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弗蘭克斯頓，這個安靜的住宅區突然變得比午夜場的驚悚片還要刺激。先是有人發現自已家被“不速之客”造訪，衣物慘遭“五馬分屍”，接著又有一位女士宣稱自已成了神秘窺視者的“眼中釘”。
但要說最讓人背脊發涼的，還得是特里西亞和姐姐唐娜那晚的驚魂時刻。
特里西亞和她的姐姐唐娜、姐夫萊斯，三口之家住在一間溫馨的三室小窩。時間跳轉到1993年2月的一個夜晚，約莫十一點，萊斯送完外賣，和唐娜攜手回家，一開門，一股“血腥瑪麗”的味道就熱情地迎接了他們。
循著這股不祥的氣息，他們來到了廚房，眼前景象堪比恐怖電影現場：牆面和地板上，血跡像是抽象藝術作品，家裡的貓咪成了犧牲品，肚子敞開著，一隻眼珠瞪得像要彈出來，另一隻眼珠卻不知所蹤，而那些被撕成比基尼秀場海報的照片散落一地，讓恐怖氣氛升級。
浴室裡，剛問世不久的小貓咪，靜靜地躺在血泊中，小生命就這樣凋零，整個浴室被血色淹沒，連馬桶都未能倖免，像是被血染的海洋包圍。
其他房間也好不到哪兒去，碗櫃碎了一地，照片被刺穿，衣物被撕成時尚界的“最新潮流”。回到客廳，驚悚片的高潮來了，電視牆上的血字“唐娜，你的日子到頭了”彷彿在發出最後通牒，旁邊的鏡子上，剃鬚膏寫下的“唐娜和羅賓”更是讓人一頭霧水。
唐娜當場嚇得腿軟，她對這個“羅賓”毫無頭緒，對發生的一切茫然無措。她顫抖著手撥打妹妹特里西亞的電話，確認妹妹安全後，一家人如同逃離鬼屋般，連夜收拾細軟，從此再也沒有回頭。這場現實版的“恐怖夜”，成了他們永遠不願提及的噩夢。
6月12日，星期六，這一天的弗蘭克斯頓，陽光明媚的勞埃德公園卻成了恐怖故事的開場。一位女士的遺體赫然出現在公園，場面堪比驚悚電影。她上半身裸露，脖子上纏繞著自已的內衣，幾乎快要與身體分離，而胸前的六道深溝彷彿是惡魔的簽名。腹部更是被刻上了詭異的十字架圖案，上下左右，刀刀精準，令人不忍直視。臉部的傷痕更是觸目驚心，鼻子腫脹變形，明顯是遭受了極度的虐待。
法醫們加班加點，很快就確認了這位不幸的靈魂是18歲的大學生伊麗莎白·史蒂文，前一天她還活蹦亂跳，如今卻成了冰冷的屍體。她的叔叔前一天報警說她失蹤了，沒想到噩耗來得這麼快。
詭異的是，雖然現場一片狼藉，宛如經典的犯罪現場，但法醫卻表示，伊麗莎白並未遭受性侵犯。這讓警察叔叔們一頭霧水，這劇本不按常理出牌啊！
深入調查伊麗莎白的社交圈，警方發現這姑娘人緣不錯，沒有樹敵，基本排除了仇殺的動機。他們推測，兇手可能是個隨機作案的傢伙，本想來個“臨時約會”，結果遇到伊麗莎白的激烈反抗，一時衝動鑄成大錯。
於是，警方在伊麗莎白最後現身的車站擺出了她的肖像模型，希望能勾起路人甲乙丙丁的記憶，找到那個可能見過她的關鍵證人。
同時，警察們也當起了社群的“敲門磚”，挨家挨戶地詢問勞埃德公園周圍的居民，試圖捕捉到一絲絲不尋常的蛛絲馬跡。然而，儘管他們敲得手指都要起泡了，卻一無所獲，彷彿那晚的勞埃德公園被施了隱身魔法，一切平靜得過分。
7月8日，陽光剛收起它最後一抹餘暉，41歲的銀行女俠羅薩·托特，結束了一天的金融戰鬥，踏上了回家的征途。不幸的是，命運給她安排了一位不請自來的“護花使者”。這位“騎士”尾隨羅薩至一處隱蔽的角落，突然間，一手捂嘴，一手持不明硬物抵住她腦門，彷彿在說：“噓，我們來玩個安靜的遊戲。”
“別出聲，否則你懂的。”男子低語，企圖將羅薩拖入一旁的灌木王國。但羅薩豈是池中之物，她瞬間開啟“生存模式”，用盡洪荒之力掰開那雙罪惡之手，還附贈了一口“愛的印記”，瞅準時機，一腳飛踹，隨即上演了一場現代版“赤足狂奔”。幸運女神眷顧，一輛恰逢其時的車成了她的“諾亞方舟”。
