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最後30年見證了殖民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劇烈的決裂。本章將對經濟、防務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革命進行回顧。這些革命改變了這個小國與世界發生聯絡的方式，動搖了政治形勢並促使其進入新的格局，而且還嚴重地擾亂了殖民社會。
紐西蘭人發現他們自己因魚缸換水而氣喘吁吁，發現他們的生活方式遭到了連續的打擊併發生了變化。突然之間——並非不可避免——政府推翻了曾經是他們顯著特徵的那些制度。似乎在一夜之間，每個人都生活在了另一個國度之中。
在蕭條和戰爭中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感受到了“非殖民化的創傷”，對他們來說，大不列顛認同與忠誠曾經是重要的。假如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們受過良好教育，同時又沒有在公眾機構供職的話，他們就不會受到這種創傷的折磨；而且，在1973年，生育高峰期後期出生的人們尚在學校之中。
從啟示論的角度來看，英國轉向歐洲是與拋棄大洋洲殖民地的思想相重疊的。以瀰漫著陽剛之氣的體育和政治領域中同伴之誼的語言來說，不僅遊戲規則，而且遊戲本身都發生了變化。這個團隊不再需要工人和農場主（程度更輕微一些），特別是養羊的農場主。世界經濟結構已經從農業和製造業占主導地位轉變為戰後對服務行業的強調。技術的變化創造出新的職業，並使老式的、不需要技能的工作過時了。
適合於工人階級的傳統工作消失了，這產生了男性就業水平低的新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殖民契約就沒有地位了。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紐西蘭用一系列嶄新的試驗——它們由受到反文化和學生激進主義影響的領導人設計——來面對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這些新型的、朝氣蓬勃的領導人接受了全球化。全球化可以定義為“整個世界經濟中各種聯絡不斷深化和變化的程序”以及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延伸。此處的重心是經濟整合而非重新煥發活力的文化聯絡，那將在第十章得到討論。
三件讓人不安的事件標誌著因英國的擁抱而帶來的“黃金季節的終結”，並預示著全球環境的變化將導致一系列極端的反應。對一個已經滿足於向英國餐桌提供食品的民族來說，1973年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最具有象徵意義。另一個事件就是固定匯率被普遍拋棄，在此之後，紐西蘭元和一籃子貨幣“掛起鉤來”。當中東的石油生產國組成壟斷集團並大幅度地提高價格時，第一次“石油危機”便造成了第三次劇烈的變化。儘管第一次石油危機（1979年出現了第二次）事實上並不持久，但它卻導致了收支平衡的劇烈動盪，造成了全國情緒的低落。
與此同時，警鐘不斷敲響：紐西蘭的經濟表現和生活水平已經滑落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平均水平之下。正如該世紀早期健康統計資料所遇到的情況一樣，在一個全球性的排行榜中不光彩的位置是與自然的豐饒這樣一種民族自我形象相沖突的。隨著全球對紐西蘭初級產品需求的減少，到1980年，它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前5名滑落到第19名。
尤其讓人煩惱的是其實際平均收入相對於澳大利亞的下降。讓經濟災難更為深重的是，失業率的不斷上漲與高通脹——它在1976年飛昇至百分之十八——罕見的並存讓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困惑不已。像大部分國家一樣，紐西蘭不得不調整其經濟，並試圖控制海外債務。這個國家痛苦地從英國的農場變身為太平洋地區及之外——特別是亞洲和澳大利亞——的出口商。
實際上，如果說這一程序到20世紀80年代尚沒有被納入到民族型別和神話之中的話，那它卻已經固定了下來。輸往英國、澳大利亞和其它地方的出口產品比例的潛在趨勢表明，自二戰以來，出口市場和產品多元化一直在穩步前進。20世紀下半葉期間，作為紐西蘭主要貿易伙伴的英國日漸衰退的這一潛在趨勢十分惹人注目。1973年前後，變化的速度短暫地加快，但接著在20世紀70年代剩餘的時間及20世紀80年代裡便慢了下來，這表明一個長期的程序在發揮作用。
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自治領制度的終結以及對英國再次依附的終結，1973年成為民族生活關鍵時刻的標誌。對這一變化的“誤診”——因短視而沒有將這一變化視為國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致使後來的政府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了下去。然而，用以支撐這種觀點的經濟證據，卻並不支援這種詮釋。
常識表明，1973年以及1984年（在第四屆工黨政府領導下立即進行全球化的年度）是紐西蘭歷史中的主要轉折點。這兩年都是出現戲劇性變化的時刻。在當時，全球和區域壓力讓國內政治陷入混亂之中。而且，這兩年都暴露出瞭如何處置面積和偏遠的潛在困境。
20世紀80年代早期和90年代，紐西蘭和澳大利亞都經歷了迅速而廣泛的經濟自由化，這與中歐不無相同之處。紐西蘭提供了更為極端的例子，因為它的改革更為迅速，而且範圍也更廣。此外，紐西蘭的改革發生在通常與“大政府”聯絡在一起的年代之後。因此，必須考察從管制轉向放松管制的傾向，並留心：導致某種政策變化後果的並非是診斷，而是觀念的政治程序、領導和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