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家再次使用澳新軍團傳說，此種傳說與紐西蘭無核化立場保持了一致，但卻對其美國盟友提出了挑戰，而且，它也體現了紐西蘭與其在“太平洋共同防衛組織”中的另外一個夥伴澳大利亞的不同。在此種有意識地伸張一個國家獨立立場的背景下，對獨特性的強調得到了市場。
歷史學家開始更加重視這些士兵的經歷，並以此來糾正傳說的官方版本，這種版本對優秀的英國殖民地型別及偉大犧牲的榮耀進行了讚揚。澳新軍團的倖存者只是到了老年，在他們臨死之前才講述他們的經歷；戰場上的殺戮是如此的可怖，他們試圖將其終身禁錮在記憶之外。“大兵”的敘述同樣將筆墨集中在他們所做出的犧牲之上，不過他們的目的卻是全新的，他們希望藉此來銘記士兵們所忍受的恐怖戰爭。軍事史家克里斯·帕格斯利和小說家摩里斯·夏德博特都決定將發言權交給加利波利的老兵，讓他們來講述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就意味著要將1915年8月8日紐西蘭人對喬魯克拜爾實施的突襲置於“紐西蘭加利波利經歷的中心”這樣一個位置。
在劇本《曾經登臨的喬魯克拜爾》中，夏德博特同樣也為這些士兵建立了一個鮮活的豐碑，以銘記紐西蘭人的經歷，這種方式和彼得·威爾的電影《加利波利》講述澳大利亞人在“孤松”和尼克山谷的經歷一樣。（夏德博特1982年的劇本在1991年被改編為了電影）它的主旨就是要對澳新軍團中的“紐西蘭人”（“NZ”）進行強調。在這種詮釋中，澳新軍團日是澳大利亞的重要日子，因為在1915年4月25日拂曉之前，澳大利亞人首先登陸，而紐西蘭人則是從上午9點開始進行登陸；“紐西蘭人發揮作用的時間要晚一些”。
與此相反，夏德博特和帕格斯利聲稱8月8日才是紐西蘭人的重要日子，在這一天，他們丟棄了自己的懵懂無知。在喬魯克拜爾之戰後，紐西蘭士兵對形勢和英國人感到大為失望，正是在此次交戰之後，“幾維”的戰士們意識到了自己的不同。惠靈頓步兵營“無畏的丹”庫哈姆在88歲高齡時回憶說，當土耳其人重新佔領喬魯克拜爾峰時，“整個戰事全完了。從那時起，我們便知道幾乎沒有希望在半島上獲得勝利，所有的辛苦都白費了”。
喬魯克拜爾之戰產生了它自己的英雄，那便是領導八月攻勢的W.G.馬隆上校。透過拒絕執行他認為是自殺式的命令，運用所掌握的衛生知識治病救命以及覆蓋戰壕而從機槍的射擊中挽救生命，馬隆讓他的戰士受到了鼓舞。
正是馬隆率領惠靈頓營的760人及一些毛利人佔領了喬魯克拜爾，並在那裡堅守了36個小時。惠靈頓營的戰士們已經可以望見他們的最終目標達達尼爾海峽了，但英國人對他們的救援卻為時太晚。紐西蘭人所不知道的是，馬隆不是死於土耳其人的槍彈之下，而是死在盟國的炮火之中的。更為糟糕的是，他還成為了英國人的替罪羊。於是，喬魯克拜爾的故事就等同於一份獨立宣言。
十分具有說服力的便是，從1916年開始，紐西蘭師採用了“檸檬榨汁器”形狀的有邊帽子，這種帽子在第二次世界129大戰中成為了標準的頭飾。此前，紐西蘭人得到的訓令是戴英式尖頂帽。“檸檬榨汁器”形軍帽有四條獨特的凹槽，這種設計是為了讓雨水能夠從帽子上滴落下來。它開始是作為惠靈頓軍營馬隆團第十一塔拉納基步槍班的頭飾。我們可以將這種軍帽的使用解讀為軍服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表明，在士兵的心目中，在這些人當中出現的紐西蘭認同確實是與馬隆及喬魯克拜爾聯絡在一起的。
作為第一毛利分遣隊的成員，毛利武士的英雄在喬魯克拜爾證明了自己；同樣，他們在法國的突擊中也證明了自己。同時，作為雅利安毛利人，他們代表的是大不列顛武士和具有騎士風範的基督教戰士。不過，他們同時也沿用了戰神圖馬陶文加的傳統。毛利人向英軍最高司令部證明，作為戰爭中的作戰部隊，“土著人”也可以有不俗的表現；他們同時也向白種人表明他們是應該獲得平等地位的。