安全抵達警局，羅薩氣喘未定，迅速報案。警察叔叔們火速響應，趕到現場，卻只見風過林梢，兇手早已無影無蹤。
羅薩的英勇自救，讓人忍不住點贊，要知道，若是少一分堅韌，她的故事可能就變成了另一個悲劇的副本。
然而，夜幕之下，命運的車輪未曾停歇。就在同一天，另一位主角的悲劇悄然上演。
22歲的新手媽媽黛博拉·弗利姆，寶寶才出生12天，本應享受母愛氾濫的甜蜜時光，卻因一罐奶粉踏上了不歸路。超市之行，成了她人生最後的軌跡。
四日後，黛博拉在一片農田被發現，生命定格在了24刀的殘酷現實中，窒息的陰影籠罩著她，同樣，她也未遭性侵，留下一連串未解之謎。
警方的思維導圖上，新的線條開始連線。連環殺手的世界裡，女性往往是首選目標，若非財，必是色。但這位兇手，似乎對傳統劇本不屑一顧，他的選擇，透露出對女性的深仇大恨，同時，拒絕執行“標準程式”，這背後，或許隱藏著他複雜的內心戲，讓人不禁揣測，他的性取向，或許是個未解之謎。
經過一番抽絲剝繭，偵探們發現，黛博拉生前和任何人都沒結過樑子，和伊麗莎白一樣，除了同在弗蘭克斯頓這片土地上呼吸，她倆就像兩條平行線，毫無交集。這讓警方頭大，兇手似乎在玩“隨機抽取幸運觀眾”的遊戲，報復社會的意味濃厚，讓人捉摸不透。
這樣的案子，偵破難度堪比大海撈針，兇手不按套路出牌，受害者沒個特定模樣，警方手裡的線索寥寥，只知道有個“隱形人”在暗處磨刀霍霍，耐心等待下一輪“遊戲”開場。
說來也怪，或許是地廣人稀給了犯罪分子天然的屏障，澳大利亞的連環殺手比其他國家少得可憐。但“弗蘭克斯頓殺手”的橫空出世，愣是把這片寧靜之地變成了恐怖片現場。
一時間，弗蘭克斯頓的夜晚靜得可怕，女士們晚上都不敢踏出家門半步，街道上安靜得能聽見樹葉落地的聲音。房價就像坐上了滑梯，一路向下，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都變成了“弗蘭克斯頓的神秘殺手，見人就砍”的都市傳說。
鄰居看鄰居，都像是戴上了嫌疑人的眼鏡，整個城市籠罩在一片“疑鄰盜斧”的氛圍中。
為了安撫民心，警方急中生智，開設了“防狼自救小課堂”，教女士們如何用高跟鞋和包包變成“女漢子”，在危機時刻上演自救大戲。
可這波操作還沒捂熱，警方的擔憂就變成了現實。
7月30日，太陽還沒完全收工，17歲的娜塔莉·羅素，騎著她的腳踏車，哼著小曲，穿越公園，踏上回家的快樂旅程。然而，命運給她開了個黑色玩笑，8小時後，她的身影再次出現時，已成了一場悲傷的發現——她的腳踏車靜靜地陪伴在她身邊，而她，卻成了殘酷悲劇的主角。娜塔莉遭受的傷害，比前兩位不幸的女士更加慘烈，她的臉頰和頸項被無情地刺傷，喉嚨近乎被割斷，生命以一種難以言喻的方式被粗暴地打斷。
然而，即便如此，兇手依然保留了他那讓人不解的習慣——對受害者沒有實施性侵。
這次，兇手似乎是按照他的“經典劇本”進行，尾隨，折磨，然後用刀鋒或繩索結束生命。但百密一疏，他留下了一枚小小的“簽名”——一塊帶血的面板殘片，粘在娜塔莉身上。經確認，這面板不屬於娜塔莉，顯然是兇手在搏鬥中留下的“自畫像”。這下，警方手中的DNA證據就像一把無形的鎖，配上兇手手上那與之匹配的傷口，足以將他牢牢鎖定在法庭的聚光燈下。
而另一邊，一名巡邏警察的報告讓案件的拼圖又多了一塊關鍵碎片。當天下午，他在案發地點附近偶遇了一輛沒有車牌的黃色豐田花冠，時間點正好吻合娜塔莉遇害的估計時間。警察上前檢視，車內空無一人，但機智的他記下了車架號。無獨有偶，一名敬業的郵差也提供了一條線索，稱在案發前看到一輛行駛中的黃色豐田花冠，駕駛員似乎在玩“低調隱身”，座椅壓得低到不能再低，生怕被人認出。警方迅速串聯起這些線索，發現這輛神秘的車在之前的案件現場也曾低調亮相。
