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機的氛圍中，人們對全球化的態度出現了變化：現在日益出現了一種要求對它加以控制的趨勢。大洋洲的各個殖民地決心抓住機會開發用以出口的新商品，同時透過建築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國家試驗”大廈而控制其社會後果。1891年至1912年，在自由主義政府統治期間，主張改革的政治家和公務人員致力於將紐西蘭建立成一個民主的社會實驗室。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開創了一個大洋洲的國家發展模式。
政治學家闡明瞭澳大利亞的制度是如何藉助殖民地的民主公民權來干預全球化的。“澳大利亞殖民地”似乎是建立在聯邦制的基礎之上，它具有五條政綱：白人的澳大利亞、關聯而有限制的移民；仲裁;保護；“國家溫情主義”；“帝國的仁慈”。事實上，它是大洋洲的：它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殖民地居民為了加強“內部防禦”以應付一系列想象和現實的共同外部威脅而做出的非同尋常的反應。
對全球性力量所產生的社會後果的關注對大洋洲所有殖民地的管理都產生了影響，它還推動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威廉·彭伯·裡夫斯是一家報紙的編輯和一名自由黨的政治家，他幫助塑造了這種國家發展的地區模式；同時，作為一一名歷史學家，他將這種模式寫入了紐西蘭的歷史之中。
他概要指出，“國家試驗”要求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追求自由主義理想的過程中有國家干預。作為民選和民治的政黨，自由黨推動了民粹主義思想的發展。他們的目標是利用國家干預以使其更容易“開展”，並建立一個文明社會。
大洋洲的試驗包括：企業型國家，婦女選舉權和就業法，用於發展的廉價土地，控制資本主義和競爭（即全球化）給勞工所帶來的後果，給予老邁的拓荒者老年津貼，排斥外國人及不需要的人員。政治學家將19世紀90年代的各種國家試驗描繪為社會自由主義，而歷史學家則將它們視為實現白種人理想社會的基本思想、或者說是建立民主新世界的再次努力。
在這個時代中，支援進行排斥的各種力量與擁護包容的各種力量之間的矛盾顯得十分突出，前者受帝國優越感觀念影響，它倡議以犧牲非歐洲人為代價而促進殖民者之間的民族團結；後者源於啟蒙思想中的人文主義思想，它讓婦女從中得到了好處。毛利人則既是包容的物件，同時也是受排斥的物件。
後來，歷史學家根據自身所處的時代和視角，而認定這些國家試驗是一些不同的民族描述。如果說在20世紀30年代紐西蘭的自由黨被視為是殖民地的實用主義者，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被認為是一些激進分子和人文主義者，在20世紀70年代他們被認為是強制實施社會控制的技術專家的話，那麼20世紀晚期的歷史學家則將他們詮釋為民粹分子和民族主義者。
在他們的描述中，自由主義時代是中央集權和殖民地民族主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現代紐西蘭國家得以成立。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當紐西蘭出生的白種人開始在數量上超過移民的數量時，社會開始安定下來。“土生歐洲人”對自己這種身份的自豪感體現在當地的各種結社、從毛利人的世界中借用而來的各種主題、有關紐西蘭是“毛利之鄉”的各種冥想之中。隨著這種民族認同感的增強，思想觀念統一為紐西蘭是試驗場、紐西蘭的人民習慣於獲取“第一”和攀登新高峰。
另一方面，對新帝國主義史學家而言，在自由主義時代，一種新的體系從舊體系中發展起來。按照貝利奇的觀點，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紐西蘭加強了它與英國的聯絡，而不是努力爭取民族獨立。在經過“循序漸進的殖民化”時代之後，以凍肉、奶油和乳酪等的冷凍形式而體現出來的技術進步導致了“重新殖民”，它如橋樑一樣有效地將紐西蘭和英帝國的中心倫敦聯絡在一起。
