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在促進20世紀70年代智利的政治變革中起著較為重要的作用。然而促使她們行動的是全國性問題而不是男女平等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有來自不同政黨的傑出婦女領袖擔任議員和部長。1949年婦女第一次獲得選舉權，女性選民從此越來越對選舉結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到1964年總統選舉時，一半選民是婦女。她們比較傾向於中間派和右派政黨的候選人，1970年總統選舉也是這樣。亞歷山德里和托米奇所獲選票半數以上源自女性選民，而阿連德所獲選票中只有41%源自女性選民。三年後的議會選舉中這一傾向更加明顯，人民團結陣線獲得不到40%的女性選民的票，而反對黨則贏得了差不多60%的女性選民的票。
弗雷政府實施“民眾動員”計劃，爭取婦女，特別是工人階級婦女的支援。弗雷政府開辦“母親中心”，對婦女進行教育，幫她們銷售自制工藝品。20世紀60年代，基督教民主黨和其他各黨派均未提出有關社會和性別這樣的重大問題。各政黨均相當注重婦女的家庭作用。人民團結陣線持有同樣的理念，遂竭力透過無償勞動、報刊宣傳和分發食品等方式幫助工人階級婦女。人民團結陣線也沒有否定婦女的傳統作用。
誠如20世紀60，70年代發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那樣，婦女們在政治爭論中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是社會階級、而不是性別。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婦女通常都受過良好教育，僱用女傭操持家務、燒飯做菜、帶孩子、以使自己能夠離家外出幹工作。她們雖然在工作中都遭受著一定程度的性別歧視，但並不打算結成多階級聯盟跟性別歧視作鬥爭，特別是在政治氣候威脅到其階級的生存時更是如此。
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婦女之所以反對人民團結陣線，並不是因為207人民團結陣線沒有向她們的家庭提供豐富的消費品，而是因為人民團結陣線威脅到了她們的工作和財產。她們也以保守的、通常是天主教的觀點反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一些婦女領袖雖然在反對阿連德政權的鬥爭中贏得了聲譽，但她們所關注的僅限於推翻阿連德。
皮諾切特任命了幾位保守的婦女進入了他的政府，以對她們在抗議運動中所取得的戰果表示嘉獎，但一直沒有讓她們擔任關鍵性的決策職務，這些職務是要給男性技術專家的。他政府中最有名望的婦女盧西亞·希里亞特成了他老婆。她主管全國婦女秘書處以及49個不同的慈善團體。
她主管的“母親中心”最重要，全國有1萬多“母親中心”、20多萬成員。其他軍人妻子和中產階級志願者們幫助工人階級婦女操持家務、製作工藝品和銷售農產品。她們宣揚基督教價值觀，反對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名義上說“母親中心”是非政治團體，但各政黨從其成立的那天起就為了各自的政治目標對之加以利用了，軍政權也不例外。
盧西亞·希里亞特發動“母親中心”的婦女們投票支援軍政權籌劃的重要政治活動。皮諾切特1988年面臨公民投票決定去留時，她跟同她一道的志願者們敦促“母親中心”的成員參加投票支援他留任。她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婦女們投給皮諾切特的票略多於男性選民的票，他們大多反對他留任。
工人階級婦女之所以支援皮諾切特，是因為她們不是對阿連德時期的不安全狀況感到害怕、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皮諾切特政權的好處。然而還有許多工人階級婦女的丈夫、子女和親屬被軍政權逮捕受折磨；再者，經濟“休克療法”使家庭成員失業、捱餓。家裡幹活的人還發現新勞工法實際上減少了工資、使工作沒有了保障。