三起案件，同一輛車，這背後的聯絡，顯然不是簡單的“緣分”二字可以解釋的。
話說警方順著車架號這條線索，像偵探小說裡那樣，一路追蹤到了豐田花冠的主人——保羅·查爾斯·德尼爾，一個21歲的小夥子，聽起來挺青春陽光的，但咱們的故事可不走尋常路。
下午三點半剛過，警察叔叔們決定給德尼爾家的電話來個“午後果汁”電話，結果只聽到了電話那頭的寂寞忙音。於是乎，他們親自上門拜訪，敲門聲咚咚響，卻好似敲在了空氣上，無人回應。不過，機智的警察們在門縫裡塞了張紙條，內容大概就是：“親，家裡有人記得call我們哦，社群大調查，人人有責嘛！”
五點一刻，電話終於響了，是德尼爾的女友打來的，警察蜀黍們演技上線，編織了一個“甜蜜的謊言”，告訴她這只是普通的社群抽樣調查，他們倆幸運地中獎了，哦不，是被抽中了。
緊接著，就像電影裡的高潮部分，一群特警神不知鬼不覺地包圍了德尼爾的小窩，幾個領頭的警察按響了門鈴，而開門的正是咱們的男主角——一臉懵圈的德尼爾。
德尼爾看到這麼多警察來“做調查”，心裡那個驚訝，臉上卻寫著：“哎呀，這是什麼大場面，我只是個小老百姓啊！”當然，他還是客氣地邀請警察們進屋坐坐。
門一關，劇情急轉直下，德尼爾就被警察叔叔們“溫柔”地請上了“專屬座位”。警察直奔主題，問起了那輛沒牌的黃色豐田花冠，德尼爾倒是坦蕩蕩，承認車是他的。
眼尖的警察還發現了德尼爾手上的傷口，特別是那個缺了一小塊皮的地方，和案發現場的證據完美匹配，簡直像是定製的。
面對警察的追問，德尼爾開始編故事，說車半路罷工了，他只好棄車接女友去了。至於傷口，他說是修車時的“工傷”。
警察們可不吃這套，他們心裡已經給德尼爾掛上了“嫌疑人”的標籤。
接下來，德尼爾被請進了警局的VIP包間——審訊室，面對鏡頭，他依舊在演無辜，說自已跟兇案唯一的聯絡就是報紙上的新聞。
警察丟擲了DNA這張王牌，告訴德尼爾，科學不會說謊。
“你們有兇手的DNA？”德尼爾故作驚訝。
“沒錯，現場留下了兇手的面板。”警察淡定回答。
“結果啥時候出來？”德尼爾追問。
“很快。”
德尼爾聽完，沉默了片刻，然後抬頭，彷彿豁出去了：“好吧，我承認，是我乾的。”
這就是“弗蘭克斯頓殺手”的故事開端。
咱們的主人公德尼爾，1972年的春天出生於悉尼，英國移民家庭的六分之一，排行老三。據說，他小時候腦袋瓜子受過一擊，成了家人茶餘飯後的笑料，每次他乾點離譜的事，大家都會調侃：“都是小時候那一下惹的禍！”
撞頭？這難道是解釋他那些詭異行徑的萬能理由嗎？比如，用小刀給妹妹的玩具熊來個“斷頭秀”，或者導演一場家庭寵物小貓的“弔唁會”，再比如，把鄰居家的羊變成“解剖學教學標本”？這邏輯，恐怕連童話裡的巫婆聽了都要搖頭。
從小，德尼爾就是孩子堆裡的“異類”。當別的小夥伴沉迷於遊戲和滑板的快樂星球時，他卻醉心於自制刀具，收藏各類“削鐵如泥”的寶貝。學校對他來說，就像一座孤島，他成了那個永遠的獨行俠。更尷尬的是，青春期的激素似乎特別關照他，讓他在同齡人中顯得格外“龐大”，活脫脫一個校園裡的“巨人國來客”。
12歲那年，德尼爾就和警察來了個“初次邂逅”，因為偷車被口頭警告。兩個月後，他又上演了一出“狼來了”的真人版，再次和警察叔叔“親密接觸”。15歲，他更是因為一樁令人咋舌的事件被起訴——強迫同學上演了一場“公開獨奏會”。這成長軌跡，簡直比過山車還刺激。
時間滑到1992年，也就是他動手前的最後彩排，20歲的德尼爾在超市遇到了愛情，物件是莎倫·約翰遜，兩人都在那兒打工。但好景不長，德尼爾因一次手推車“誤傷事件”被超市“勸退”。隨後，他搬去和莎倫開始了同居生活，而他們的鄰居，恰好就是特雷西亞和唐娜姐妹倆。
