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紀70年代初，阿富汗政府由於來自主要強國的外援減緩，面臨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企業稅和關稅的徵收雖然與私有經濟的增長速度相當，但來自土地和家畜的稅收下降，部分原因是各省的地主在議會中擁有權力。
儘管外援為阿富汗的現代基礎設施奠定了基礎，但維護這些工程需要技術和資金，而這些資源明顯供應不足。由於接受教育的人口較少，阿富汗在教育和醫療衛生方面一直落後於國際社會。同時，政府部門仍然受到腐敗問題的困擾。
最後，對扎希爾脆弱的改革實踐造成沉重打擊的是1969年至1972年爆發的大範圍饑荒。由於首席顧問、將軍阿卜杜勒·瓦利負責的賑災工作低效和腐敗，導致美國小麥在運輸中浪費，可能導致了數以萬計的人死亡。面對這一災難，政府和議會似乎無法全國範圍內有效動員，主要是因為扎希爾拒絕簽署規範政黨活動的法規，這一點在1964年憲法中可見一斑。憲法所要求的市政和地區選舉從未舉行。
1972年，扎希爾任命了精力充沛的穆薩·沙菲克為首相，這位新首相努力推動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取得進展。然而，前首相達伍德認為現在是恢復個人獨裁統治的最佳時機。於是，1973年7月17日，在扎希爾訪問歐洲期間，達伍德發動政變，宣佈進行共和革命，自己成為阿富汗總統兼首相。達伍德的第二次執政期開始，然而，事實證明這一次掌權比他前十年的執政更加動盪和悲劇化。
129在經歷了1973年幾乎沒有流血的政變之後，穆罕默德·達伍德·汗正式廢除了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國，這在阿富汗的歷史上是第一次。從傳統的觀點來看，這只不過是杜蘭尼王朝內部一系列顛覆活動的最後一次，即一個野心勃勃的堂兄弟代替了另一個，很難說它是一場政治革命。但實際上，在達伍德的主持下，革命派系在規模和影響方面都有驚人的增長。無論這位出身皇家的總統是何種企圖，這些革命派別都決心變革阿富汗文化和社會的各個方面，而且他們很快就有機會大展宏圖。
達伍德透過與中間和左翼兩個敵對勢力的合作，用了至少一年的時間策劃政變。經過蘇聯訓練的年輕軍官實際上完成了對權力的接管，並帶領幾百人的軍隊奪得了喀布林市內的主要據點。很多階層的公眾歡迎新政權的到來，其中包括：軍隊領導人對達伍德建立強大軍隊並在先前任期內贏得蘇聯訓練援助的事一直心存感激；普什圖民族主義者期望民族主義的達伍德能夠復興普什圖尼斯坦運動，或者能與巴基斯坦修改邊界線；改良主義者對達伍德堅決支援戴面紗的可選擇性一事記憶猶新；左翼分子曾經一段時間與這位新總統秘密地共謀大計。
卡爾邁勒（他的父親是一位將軍，與達伍德有著密切的關係）領導的人民民主黨“旗幟派”，由於曾經在軍隊中贏得大量支持者，在這次政變中可能發揮了一定作用。共產主義者曾被扎希爾拒絕承認為合法政黨，故此他們從未停止過煽動反對扎希爾的活動。而此時，他們都指望在這次政變中能夠撈到較多的政治好處。在達伍德的新政府中，少數“旗幟派”支持者被任命為高層領導，而其他更多的被安排在較低的職位。因此，“旗幟派”在政變後的頭一個月開始大範圍地招募新會員。
然而，達伍德並不像共產主義者所期待的那樣言聽計從。不久後，達伍德躲開各地的“旗幟派”年輕官員，在軍隊的關鍵崗位安置了他自己的親信。他還藉口無效率把兩名“左翼”部長從內閣中打發出去，並拒絕了“人民派”打算用其黨內更有能力的骨幹接替空缺位置的提議。著名的反共分子也逐漸被帶進政府。
扎希爾的其他批判者也很快喪失了信心。9月，前首相、中間派改革者穆罕默德·雜湊姆·邁萬德瓦爾（政變發生後自國外歸來）被控告組織陰謀叛亂，一起被捕的還有其他44名政治家和軍官，其中包括扎希爾最後一任改革派首相穆薩·沙菲克。10月，邁萬德瓦爾死於獄中，據說是被折磨致死的。與此同時，“旗幟派”仍然掌管著內政部，使得外界認為受歡迎的領導之所以被蓄意消除，是因為他是人民民主黨潛在的競爭對手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