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晚期，家族紐帶、文化和政策轉移、貿易、旅行和通訊等將大洋洲聯絡在一起。在19世紀60年代，一位名叫查爾斯·赫斯特豪斯的前殖民者提議建立一個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各殖民地的聯邦，一個事實上的大洋洲共和國，當然，他將澳大利亞西部（這裡重新引入了罪犯）排除在外。
他推論說，這些地區土地、礦藏和農業資源的“深厚自然財富”將為英國貨幣市場上的信貸業務提供更好的保障。到1890年，大洋洲已經開始指稱澳大利亞各殖民地、紐西蘭、斐濟、“和任何其他大洋洲內的英國殖民地或領地”。
在1890年墨爾本大洋洲聯邦會議及1891年悉尼聯邦大會上，紐西蘭代表、主張實行畜牧主義的政治家威廉•拉塞爾上尉將該殖民地描繪為“大洋洲相當遙遠的一個部分”，從而在“大洋洲更為遙遠的殖民地”和“澳大利亞殖民地本身”之間進行了區分。拉塞爾的最大問題在於，大洋洲是否應該以英國在南太平洋的勢力範圍這樣的身份而組成聯邦。
是大洋洲而非澳大利亞預示著一個紐西蘭可以歸屬於其中的共同體，也正是大洋洲為毛利人和白種人相互依存的特殊性質提供了空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紐西蘭戰爭強化了人們對更好的種族關係的信念。在1891年，拉塞爾再次強調“土著不動產所有權”問題處於“非常嚴峻的時期”，白種人一毛利人關係“極端重要”。
紐西蘭人思考的不僅僅是與澳大利亞人間“親緣關係的深紅色紐帶”（帝國血緣紐帶）；政治家們仔細掂量著氣候和環境對英國種族關係發展所造成的影響，並別出心裁地推想成為英國人會意味著什麼。拉塞爾告訴澳大利亞人說，紐西蘭有可能發展出“一種不同的民族型別”。
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並不互相排斥；它們常常處於平衡狀態,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事實上，帝國主義可以顯示為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也可以顯示為帝國主義，二者的特性並非是涇渭分明的。1905年，理查德·傑布提出了“殖民地民族主義”這個有點似是而非的名稱。
對傑布而言，“帝國的靈魂”“並非只有一一個，而是兩個”；一個是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和紐西蘭日漸覺醒的愛國主義，另外一個則是英帝國傳播文明的“終身使命”。紐西蘭的許多人都贊同他們國家的命運取決於“土生白人”土生白人是殖民者用以指稱他們自己的名稱，而毛利人則被他們用來稱呼土著居民。
緊隨澳大利亞白人之後，紐西蘭白人在尋求他們的認同的過程中逐漸開始內向，他們將自己的目標投向了原野一叢林一與未來，這種未來更多地是由陸地而非環繞的海洋所塑造的。許多人為隨後大洋洲的“解體”所做的解釋都將其歸結為1890年前後文化、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發生的劇烈變動。
19世紀80年代，經濟泡沫破滅了。殖民地是否在1885年至1895年陷入了“長期蕭條”的問題是有待加以討論，因為“蕭條”一詞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而且經濟學家認為實際上的收入達到了一個穩定的水平，而不是在下降。
因此，相比於他們此前的經歷，他們覺得自己生活條件變得更差了。歷史學家之所以強調其是“大蕭條”，原因在於其對人們所產生的影響：失業，家庭不和，小孩衣衫襤樓，女工受人剝削，經濟全面崩潰、地產市場猛然下降，為期十年的信貸危機，頻頻發生的破現象產，政府的不穩定等等。
他們指出了新出現的階段矛盾，以及因舊世界的痛疾——例如，服裝工業中婦女和兒童的艱辛——在新世界的出現而引起的道德恐慌，這促使皇家委員會在1890年出臺了一個報告。在勞動者的樂園中，一位精明遠慮的丈夫和父親將承擔起養家餬口的責任。理想的社會難道已經傾覆了嗎？移民的希望和神話難道僅僅是錯覺而已？
