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文化習性”一直都為環境主義或“自然的神聖不可侵犯”留有空間，毛利人的情況也不例外。20世紀80年代，在解決伊維要求賠償其因英國殖民化而在過去受到的損失的過程中，懷唐伊特種法庭暗示，毛利人較白種人更重視生態問題，而且他們因為這種觀念而遭受了極大痛苦。
唐加塔環努瓦人將自己視為環境的一部分，他們既不支配環境，也不征服環境；他們是環境的守護者，他們將自己所託管的資源當作後代的財富。他們必須像對待祖先的饋贈那樣守衛和保護土地、湖泊、河流和海洋。1985年，特種法庭描述道：
儘管有種意見認為，毛利人在抵達奧特亞羅瓦後數代才開始充分重視環境，但似乎同樣清楚的是，毛利人隨身帶來了關於環境的魔法一宗教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讓他們樂於保護地球上的自然資源。
特種法庭的裁決曾被引入毛利人是如何使用海洋和陸地的規章中;人們被告知，當地部族是如何教導尊重海洋，以致毛利人將海洋視為農場；而白種人則與此正好相反，他們將垃圾扔進大海里面。為了生存，這裡的人們不得不保護自然資源。
儘管懷唐伊特種法庭也承認，很多物種在歐洲人到來之前便因為過度使用或意外事故而滅絕了，但它卻斷定，與1840年以來環境變化所導致的物種滅絕程度相比較而言，物種因此而滅絕的程度是微不足道的。
生態學家丟擲了一種不同的觀點。他們不是將最初的波利尼西亞移居者描繪為環境保護主義者，而是將他們描繪為充分利用豐饒大自然的典型人類；在這些最初的波利尼西亞移居者加強食物生產之前，他們消滅了恐鳥這一不能飛翔的大鳥，大批捕殺海洋中的動物。
例如，在提姆·弗蘭納裡的大洋洲生態史中，人類便是以“未來的進食者”而進入其活動區域的。就“人類是如何劫掠自己的生存環境及其中的植物和動物，而他們最終又如何與其實現了和諧”問題來講，後來對紐西蘭的殖民為此提供了一個研究案例。
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在當地至少生活了6萬年，因此，相對於那些與土地和生態系統實現了和諧的人類來說，澳大利亞則提供了一個反面的教材。在此種詮釋中，紐西蘭最初的定居者是些“優秀的劫掠者”，他們捕捉恐鳥和海豹，因為這種方式需要付出的努力最少，但卻可以得到巨大的回報。其特徵就是，人們對環境進行了攻擊。
同樣，進化生物學家將歐亞大陸對全球的支配歸咎於有利於技術進步的環境。在全球的歷史中，“槍炮、細菌和鋼鐵”取得了勝利。在紐西蘭，各種環境變數決定了人們能夠繼續過農耕生活或“狩獵一採集”的生活，並保持尚武的習性。而其他的環境則將塑造一種不同的前途；例如，因為受寒冷天氣的制約，從庫克海峽遷徙至查塔姆群島的人們則只能侷限於“狩獵一採集”的生活。
古生物學家斷定，“紐西蘭的鳥類因包括人在內的哺乳類掠食動物的進入而遭到大量捕殺。”在人類抵達之後，在冰川期一間冰川期的迴圈中倖存下來的生態系統消失於“地質學意義上的瞬間”。在2000年的時間裡，導致當地動物群落滅絕的主要中介是紐西蘭生態系統中外來的12種食肉物種，以及將這些物種帶到此地的人
類。產自於庫克群島和社會群島的太平洋鼠類首先來到此地，1000年後接踵而來的是波利尼西亞遷徙者和他們的狗，其餘的動物則是在庫克船長到達後前來的。雖然歐洲人帶來了大多數動物捕食者，然而，在此之前，毛利人便已造成了大多數當地動物的滅絕。