這段時間，德尼爾的行為越發離譜，情緒像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失業接踵而至，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怨氣。閒暇之餘，他成了電影發燒友，尤其鍾愛那部《繼父》，裡面的殺人鏡頭，他看得比複習課本還認真。
對德尼爾而言，走上那條不歸路，似乎只是時間問題，就像一場早已預定好的“成人禮”。
8月1日凌晨四點，弗蘭克斯頓殺手德尼爾在被捕後，開始像播放老電影一樣，緩緩回放他的“犯罪實錄”。
第一幕：伊麗莎白篇
“7月11日，黃昏時分，雨幕如織，我躲在公園，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找個人，隨便誰都行，來完成我的‘儀式’。嘿，命運真是有趣，一個女孩從公交車上下來，就這麼走進了我的‘劇本’。你說，是她的不幸，還是我的‘幸運’呢？”
“我跟在她身後，像影子一樣，雨聲成了最佳的掩護。在那條孤寂的小路上，我用盡畢生演技，一手鐵棍偽裝的‘槍’，讓她乖乖跟我走，她還以為自已在演《人質》呢。”
“我們溜達到了灌木叢的隱蔽角落，我用‘槍’輕輕提醒她，別動，安靜。她緊張得像只小鹿，我還記得她請求去半山腰方便，我就順水推舟。那一刻，我明白，‘演出’即將達到高潮。”
“我用盡全力，像擰溼毛巾一樣掐住她的脖子，她倒下了。但你知道嗎，人有時候就是這麼頑強，她居然又醒了過來。於是，我的‘道具刀’上場了，那刀，用得我手都酸了，她終於不動了。我得確保她是真的去了另一個世界，所以，又來了一段‘踩踏舞’。最後，我把她安置在了水溝旁，佈置成了犯罪現場的開篇。”
警方聽得直冒冷汗，忍不住追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德尼爾的回答簡單直接，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就是想，就像有人偷走了我的生活，我也想體驗一下偷走別人的感覺。”
他敘述這一切時，冷靜得像是在講睡前故事，連刀柄斷裂的細節都描述得如此雲淡風輕，讓在場的警察幾度怒火中燒，卻又不得不忍耐，因為他們深知，德尼爾是解開這場恐怖拼圖的唯一鑰匙。
7月8號，那天我像往常一樣，在車站守株待兔，一個女士從人流中脫穎而出，成了我“劇本”裡的新角色。我按照老套路，悄悄跟上，準備上演我的“驚悚大片”。但這位女士可不好惹，一口下去，我手差點成了漢堡肉餅，疼得我直跳腳。她藉機逃跑，我緊追不捨，馬路上空蕩蕩的，簡直是天助我也。我追上她，上演了“別說話，小心腦袋搬家”的經典臺詞。
警察叔叔好奇地問：“你打算怎麼安排她的‘劇情’呢？”我聳聳肩，輕鬆回答：“沒啥特別的，就是想帶她去個安靜角落，然後，嗯，你知道的。”
接下來是第二幕，黛博拉的篇章。
黛博拉逃跑之後，我轉戰Kananook站，那地兒，晚上比月球還安靜。我搭上了一趟隨機巴士，直覺告訴我，那裡會有新故事。果不其然，一位媽媽出現了，帶著她的車和購物任務。我像忍者一樣潛入車後座，完美隱藏。等她回來，車一發動，我的表演時刻就到了。我從暗處現身，用棍子做了個“安靜”的手勢，她乖乖聽話。
警察問我在車裡發現了啥，我告訴他們，後座有個兒童座椅，顯然，我遇到了一位超級媽媽。但這沒讓我猶豫，戲還得繼續。