彼得·巴克博士（即：特一蘭治·希羅阿、阿皮拉納·納塔、毛伊·波瑪爾博士及塔埃爾·帕拉塔這四名議會中的毛利議員與詹姆斯·卡羅爾爵士一道，決心為此目的而訓練毛利分遣隊，他們透過模仿先輩武士而證明毛利人的平等地位。1915年7月3日，毛利分遣隊在安扎克海灣進行登陸，巴克對此曾表達了與白種人相同的情感：“我們的腳步踏上了一個遙遠的地方，在這裡，我們為自己所屬帝國的事業而拋灑熱血”。1917年9月，儘管突擊營的數量有所下降，它還是成為一個完整的毛利人單位，即，紐西蘭（毛利）先鋒營，其中還包括200名紐埃島居民及庫克島居民。
在佛蘭德斯戰場上西線是戰死人數最多的地方，但它卻不是傳奇故事產生的地方。在這裡，紐西蘭師的側翼分別是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部隊，他們陷身於泥濘的法國和比利時，並經受了恐怖的溝壕戰。在1916年9月的索姆河戰役中，他們對德軍的戰壕發動了攻擊並獲得成功，不過，一些單位卻損失了80%的人員。在得到志願人員和應徵入伍計程車兵的補充後，1917年6月，紐西蘭師又在默西訥進行戰鬥，並再次取得成功，但卻同樣損失慘重。1917年帕斯尚爾戰役的故事尤其重要，其原因在於，在這裡，在10月12日這個“黑色星期五”，W. K.威爾遜中士在他的日記中記
錄道，“我們的夥計和澳洲人在5點30分便爬出了戰壕，但實際上卻被分割成一塊一塊的”。帕斯尚爾戰役至今仍然是紐西蘭最為糟糕的軍事災難。戴維·加拉赫這位1905年全黑隊的隊長也在進攻中犧牲。尚在進攻開始之前，戰士們便知道進攻毫無成功的希望，因為不僅鐵絲網沒有被剪開，而且他們還是在缺少炮火支援的情況下冒雨在泥濘中發動的進攻。高階指揮官們沒有從早期取得的成果中吸取經驗，那即是必需要為步兵提供壓制德軍機槍的炮火支援。
難怪紐西蘭師計程車兵們將他們的彈倉稱為“炮彈振盪”，而比利時境內的泰因河床則成為“聯邦戰時基葬委員會”管理下的最大公墓。一方面，當戰爭造成的精神創傷讓士兵們不再有能力談論技術戰爭所造成的恐怖，以及戰友受到轟炸、毒氣攻擊和陷入泥濘之中的恐怖，這樣一些具有藝術傾向的揭示性漫畫則表明，土兵們幻想可以因輕傷而成為病人，從而來到英格蘭，並受到紐西蘭護士的照料。與認為壓制他們的經歷不利於健康的心理分析觀點相反，現代精神病學的觀點認為，澳新軍團對炮彈振盪的治療方法，即，休養、酒精或毒品與繼續戰鬥相結合，有助於減緩士兵受傷之後的壓力。1916年9月，當23歲的上尉H.S.特里梅萬在索姆河戰役中被擊中後，他的連長寫信給他的母親說：
“他決心實踐的那個高標準永遠都不會降低，積極而艱辛的軍旅生活不僅對他毫無損傷，實際上，這隻會更加堅定他過正直而受人尊敬生活的決心，如果你知道這些，那您就會感到巨大的安慰”。
文字的潛臺詞所暗示的不是壓制，而是堅韌、過“受人尊敬的生活”並蔑視艱難困苦。國內戰線對成千上萬像瑪麗·特里梅萬這樣的婦女來說，戰爭就意味著要做出犧牲，意味著要獻出自己兒子的生命。在她兒子的葬禮上，牧師安慰她說：“他的生命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母親的寶貴遺產”。
一些母親失去了不止一個孩子，一些母親則失去了所有的孩子；人們認為偉大的犧牲應該包括母性的英勇犧牲。戰爭的支持者（大多數人）將士兵的母親比作莎士比亞戲劇《科里奧蘭納斯》中的佛露尼婭，佛露尼婭表示，如果她擁有12個孩子的話，她“寧願11個孩子都壯烈地為國犧牲，而不願讓一個孩子過驕奢淫逸、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的生活”。
作為一個來源於有關耶穌之母瑪麗亞的古典神話的理想，它灌輸了一種信念，即：所有母親的兒子都應該經受對男子漢的同樣考驗，所有的家庭都應該分擔悲痛的重負。因此，大多數紐西蘭婦女都支援徵兵制度，以確保所有的人都做出同等的犧牲，並分擔痛苦，這樣，一個家庭中所有兒子都犧牲或身受重傷而另外一個家庭則沒有一個孩子死亡或受傷的情況則不會出現。事實上，幾乎每個家庭都遭受了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