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後，《更為密切的經濟關係》作為保守的馬爾登政府具有積極意義的主要遺產而熠熠生輝。雙向貿易擴大了百分之五百。悄無聲息地達成的這個協定證明是一個巨大的成功，並得到了空前統一的勞動市場的幫助。資本市場的情形也一樣。
澳大利亞成為了紐西蘭最大的貿易伙伴，而紐西蘭則是澳大利亞的第五大市場，而且重要的是，它還是澳大利亞商業的第一個出口市場。在經濟方面，兩國迅速地一體化，而其方式會讓19世紀90年代的政治領導人大吃一驚。
任何一次購物之行都展示了這一點；在兩個國家裡，無論是買服裝、傢俱還是食品，使用的都是澳大利亞的金融機構。到21世紀初，兩個經濟體一體化及團結的程度是如此密切，以至於紐西蘭和新南威爾士的經濟前進步伐都彼此一致。
結果，“更為密切的經濟關係”被作為世界上最全面、有效和相互相容的自由貿易協定而受到稱讚。這和任何僅僅將馬爾登時代與大政府聯絡在一起的分析都是相悖的。“更為密切的經濟關係”通常不是和馬爾登主義——它是管制的同義詞，是對民主與獨裁嘲諷性地濫用——聯絡在一起的；但它卻是和馬爾登主義一脈相承的。
繼馬爾登主義之後，與經濟自由化試驗聯絡在一起的一攬子觀念、領導人和制度最終以“羅傑經濟學”而為人們所知。各項改革被冠以第四屆工黨政府——它在1984年7月的臨時選舉中重新執政-—財政部長羅傑·道格拉斯的名字。熱衷於結束保守秩序統治的新一代決策者組成了“紐西蘭歷史上大概最激進的政府”；它也是教養程度最高的一屆政府，其中，律師佔據了支配地位。
多位部長才三十多歲，而且，領導階層也才四十出頭。新首相戴維·蘭格是一位“複雜而有才華的人”，他喜歡印度和開心遊樂場，他以其睿智、俏皮話和人文精神而讓公眾感到欣喜。蘭格在許多人的輔助下進行運作，而他的忠實追隨者、在政府出資援建的私有房屋中長大成人的道格拉斯在意識形態方面卻是熱情而毫不妥協的。擺脫了馬爾登，新政府活力四射，而人們也對它寄託了極大的希望。
危機的氛圍為蘭格內閣發起一連串的經濟改革創造了機會。寬泛地講，羅傑經濟學的改革家們相信，“偷工減料建立起來的經濟結構”需要被當作“緊急事項”來“大力調整”。更為迫切的是，在臨時選舉前後，紐西蘭維繫新元的費用高昂。
持續危機的形像來自於馬爾登本人，他在電視上用含糊不清的講話（似乎喝多了）來宣佈選舉；在選舉後，他又不顧即將上臺之政府的建議，拒絕新元貶值。這違背了憲法的傳統。因此，貨幣危機產生了憲法危機，從而強化了這樣一些信念：他輕率地將國家拋入到了經濟混亂之中。
貶值危機及其對這個國家政治穩定聲譽的威脅為即將採取的改革形式提供了理由，但卻沒有決定其形式。羅傑經濟學革命的長期性理由包括：經濟成就相對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平均水平的下滑，大規模的收支逆差，猖獗的通貨膨脹，昂貴的超級計劃，過度的管制，“好高騖遠的專案”，以及總體上對不斷變化之現實的不適應。
據說團體政治已經為據悉正毒害著資本主義的所有問題——諸如進口和資本控制、強大的工會、龐大的國營部門以及進行再分配的福利國家——所感染。新自由派的改革家指出，由於馬爾登的不妥協，紐西蘭仍然沒有適應英國對帝國的拋棄；並且，紐西蘭必須立即趕上世界其餘地區。解救方法在於自由市場。
羅傑經濟學曾被比作“閃電戰”，因為改革進行得如此迅速和廣泛，並不乏十字軍式的熱誠。蘭格的內閣為危機感和他們“大膽”的政策方向所團結起來，他們吟唱著這樣一個座右銘：“我們將做正確的事”。20年之後，那屆內閣中的部長堅持認為他們做了“正確的事情”。
這引起了哲學方面的問題，因為，假定你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暗示了對正確性的確信：存在著正確的道路和錯誤的道路；不贊同你的人是錯誤的，以當代的宣傳標語來說就是“別無選擇”。然而，正如澳大利亞的例子表明的那樣，總是存在著選擇。
為尋求變化，內閣、財政部和儲備銀行中核心層的改革家推翻了國家發展的澳大利亞模式——而這一模式是他們的先輩為應對90年前相似的全球力量而創造出來的——並代之以英國和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正統觀念。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財政部和儲備銀行的顧問們已經做出的思考。