我指揮她開車到了我的“私人劇場”，威脅她，讓她別想唱獨角戲。然後，我像變魔術一樣，繩子從天而降，她好奇地伸手觸控，結果，就成了我手裡的“活結”。幾分鐘後，她安靜了。我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對著她比劃了幾下，她開始發出和上一位“女主角”一樣的聲音，那是一種讓人難忘的咕嚕聲。完事後，我突發奇想，想看看裡面的世界，於是，我用刀做了一次“外科手術”。完事我還得清理現場，樹枝、藏刀、處理證據，我可是專業的。
警察又問：“為啥選她？”我攤手，重複了一遍：“沒什麼特別原因，就是想來一場即興演出。”
時間軸跳躍到德尼爾坦白後的第十二個時辰，他緩緩揭開娜塔莉案件的神秘面紗，讓原本已有些疲憊的警察瞬間脊椎發涼，彷彿喝了一杯冰鎮咖啡，清醒又戰慄。
“這出戏，我可是預謀已久，劇本我都寫好了。目標是在腳踏車道上捕獲一名青春少女，帶她穿越馬路，進入保護區，完成我的‘藝術創作’。前一天，我就去現場做了佈置，把那隔離帶整得跟迷宮似的，每個洞都精心測量，剛好能讓一個人貓著腰溜過去。”
“到了那天下午，兩點三刻，我的黃色豐田花冠就像個獵手，靜候在路邊。沒多久，穿著藍色校服的娜塔莉騎著她的‘風火輪’出現了。我尾隨其後，就像一場精心策劃的追逐遊戲。在第二個洞口，我出手了，一招‘背後突襲’，一手捂嘴，一手持刀，我們就這樣鑽進了我的秘密花園。”
“她像只小野貓，拼命反抗，估計那時候我手上的傷口就是這麼來的。我告訴她，別動，否則就給她開個‘紅領巾’。她求饒，甚至提出交易，說願意給錢，甚至，嗯，你懂的。我當時就想，這姑娘的劇本怎麼和我不在一個頻道上？”
德尼爾說到這兒，衝警察無奈地搖搖頭，彷彿在說，這劇情也太狗血了吧。
“我讓她跪下，刀尖在她眼前跳舞，順便在她臉上留下了幾道‘紀念品’。她哭著問我想要什麼，我告訴她，‘我要你安靜。’我用繩子去完成我的‘沉默計劃’，結果繩子質量不咋地，斷了。她又開始掙扎，我只好動了真格，一刀下去，開啟了她生命的倒計時。我還記得，我伸手進去，那一刻，我感覺自已像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
警察聽得頭皮發麻，忍不住問：“這究竟是為什麼？”
德尼爾抬起手，像在重現當時的場景，彷彿在展示一場奇特的魔術表演。
“你知道自已在幹什麼嗎？”警察追問。
“我只是想讓她安靜下來。她越來越虛弱，我乾脆給她來了個徹底的‘解脫’，一刀下去，乾淨利落，幾乎讓她和這個世界說了永別。”
“動機呢？”警察不死心。
“和之前一樣，純粹的衝動。離開前，我踢了踢她，確認她不會再有動靜。回到車邊，發現交警在附近，我趕緊把手藏好，裝作沒事人一樣溜了。”
整個講述過程中，德尼爾的表情比撲克臉還淡定，只有在談及娜塔莉的“提議”時，他的嘴角閃過一抹輕蔑，彷彿在說，這種“低俗”提議是對他的侮辱。在他扭曲的邏輯裡，娜塔莉的行為成為了他採用更極端手段的“正當”理由，而實際上，娜塔莉不過是出於求生的本能。
在弗蘭克斯頓的寧靜街道上，流傳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傳說。這個傳說圍繞著一位名叫德尼爾的奇特男子，他的眼中似乎永遠燃燒著不為人知的怒火。
某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德尼爾在昏暗的酒吧角落，用沙啞的聲音向一群好奇的酒客講述了他的“戰績”——三起令人髮指的謀殺案，以及他如何誤入歧途，成為了這個小鎮的噩夢。
“那天下午，我手握尖刀，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殺死唐娜。”德尼爾的眼中閃爍著瘋狂的光芒，“我從窗戶悄悄爬進她的家，卻發現她不在家。於是，我順手解決了她那隻無辜的貓，算是給她一個小小的警告。”