因此，就食肉動物是如何成為各島嶼上物種滅絕的中介問題而言，紐西蘭的例子便提供了一種模式。在歐洲殖民之前，來自太平洋的老鼠以不能飛行的小鳥——它們在人類存在的情況下也能不受干擾地進行演化——和鳥蛋為食，而在開初，習慣以鳥為食的唐加塔環努瓦人就已經吃光了包括恐鳥在內的大型鳥類。
此種研究有趣的一個方面在於，太平洋老鼠只可能是透過波利尼西亞來訪者的途徑才到達了此地的。以動物為中心的歷史有可能將首次造訪紐西蘭的人抵達該地的時間追溯到差不多2000年前，而這便強化了有關先於波利尼西亞遷徙者前來的早期水手的神話。
這同樣也將估計中波利尼西亞遷徙者抵達的時間正好提早到公元1300年之前；對老鼠DNA的研究同樣也證實了人類是在不止一次的旅行中抵達這裡的。
雖然考古學家同意生物學家關於後來移居的看法。但由於尚沒有諸如“記錄在案”的關於任何鳥類滅絕的確鑿證據，他們卻還沒有接受這樣的觀點，即：在可以加以證實的波利尼西亞人殖民之前的1000年，老鼠便和早期的造訪者一起登陸紐西蘭。
意見的不統一部分地是因為方法問題而產生的。生物學家以動物的行為作模型，他們認為考古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早期人類食物和住所的痕跡可能會因為海岸線的變動而被埋葬於泥沙之下，或者遭到侵蝕，甚至是被沖刷掉了。而另一方面，考古學家則以尋找糞堆為突破口，他們認為，捕食者一獵物的模式過於簡單，因為它們不能解釋支配著尋找食物供給的文化系統的複雜性。
學者們普遍同意，最初的移居者應該對恐鳥的滅絕負主要責任。在他們最初移居的60至120年中，恐鳥就因他們的過度捕殺和對棲息地的破壞而滅絕了。
1300年後，人類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就焚燬了百分之四十的森林植被；在歐洲人來臨之後，地理景觀再次發生改變。與澳大利亞的情形不同，奧特亞羅瓦的森林無法抵禦火災的侵害，而天氣變化也同樣可能導致森林面積的減少。
人類採用以放火而侵入森林的方式來捕捉恐鳥，儘管蕨類植物和草叢因此而生長茂密，這卻造成了森林面積的減少，森林覆蓋的土地也因此而受到侵蝕。這種情況在南島東部特別嚴重，這裡一度廣袤無垠的森林已被叢生的雜草地取代了。
在北方，農耕者燒荒的山火改變了整個地理景觀，致使蕨類植物和灌木取代了森林植被。當然，這也為收穫蕨莖和種植“庫馬拉”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隨著時間的流逝，氣候變得越發惡劣。最初的人們將定居點侷限在海岸的少數幾個地區，這很可能就是因大風和惡劣天氣之故。
考古遺址的模式表明，人們最初被吸引至北島南部和南島東部這樣一些背風地區。這些地區地勢開闊，獵物巨大，而且覓食也更為容易。
然而，一旦人類造成的環境變化迫使人們進行適應時，定居地便開始向迎風面進行移動，17世紀更為涼爽的氣溫強化了這種變化。持續的遷徙逆轉了這種趨勢，後來的遷徙主要是進入背風地帶，先是進入霍克斯灣和懷拉拉帕，接著又來到惠靈頓甚至是穿過海峽進入南島。大約在 16世紀後期，一些納提馬莫人就開始在南島定居。
此後不久，納提卡谷古努人也搬遷進入懷拉拉帕，這促使其他族的人們紛紛穿越庫克海峽而前往南島。大約在此時，這裡的人們普遍感到了土地和資源所承受的壓力。在經過幾次遷徙之後，納塔胡人在19世紀合併為南島的一個部族，並藉此抗擊來自北方的威脅。當歐洲人到來之際，這些遷徙活動仍然在繼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