19世紀80、90年代的紐西蘭和澳大利亞與20世紀80、90年代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有諸多相似之處：金融機構表現欠佳、大商人紛紛破產、政客捲入投機活動，而政府內部事務的情況也大致如此。“私人借貸的瘋狂”凸顯了銀行透支借款而帶來的問題，其中，銀行經營著自己的借款開發專案，而這恰好與殖民地政府所進行的開發專案相類似。
在這樣一些情況之下，英國資金的急劇減少——倫敦借貸的枯竭———給環塔斯曼地區的金融結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正如倫敦的借貸對19世紀70年代的繁榮起到了加油打氣的作用一樣，英國信貸的萎縮則進一步加劇了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經濟的蕭條。借貸枯竭並非僅僅因為外部原因，即：倫敦的金融家因殖民地獲利的下降而感到驚恐。
在19世紀80年代，紐西蘭的投資機會並不比塔斯曼海對岸更具吸引力，但那裡的投資同樣也迅速枯竭。教訓便是發展需得產生足夠多的出口收入，如若不然，倫敦就會加緊其對經濟生活的控制。
雖然奧克蘭較達尼丁和克賴斯特徹奇更晚經歷艱難時刻，地方及中央政府大規模的公共開支、毫無前途的商業冒險以及過度的房屋建築成為了各個主要城鎮的特徵。在19世紀80年代早期，奧克蘭郊區建築出現了繁榮，不過到了1886年，則出現了2000幢無人居住的房屋。
低利貸款和房地產投機打倒了當地商界中的許多人。它可能同樣也傷害了滿懷熱望的郊區居民，他們為抵押借款所苦，其夢想家園卻無法出售。
時局的艱難，再加上英國人所樹立的榜樣，促進了環塔斯曼勞工運動中非熟練工人“新工會主義”的發展，這一運動主要出現在與出口相聯絡的行業之中，參與者主要是海員、碼頭工人、剪毛工人、煤礦工人及裁減女工。到1890年，各地勞工運動中一共出現了200個工會，並擁有63000名成員。
工會和船主都發展起了各自的大洋洲聯合會，海員和煤礦工人則組成了“海運理事會”，該機構在1889年成為“澳大利亞海運理事會”的隸屬機構。位於達尼丁的“聯合汽船公司”成為了海員和煤礦工人的主要敵人，因為它壟斷著紐西蘭的煤礦產業及環塔斯曼的船運業。
僅僅是建立工會的行為便被僱主認為是攻擊性行為。就勞工運動而言，重要的是讓工會獲得承認，因為非熟練人員很容易就給取代了。新工會主義堅持要求獲得某種形式的社會公民地位——“只僱用會員”，以反對堅持“訂約自由”的僱主所主張的市場自由主義。
在經濟蕭條的背景下，矛盾的不斷加深引發了海員罷工，這次罷工發生在1890年9月，它由悉尼蔓延而來，至少有5萬名澳大利亞工人及8000名紐西蘭工人都參與其中。
海員罷工並沒導致有關方面出面進行仲裁，不過，罷工還是讓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到了這種觀念之上。蕭條和衝突引起的各種危機共同促使人們對整個建國計劃進行重新思考，從而推動了重新規劃政府各種職能的計劃，其中，政府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居間調停殖民者的新社會和全球壓力間的緊張關係。
正如我們已經觀察到的一樣，與世隔絕及領土狹小的狀況迫使各級政府積極發揮自己的作用，它們決定了殖民地的條件，併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企業型國家的出現預示著一種新的國家發展模式即將出現。一系列的社會試驗與經濟結構的調整相伴發生。
當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尋求在英國市場上的優勢地位以便應對危機之際，在尋求出路走出困境的過程中，紐西蘭因冷凍技術的發展而得到了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