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獲取完全公民權和毛利人對毛利事務的領導權的驅動力促使“毛利戰時努力組織”在1942年成立，它被安排進入協調全國範圍內徵兵、食品生產和勞動的部族委員會。在一些地區，如果沒有該委員會的幫助，冷凍工作和奶製品工廠就無法運作。一旦毛利營的軍官回到國內，他們的經歷和希望再加上“毛利戰時努力組織”的成功促使人們想象：該組織將如何能夠演變成為在部族領導之下進行戰後重建的和平機構。然而，事實表明，在戰爭期間執行如此有效的毛利自治僅僅在這個時期才是如此。
戰爭也為婦女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冒險，但它幾乎沒有改變宣稱婦女的位置在家中的性別限定。與1914年的情況一樣，婦女們自願從事各種愛國工作，從事針織，為軍人打包裹，加入急救隊，充當司機。75000多名婦女報名參加了“婦女戰時服役後備人員”，該組織由愛格妮思·班尼特博士和珍妮特·弗雷澤建立，目的是為了對“從事戰爭工作的少女”進行協調和指導。
一項主要的工作就是進行食品生產：志願者們照管著家庭園地中一行行的蔬菜；在公園和校園周圍，她們為草坪鬆土。2700名“種地姑娘”在農場中工作，這讓婦女們從事的農業工作顯而易見。太平洋戰爭最終促使當局同意婦女穿上軍裝進行服役。從1942年起，武裝部隊的女性後備人員超過了1萬人戰爭同樣要求女性勞動力數量的短期增長。
事實上，在新加坡失陷之後，婦女們受到徵募以彌補勞動力的短缺。在整個戰爭期間，沒有年幼小孩的婦女步入了食品和服裝製造行業、醫院、政府機構、銀行、郵電、鐵路與電車等領域。她們充當文書助理和電車女郎，並大膽地穿起了長褲。然而，長褲並不表示受到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已經瓦解：婦女在獲取報酬的勞動力中的出現是暫時的，而且處於依附地位。
長褲是戰時取代長襪的節約措施；女學生穿的短襪也是如此。隨著服裝改造和回收利用以及無蛋薄餅食譜的流行，蕭條時期“湊合著用”的風氣達到了新的高度。戰時定量配給恢復了對節儉的強調。從1939年至1950年，除了兩次短暫的中斷外，紐西蘭對汽油實行了定量配給。
紙張、隕鐵、酒、嬰兒車和除草機、瓷器、絲、罐裝食品以及毛線都消失了，毛線的消失促使人們能夠巧妙地使用縫紉機；在廚房中，自己準備食物則受到鼓勵。同時，各種物品的短缺賦予了家庭儲存更多的含義。
日本人對珍珠港的進攻導致人們驚慌地購買食糖和茶葉，從1942年起，它們便和黃油一道被當作日用必需品而進行定量配給；衛生部的首位營養學家穆里爾·貝爾博士就如何製作野玫瑰果糖漿來向家人提供維生素C向母親們提出了建議。當肉類和罐裝蔬菜被定量供應給太平洋中的美國軍隊之際，黃油則被運送到英國，而且直到1950年，它都繼續受到限制。
美國水兵改變了飲食習慣。從1943年起，他們的大量存在產生了一個新的市場，一個牛奶，特別是奶昔、可口可樂、牛排、漢堡包和蔬菜的市場。美國軍隊、英國市場及學校牛奶計劃等的需求所產生的三重影響導致了1943年至1944年的牛奶調查，調查表明：當地飲用的、數量可憐的奶沒有經過與出口奶製品一樣的檢查，它們有可能是劣質奶。在克賴斯特徹奇（不同於奧克蘭），多數牛奶都沒有經過巴氏殺菌法處理。
同樣，美國人也讓女性們春心蕩漾，他們身著雅緻的軍服，洋溢著好萊塢式的浪漫。水兵們能夠得到各種奢侈物品、名牌香菸、絲襪和巧克力。他們送禮物，送鮮花，他們和女人們聊天、享受著她們的陪伴。在最適合於婚配的男人們不在國內的情況下，他們乘虛而入。從他們駐紮地的紐西蘭人和男性競爭者的觀點來看，美國佬“薪水太高，性事過多、在這裡的人太多”，他們是一些篡奪者，是當地男人的威脅。不過，在年輕女性中，美國人的存在促使女性理念發生了變化，它由高貴優雅轉變為好萊塢電影所描繪的性感和性誘惑。在魅力四射而又富於冒險的階段，擁有一名美國男朋友既提供了許多機會，同時也帶來了風險。
外交關係明顯受到美國人存在的考驗。1944年，歷史學家F.L.W.武德得出結論說，日本人解決了紐西蘭“在地理上屬於太平洋之一部分”的問題。日本的威脅加速了外交代表機構在華盛頓、隨後在渥太華的設立，同時也對“外務部”的建立起到了刺激作用。
