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的民族敘述都分別稱強制性仲裁是一項關鍵的制度，它體現了國民的心態。這兩個國家是強制實行產業協調和仲裁的先驅，而產業協調和仲裁則成為各種產業關係的支點，同時也成為了這兩個國家後來實行福利國家政策的支點。
在紐西蘭，勞工部長威廉·彭伯·裡夫斯是1894年法案的設計師。他的部分思想來自於南澳大利亞自由黨總理查爾斯·金斯敦所起草的一個議案；還有一些思想則來自於新南威爾士和馬薩諸塞。紐西蘭歷史學家堅持認為，自由黨一工黨聯盟產生了獨特的制度。然而，紐西蘭的例子同樣也可以證實這樣一個論點，即：自由主義思想把強制性仲裁塑造成為了一種觀念和一種制度。
在自由黨的思維中，仲裁的運作是為“人民的自由、繁榮和滿意”。除了向殖民者提供的貸款之外，國家對工業爭端進行的仲裁也構成了殖民契約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了整個社會，而並非僅僅是為了勞工階層。一如約翰·巴蘭斯解釋的那樣，“和勞工階層一樣，資本家也必須同紐西蘭的進步和命運認同在一起，這是透過居住和履行一名殖民者的所有責任的方式來實現的”。
戰略重點再次被放在了促進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和增長；與此同時，努力實現工作場所的和諧，從而實現各種政治和社會目標。大洋洲的各殖民地都採用了這一戰略，並將其作為應對全球化的另外一種方式，其原因在於它們都太小了，不足以對國際貿易週期施加影響;相反，在時局艱難之際，它們都會採取行動以避免發生爭吵。
這一制度旨在保持勞資雙方間的平衡；在紐西蘭，它要求設立地方調解委員會和仲裁法庭。從理論上講，它在不可預測的出口經濟和工人的安全保障要求之間實現了平衡，因而確保了普通人能夠獲得人們後來所謂的“均等機會”。
一些歷史學家暗示，這種地區模式是在金融危機和勞工糾紛的背景下發展出來的，它同時還結合了早期民主以及各種改良不列顛的思想。事實表明，各種長期的發展趨勢更為重要，它們是殖民地模式的發展趨勢，是允許中產階級專業人作為政治家和公務人員開展社會工程的企業型國家的發展趨勢。共同而類似的問題和政治機會產生了一種跨塔斯曼政策轉移的模式。
1894年，大洋洲強制性仲裁的經典形式在紐西蘭得到了採用，1900年，它被納入了西澳大利亞的法令之中。雖然西澳大利亞在19世紀90年代因淘金熱潮而出現了繁榮，不過，這一繁榮也讓它同樣依賴於出口。1901年，新南威爾士採納了強制性仲裁的政策，此後，澳大利亞聯邦在1904年、南澳大利亞和昆士蘭在1912年都先後採取了此種政策。
反過來，紐西蘭則從澳大利亞那裡獲得了關於透過立法形式來進行仲裁的原創思想，以及稍後一個時期裡關於工人福利附加政策的原創思想。仲裁成為保障工人生活水平的一種方法。移民們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奔波於世界各地，與此同時，政府機構則宣傳紐西蘭是“勞工的樂土”。
透過援引1907年澳大利亞仲裁法庭所做出的著名的哈維斯特判決，紐西蘭仲裁法庭採用了“生活工資”的原則，即，家庭工資應當足以維持一名養家餬口的男性、一名依靠男人的妻子及三個小孩的生活。家庭工資是以性別為基礎的，它使婦女和兒童依附於為養家活口的男性而制訂的勞工政策。
它體現了這樣一個原則，即：勞工階級有權結婚和擁有一個家庭，有權掙得足夠的工資以供養家人過“小康”生活。按照這種設想，家庭工資的功能是要成為抵禦全球性市場的壁壘，因為它是建立在生活成本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市場價格基礎之上的。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紐西蘭和澳大利亞共同擁有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而且影響澳大利亞工資運動的因素也是和紐西蘭相同的，然而，在1890年至1913年間，紐西蘭僱傭勞動者的生活還是要比澳大利亞的工人更為艱辛。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角度來看，到1913年，紐西蘭依然沒有落後澳大利亞多遠，而且，紐西蘭白種人享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壽命。
1890年前，實際工資增長較生產力增長更為強勁。1890年之後，全球化提高了生產力並改善了貿易條件；然而，相對於1890年之後的產權收入而言，工人的工資卻減少了。殖民契約的受益人是土地所有者，他們從技術進步——最為顯著的便是製冷技術——中獲得了最多的好處，因為凍肉和奶製品的出口增加了他們土地的相對價值。若非國家進行的仲裁試驗，重新流入地產的收入還會多些。
當實際工資與工人的期望及工人階級不斷上升的社會地位不相一致時，勞工階層的好戰性不斷增強就一點也不讓人感到奇怪。
1896年首先利用仲裁的西海岸煤礦工人開始反對仲裁。1908年，礦工號召在布萊克波的當地煤礦進行了一次名為“疲勞時刻”的罷工。他們的行動預示著以“紐西蘭勞工聯盟”形式出現的、激進而反對仲裁的獨立勞工的崛起。聯盟的五名主要領導人中有四位是澳大利亞社會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而其他一些人則有著在英國和美國的礦石工作的經歷。
他們獻身於階級鬥爭，這為他們贏得了“赤色聯邦分子”稱號，他們從左翼發動了對仲裁製度的攻擊。1912年，金礦工人在懷希進行了罷工。社會動盪在1913年達到了高潮，各個礦山和港口出現了勞動爭端。
社會動盪不僅僅體現了意識形態上的社會主義信念及這種信念對行動的呼喚，它也反映了工作模式的全球性變化及思想的流動，思想的流動使得各種不同政見得以發生交流，從而對動盪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赤色聯邦分子”為自己是“工人”而驕傲，他們在信奉工匠工藝聯合主義的家庭男人——他們從仲裁製度從獲得了最多的好處——中強化了一種競爭性的男子氣概模式：一個吹噓自己具有男人的獨立，珍惜同事情誼和自己的汗水，控制著自己的工作場所及生活的“真正”男人。
不過，“赤色聯邦分子”的脫離反而有助於仲裁的繼續存在。到1912年，殖民契約構成了政府的基礎。小農場主成功地將紐西蘭轉變成為了“帝國牛奶場”，他們按照自身的階級利益需要來對自耕農神話進行駕馭，以便在奧克蘭農場主比爾·梅西及新保守改革黨的統治下獲取政治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