在經過“長期的離經叛道”後，改革家們決心讓國家回覆到這種正統觀念上來，並舉出了從旨在保護黃油的1908年“人造黃油法案”到馬爾登對“經濟穩定法案”的利用等的荒唐。而且，改革家們有意讓革命不可逆轉。這種對歷史的拒絕成為了“歷史的終結”在地方之表現的標誌。自由市場的思想忍受不了一組源自歷史的“國家試驗”的競爭。
相反，一組新的試驗將以真正的開拓精神來取代它們的位置，並且，勞動者的樂園將退出歷史舞臺，作為昔日的妥協，防止市場沉浮的社會保護遭到了遺棄。開拓性的傳統所需要的不亞於此。
儘管工黨成員和公眾都知道變化是必要的；但擬議中的變化方式卻引起了負責有關國會事務的工黨與內閣的思想鬥爭。一些人認為，“變化成為了目的而非手段”。對道格拉斯來說，他並不希望去諮詢其核心圈子之外的人士，因為他相信那種諮詢將阻礙他目標的實現。他在財政部的顧問也具有同樣的思想傾向，因為政府就“提議中的經濟改革是否代表著前進的恰當道路”缺乏一致。
綜合性的改革方案接受了全球化。信徒們可以將羅傑經濟學作為又一個“紐西蘭試驗”，甚至是“偉大的試驗”而加以兜售，因為向自由主義的轉向是如此的激烈和突然。由於紐西蘭面積狹小而與世隔絕，它便為結構性改革提供了理想的現場試驗。此外，20世紀晚期，能夠透過各項改革的議會僅有一院，這讓試驗條件更為有利。
連續性並非僅僅停留在言辭之上；大洋洲的民主社會試驗室再次創造出了進步的自由“國家試驗”大廈來控制全球性力量。只是新型別的國家試驗急切而毫無顧忌地接受了全球化，並拋棄了老式的試驗。與它們相聯絡（無論多麼短暫）的傳統偶像和集體記憶則被納入不正常的、過時而毫無價值的東西的範疇。
市場的代表並非工人，而是消費者。他們被給予了大量可供選擇的誘人商品，這包括：中國製作的服裝、日本生產的汽車。工人成為了可供交換的商品。金融資本超過了工業資本，權力轉移到能夠獲得國際融資的人們和機構手中。債務應該賦予權力而不是帶來羞恥的觀念表明了價值觀念的變化。結構調整與全球聯絡的變化直接相關。失業以及經濟結構由工業向服務和資訊科技的轉變同樣有助於解決昔日的妥協。自此之後，新自由主義者努力讓經濟暴露在外部的衝擊之中，以便使它更加具有適應能力和活力。
因此，從1984年起，紐西蘭經歷了“理論驅動的革命”，它源於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右派哲學，其中包括（但卻不限於）彌爾頓·弗裡 德曼和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公共抉擇和代理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頗具策略地安置在內閣、財政部和儲備銀行的一小群個體精英引入了這些變化，而這些變化則得到了200家最大公司執行長組成的商業圓桌會議的支援。
在這個圈子內，道格拉斯先與財政部一起工作，之後才將各種思想傳達給他的財政部副部長、律師理查德·普瑞貝爾和戴維·凱吉爾，接著才向蘭格和他的副手傑弗裡·帕默傳達。然後，這個團體再說服內閣。核心集團的領袖們及他們的朋友們都曾是美國的畢業生。他們為自己奇特國家的狹小和狹隘而侷促不安，他們回到國內，渴望將紐西蘭拉進到全球村中。
然而，當地的情況使得紐西蘭人經歷的變化較其他地方更加迅捷、廣泛，也更接近於理論上的純潔性。最初的經濟改革引入了金融自由化。繼澳大利亞之後，紐西蘭實行匯率浮動，解除了對銀行業的管制，並廢除了兌換與價格控制。
它拆除了貿易壁壘，取消進口許可，而農民則突然面臨農業補貼的取消。它以通貨膨脹為物件，讓儲備銀行負責將通脹率維持在零到百分之二之間，而這成為1989年“儲備銀行法案”的要求（從1996年起，上限為百分之三）。
接著實行了稅收改革，以便擴大課稅基礎：在兩年之中（在1986年），工黨對所有國內開支（除金融服務外）徵收百分之十的貨物與服務稅，之後，在1989年，又將其提高至百分之十二點五。邊際所得稅稅率降低了：到1988年，最高稅率從百分之六十六下滑到百分之三十三。政府對國家退休金也徵收附加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