一批新型婦女領袖脫穎而出，她們支援受軍政權迫害的人。1974年被捕、失蹤人員家屬組織成員，幫著尋找被捕的家庭成員。她們組織引人注目的抗議活動。例如，1979年她們用鏈條把自己拴在最高法院大樓的柵欄上。這些婦女中的大多數人從未參加過政治活動，但當她們家庭的完整遭到破壞時，她們成了政治活動積極分子。
1978年，婦女們舉行了第一屆全國婦女大會，與會人數近300。對一個婦女團體說來，1982年經濟危機前這一不太多的與會人數應該算是個大數目了。各社會階級和政治派別的人們突然間失去了工作和財產。這一令人沮喪的形勢引起了有女權運動參與的新一輪抗議運動，1983年8月在國家圖書館前舉行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抗議活動。1983年，婦女們還發起組織了“婦女爭生存運動”，動員了一萬名婦女齊聚考波利坎體育場反對軍政權的政策。
1980年公民投票透過的憲法明文規定：1988年之前將不進行任何選舉活動；1988年舉行公民投票決定皮諾切特是否將再執政八年。1980年，經濟在高速發展，反對黨又被鎮壓了下去，很少有人懷疑政府會改變這一時間表。接著發生了1982年的經濟危機，這時就連那些最最狂熱地支援軍政權的人也對其執政能力提出了懷疑。軍政權對公民權的漠視已引起了基督教民主黨和左派的強烈抗議，而這會兒國家的財政困難又引起了右派的抗議。
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由於擔心左派再次上臺禍害私有財產，預設了軍人統治。然而1982年的經濟危機就像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時期那樣使許多人失去了財產。莊園主們曾在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時期保衛自家土地免遭農民佔據，而這會兒銀行則取消了他們贖取所抵押的土地的權利。他們原本對軍政權心懷感激，而這會兒則感到上當受騙了。他們責怪芝加哥信徒們的信貸政策，這一政策使他們在財務方面比智利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脆弱。
支援軍政權的人越來越少，反對黨遂開始舉行抗議活動，很快就贏得了人們的支援。反對黨的領袖們決定每個月11日為“抗議日”，舉行民眾集會抗議軍隊奪取政權。6月11日的抗議集會聲勢浩大，媒體據此推斷下個月的抗議集會可能會迫使皮諾切特辭職。7月11日的抗議活動規模宏大，使皮諾切特感到要調整一下他的內閣班子了，但他並未被嚇倒。
8月11日，他動手回擊，將全副武裝的部隊調至許多城市，並下令向不滿的遊行示威者們開槍。軍隊在聖地亞哥打死許多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向日後想參加抗議活動的人傳遞了一則令人驚恐的資訊。皮諾切特除採取直接衝突外，還放話嚇唬中產階級分子，讓他們不要同左派結盟。這一-兩手策略產生了短期效果，抗議運動勢頭減弱，皮諾切特趁機穩定經濟。
他還力圖分化反對黨，任命前民族主義黨參議員塞爾希奧·奧諾弗雷·哈爾帕為內政部長。哈爾帕使軍政權有了點文官氣息，還會使民主聯盟的支持者們牢記他曾領導過反人民團結陣線的集會遊行。與此同時，盧西亞·希里亞特及其他的將軍太太們到工人聚居區開展爭取支援軍政權的活動。
羅納德·里根第二屆任期內，華盛頓產生了一種無形的、然而較為堅定的反皮諾切特情緒。里根在批評了吉米·卡特的人權政策、捍衛了自己對獨裁政權的支援後，思想大轉變，認為防禦共產主義的最佳手段是民主、而不是獨裁。他認識到可以很好地利用人權運動和自由公開的選舉解決古巴政權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諾主義政權。
里根在阿根廷軍隊攻打馬爾維納斯（福克蘭）群島後又再次考慮了支援軍政權問題。時至1985年，南美洲只剩下巴拉圭軍政權和智利軍政權了。對公民意識強的智利人說來，這一狀況實在不光彩。而對美國說來，更為重要的是恢復了民主的南美各國政府不是中間派掌權就是保守派掌權。對20世紀60、70年代左派民主的恐懼已然消退。鑑於政治思想上的這一重大變化，皮諾切特成了美國政策的累贅，不再具有價值。因此，里根政府轉而支援贊成民主的黨派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