它也為堪培拉和惠靈頓間經常而直接的接觸提供了催化劑，雙方的直接聯絡對兩國與倫敦間直接聯絡的長期體制起到了補充作用，從而完成了英國一澳大利亞一紐西蘭的三角關係。1943年，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分別在惠靈頓和堪培拉開設了高階專員公署，而此前紐西蘭在澳大利亞只設立了遊客辦公處。空中旅行也使決策者穿越塔斯曼海更為容易，這增多了政府與政府間的交往。
接著，雙方在1944年1月締結了一項“澳大利亞一紐西蘭協定”（“堪培拉協定”）。協定由澳大利亞人起草，，它聲稱兩個鄰國長期以來一直相信，他們有權利參與所有事關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問題的決定。儘管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對美國基地以及迅速發展的空中旅行在各島嶼上著陸權利的前途有一一些敏感，他們還是意識到他們所在地區將來的安全取決於他們與美國之間的合作。最為重要的是，該協定預示了戰後世界更加密切的跨塔斯曼關係。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同意不僅在外交政策方面進行合作，而且要在“商業發展”方
面進行合作。此外，他們計劃“在實現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充分就業，在他們的邊界內以及整個太平洋各個島嶼中實現最高水平的社會保障”方面進行合作，並就鼓勵太平洋各島嶼和領土上的傳教工作方面進行合作。
1944年底，為了調查國聯委任統治領土的託管權問題，弗雷澤對薩摩亞進行了訪問。訪問讓他深受影響。他期望看到紐西蘭委任統治下所取得的進步，而殖民主義的程度——尤其在教育和衛生方面———以及對發展的忽視卻讓他感到震驚。他與澳大利亞外交部長H.V.伊瓦特一道謀求向南太平洋承擔不同於以前的義務。為了這一目標，“堪培拉協定”所預示的“南太平洋委員會”在1947年建立起來。從1946年末起，薩摩亞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成為了紐西蘭的託管領土；同時，紐西蘭採納了一個讓薩摩亞為自治而準備的計劃。
在1945年設計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會議上，弗雷澤發揮了主導作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預先同意，首先，成員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應得受到保護，以反對威脅力量；其次便是委任統治的原則。紐西蘭致力於由聯合國所體現出來的多邊模式，這在一定意義上象徵著英聯邦傳統的繼續，而這一傳統允許小國和其他弱國擁有發言權。
從另一種意義上講，它對工黨的集體安全原則重新進行了改造。紐西蘭有效地利用其自治領的地位來主張建立一個捍衛戰後世界新秩序的民主機構。紐西蘭生活的一個事實便是它不得不忍受大國支配。紐西蘭的代表一直留意處理大國和小國關係，他們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對聯合國憲章的起草施加影響，以反映人道主義的渴求，這種渴求可能會讓全球權力政治更加和平的運作。
在國內，戰爭同樣將民主原則加諸於機會均等的目標之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工黨政府相信教育是一種權力而非特權，這一信念包含了旨在促進個人充分發展的“新型”進步教育，它集中在兒童從學齡前開始的全方位發展。C.E.畢比博士是一位心理學家。
1939年，他使用自認為正確地體現了當時的教育部長彼得·弗雷澤目標的語言，向弗雷澤總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那時，他便制定了戰後的藍圖。下面號召機會均等的陳述便構成了一代人教育政策的“天然磁石”：寬泛地講，政府的目標就是，每個人，無論其學術能力的高低，無論他富有還是貧窮，無論他居住在城鎮還是鄉村，作為公民，他都擁有免費教育——一種他最適合且能最充分地發揮他的能力的教育———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