樓獨特的建築風格和深刻的歷史內涵，成為了後人研究和反思的重要物件。至於迷樓和吳娃，雖然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煬帝的個人生活荒淫無度，但並不能成為導致隋朝滅亡的主要原因。這些因素更多地是加劇了隋朝統治的危機，而非根本原因。
因此，我們應該從更廣泛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角度來審視隋煬帝的滅亡。同時，也要認識到歷史事件的複雜性和多因素性，避免簡單地將歷史事件的真相歸因於單一因素。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銘記歷史，珍惜當下，避免發生迷樓、吳娃之禍端。
時任治書侍御史（負責彈劾的各類案件與事務的官員）韋雲起看到奸臣當道，心中著實為朝廷著急。於是，瞅準時機，在好不容易才湊成的一次早朝上，神情嚴肅地呈上奏摺。
隨後義憤填膺地彈劾道：“皇上，虞世基以及御史大夫裴蘊身負重任，位高權重，掌控著朝內朝外的諸多事務。然而，當四方邊境紛紛傳來緊急軍情時，他們竟然隱匿不報，對朝廷隱瞞實情！事實上，賊人的數量極為龐大，可他們在上呈給陛下的奏章中，刻意裁減相關言辭，輕描淡寫地描述賊人的規模。正因如此，陛下誤信了他們所呈報的虛假資訊，以為賊人數量稀少，於是派遣出征的兵力嚴重不足。這直接導致敵我雙方力量懸殊過大，官軍每次前去征討都以失敗告終。長此以往，不僅官軍屢屢受挫，士氣低落，更讓賊黨的勢力得以日漸滋長蔓延。微臣懇請陛下將世基和裴蘊二人交由相關部門徹查審訊，依法追究其應負之罪責！”
就在此時，大理卿鄭善果站出來上奏反駁道：“韋雲起此舉實乃誣陷朝中名臣，他所說的話毫無根據，純屬子虛烏有。他這般行徑絕非出於對朝政的公正批評，而是妄圖借題發揮，樹立自己的權威，肆意作威作福罷了。”
由於鄭善果的這番言論，最終韋雲起遭到貶謫，官職從治書侍御史被貶為大理司直（負責刑獄案件的審理和監督的官職）。
經此事件，朝廷大臣們皆暗自揣度。大家都是明白人，不少人看出了楊廣此時已聽不得逆耳忠言，更加剛愎自用。楊廣此舉，無疑是堵塞了忠臣進諫之路。那些原本還想著為國為民直言的官員，此刻也紛紛閉緊嘴巴，生怕步了韋雲起的後塵。
隋朝的朝堂之上開始瀰漫著一股腐朽之氣。民間百姓亦有所耳聞，人心惶惶，對朝廷的信任逐漸瓦解。而楊廣對此毫無察覺，依舊花天酒地，驕奢淫逸，終日沉浸在吳娃的溫柔鄉中，依舊我行我素，做出種種勞民傷財之，。
隋朝的統治根基，彷彿一座搖搖欲墜的大廈，只待一場風暴來襲，便會轟然倒塌。那麼，這個末路王朝究竟是在等待誰來拯救，還是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它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被新的勢力所替代？我們下章將繼續接著講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