酒客們聽得目瞪口呆，紛紛追問德尼爾為何要走上這條不歸路。他深吸一口煙，緩緩吐出煙霧，彷彿在釋放內心的壓抑。
“我恨她們。”他簡單地回答道。
“恨誰？”有人不解地問。
“所有的女人。”德尼爾的聲音裡充滿了怨恨。
“所有的女人？”眾人驚呼。
德尼爾卻彷彿陷入了自已的世界，繼續講述著他對女性的憎恨和仇視。然而，在這個充滿仇恨的世界裡，卻有一個例外——他的女朋友莎倫。
“莎倫和她們不一樣。”德尼爾的眼神突然變得溫柔起來，“她是我生命中的光，我永遠不會傷害她。”
然而，這個世界並沒有因為德尼爾的瘋狂而停止運轉。1993年12月15日，德尼爾被正式起訴，他的罪行震驚了整個弗蘭克斯頓。在法庭上，他坦然承認了自已的罪行，卻試圖用童年的不幸和哥哥的性虐待來為自已開脫。
負責診斷他精神狀況的醫生卻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的真實面目：“他是一個無藥可救的虐待狂，一旦快感消失就會再次殺人。”
最終，陪審團一致認定德尼爾罪大惡極，判處他三項終身監禁，永遠不得假釋。這個結果讓受害人的家屬們稍感慰藉，但他們知道，這並不能完全平息他們心中的悲痛和憤怒。
德尼爾的故事成為了弗蘭克斯頓永遠的傷痛和警示。而那個曾經瘋狂地憎恨所有女人的男子，也將在監獄中度過他漫長而孤獨的後半生。
2004年，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大衛·德尼爾坐在自家客廳裡，眉頭緊鎖地拆開了一封來自遠方的信。信紙上熟悉的字跡讓他心頭一緊——這是他的弟弟，那位此刻正關在巴旺監獄的囚犯寫來的。
“這傢伙怎麼知道我新單位的地址？”大衛無奈地嘟囔著，“我可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
信上的內容讓大衛更是哭笑不得：“哥，別好奇我怎麼知道的。對於過去在法庭上說的那些事，我道歉，那是我撒的謊，我如今的處境跟你沒關係。”
大衛嘆了口氣，把信往桌上一扔，心想：“這弟弟，在監獄裡還能搞出這麼多花樣。”
巴旺監獄的負責人聽說此事後，淡定地表示：“犯人雖然沒網，但總有其他途徑知道些事。寄信是他們的權利，除非家屬明確表示拒絕。”
“但我們會加強信件審查，確保不再給受害人家屬帶來傷害。”典獄長補充道。
大衛回想起1992年，那時弟弟威脅說要殺了他們一家。他和妻子嚇得逃到國外，直到去年弟弟被捕，他們才敢搬回澳大利亞。
“這傢伙要是死了，我也不會難過。”大衛憤憤地說。
而德尼爾這邊，卻是另一番景象。
在獄中，他居然開始模仿女性的打扮，還嚷嚷著要改名保拉·德尼爾。他給哥哥的信上，也署上了這個女性化的名字。可惜，監獄方面沒答應他的請求。
“要改名？沒門！我們得確保出獄後你能被警方盯緊。”監獄工作人員說道。
德尼爾不死心，又提出要政府出錢給他做變性手術。他嚷嚷著：“我要像女人一樣被對待！”
可惜，澳大利亞人民可沒這閒錢和閒心去滿足一個罪犯的無理要求。法庭上，他的請求也被否決了。
就這樣，德尼爾只能繼續以男人的身份，在男性監獄裡服刑。也許在夜深人靜時，他會想起自已曾經的狂妄和現在的無奈，然後苦笑一聲：“看來，我對女性的感覺，真不是恨那麼簡單啊。”
至於大衛，他收到那封信後，只是搖了搖頭，繼續過自已的日子。畢竟，跟一個瘋子較勁，沒什麼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