與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全球性貿易商英國之間的密切聯絡為一個偏遠的殖民地提供了一種手段，以應對全球化，並在一個日趨全球化的市場上處理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不過，這個論題存在的一個問題便是，它僅僅將自由主義時代描述為“循序漸進的殖民化”和“重新殖民化”間的“過渡”階段。它並沒有明確地將二者與全球化程序聯絡起來；儘管紐西蘭人含蓄地用與世界相處的一種方式來取代了另外一種方式。
紐西蘭對英國以及它與英國之間聯絡的重視是以犧牲它與澳大利亞之間的思想和政策交流，犧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間共有的國家發展為代價的。然而，在20世紀的多數時間裡，殖民地自由主義者為市民社會構建起來的制度都是大洋洲所共有的，也是其所特有的。而且，帝國主義激起了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則強化了帝國主義。
為了寫出一部平衡的紐西蘭歷史，英國和澳大利亞這兩個維度都是必要的。大洋洲的國家試驗有助於向帝國主義世界推銷這些殖民地。作為紐西蘭的總代理，裡夫斯在倫敦寫出了兩卷本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國家實驗》並非偶然。英國是唯一一個嚴肅的全球性大國，倫敦則是世界金融的中心。
隨著交通方面的革新所帶來的運輸成本的急劇下降，英國在全球的經濟迅速增長。雖然蒸汽船讓大洋洲的殖民地能夠向英國市場出口產品，但關鍵的技術進步還是製冷；紐西蘭在1882年首次運送了凍肉。製冷不僅導致了經濟的革命性發展，而且也導致了紐西蘭文化的革命性發展。
當紐西蘭農業進行結構調整以向英國市場出口食物及纖維製品之際，它的政治經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英國資本的幫助之下，從1895年起，紐西蘭從經濟停滯的局面中走了出來，這早於同樣開始生產出口食品的澳大利亞東部殖民地。
大洋洲各殖民地所面臨的情況不同於歐洲和北美。由於國內市場狹小而分散，技術變革所需要的海外市場和資源遙遠而脆弱，大洋洲發現進行工業化並非更為有效。而且，英國投資者也不會同意，他們和英國的殖民者一樣，都相信大洋洲“自然資源的好處”。
考慮到歐洲精神圖譜的力量，當時並不存在另外一種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紐西蘭經濟的擴張註定要由家庭農場來完成，因為全球資本也接受田園牧歌式的神話。
旨在遠距離管理出口經濟的各種革新從政府擴充套件到了商業領域。股票和常駐代理是大洋洲對孤立的地理和歷史所做出的反應的具體體現，它們降低了長途銷售的成本，傳遞了有關英國資本的資訊，並透過殖民社會的網路而建立起了各種聯絡。
由於國土狹小，紐西蘭便依靠此種創業精神來駕馭不穩定的局勢和股票。股票作為資本，常駐代理機構作為當地農場主和全球（英國）出口市場間的理想貿易商，它們一道成為了商界的主導因素。
由出口帶動的經濟加強了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經濟依賴性。隨著殖民地與英國雙邊貿易關係的日漸加強，以及殖民地對這種貿易關係的日漸依賴，不僅殖民地的經濟進行了重組，而且它的地理、社會和文化景觀都進行了重組。製冷產生了劇烈的生態效應，它同樣提高了這樣一批人的期望，對他們來說，田園牧歌就意味著進行小農場經營。事實上，羊肉和奶製品在國家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影響到了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形式。
為了平衡殖民地對全球關係的調整，自由主義政治家和公務人員決心建立一個社會試驗室。這包含了政治學家所謂的社會契約：一種在人民中間做出的安排，其中，這些人民承認他們在建立一個民主社會並按照民主社會的要求來為人處世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如同在澳大利亞的殖民地一樣，在紐西蘭，自由主義黨派在殖民資本主義和企業型國家之間設計了一種社會契約。在紐西蘭，這種社會契約是一種殖民契約，它被包括在了其國家試驗之中。在經過19世紀80年代的困境之後，這種殖民契約透過重新致力於鞏固理想社會來平衡新的出口經濟。
對同時代的人來說，“新世界”和“危機”是一組對立的詞語；就是“新”西蘭的這一思想也要求避免舊世界的各種弊端。而且，他們希望讓紐西蘭成為一個更加完美的“不列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