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殖民國家和殖民社會：19世紀40年代至19世紀80年代的這段時間被描繪為一個“循序漸進殖民化”的時代，在這一時期，紐西蘭的新不列顛人數量爆炸性地增長。在40年中，殖民者開採了4000萬英鎊的黃金，剪了4000萬英鎊的羊毛，並在英國市場上借了7000萬英鎊。
然而，特別是在紐西蘭戰爭的災難之後，為了讓這一切都開始執行起來，要求建立一個可以被描繪為企業型的國家。這種國家發展模式要求殖民政府和商業之間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為了商業的利益，政府進行借貸和支出，並以此來刺激經濟的發展。
到19世紀70年代，殖民化的精神需要得到賴以實現的途徑，在朱利葉斯·沃格爾擔任殖民地財務總管之際，政府和公司進行合作以吸引資本和勞動力。與當時正統經濟思想相反，沃格爾認定，政府企業能夠更快地擴張經濟，單就私人企業所能取得的任何成就而言，它們都是無法與其相比擬的。
1876年，為了在倫敦這個世界金融中心推銷殖民化，沃格爾本人作為殖民地的總代理（高階專員）搬遷到了倫敦。到1880年，政府已經借用了2000萬英鎊，並又招募了10萬名移民。不過，孤立仍然佔統治地位。即便政府對殖民者從歐洲出發前往殖民地的旅行進行補貼，這也不足以勸說所需數量的人們為了前往紐西蘭而進行支出和長途跋涉。
從1873年起，政府開始提供免費通行的服務，在這之後，農業勞動力便成群結隊地進行遷徙。在19世紀70年代，受到幫助的移民大約有一半都是英格蘭人；五分之一的人來自於英格蘭西部，其中也包括康沃爾。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蘇格蘭人。殖民地同樣也指望從德意志和斯堪的納維亞獲得勞工，以開發北島矮樹叢生的殖民區。
通訊逐漸將各個孤立的殖民地連線起來，隨著各地彼此間聯絡的加強，這使人們能夠從國家的角度來進行思考。1876年，一條由私人架設的電報線路將紐西蘭和澳大利亞連線在了一起。
1855年，一場大地震極大地抬升了惠靈頓的地面，消除了它修築防波堤的必要性。這次地震還升高了佩託恩鎮的地勢，為修築一條通往該鎮的公路騰出了地方。資金從奧克蘭向南流動到惠靈頓為十數年之後中央集權的程序做好了準備。在南島，主要的交通幹線加強了經濟和社會的一體化，並把遠在南方的布拉夫港與克賴斯特徹奇連線在一起。
在北島，鐵路也開始逐漸侵入了國王鄉。在不動產所有權經由土著土地法庭而個人化的過程中，殖民資本家爭相購買部族土地，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或與政府進行合作、或與之相競爭。一個由商人政治家領導的財團在懷卡託購買了86500英畝（34600公頃）徵用土地來進行開發，並在倫敦市場上進行土地交易。“作為與沃格爾所領導的政府部門秘密談判的結果”，這塊廣袤的土地落入到了託瑪斯·拉塞爾手中，而這也證明了非法出售土地是權宜之計。
儘管所有擁有負責任之政府的殖民地——未來英國的白人自治領——都採取了國家發展的企業模式，事實表明，這種模式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體現得最為突出。商人政治家從紐西蘭公司的早期經歷中吸取了經驗，這即是，為了獲得利潤，殖民地的事業必須要獲得資金，用以建造基礎設施，改善外部條件。
路途遙遠、機構缺乏、孤立無援等問題促使政府和企業進行聯手以減少費用、風險及不信任。反之，殖民地則依賴於作為英帝國之組成部分的全部金融和商業服務網路。
1876年，隨著省政府的終結，紐西蘭的政治機構呈現出與澳大利亞殖民地政治機構相似的特徵：政府一元而集權，擁有兩院，全體會議為下院，從1879年起按照一名男子一張選票的原則進行選舉，上院由任命的業主組成。
為了消除毛利人的憤怒以避免發生戰爭，紐西蘭的毛利人較殖民者早12年獲得了男性選舉權。從1867年起，所有年滿21歲或21歲以上的毛利男性，其中也包括“混血兒”，都可以投票選舉議會中新增的四個代表席位。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將毛利人納入政治程序之中，但卻不能破壞殖民者的控制。
殖民地政治家讓毛利男性參加選舉，但其條件是不得從事“叛國重罪或無恥的勾當”，因此，戰爭中的“反叛者”將不會得到政治公民權。唐納德·麥克林提出了作為臨時措施而設立四個毛利席位的主張，在毛利人被同化、部族土地轉化為個人不動產所有權之前，這個臨時措施都將持續有效，在此之後，毛利男子將能夠和殖民者一樣進行基於財產之上的投票。
在北島的政治家看來，這種做法是合時宜的，因為毛利人的四個席位對因淘金潮而造成的白人選民的增多起到了平衡作用。在1870年引入了無記名投票制度（secret ballot)之後，1879年12月所有男性獲得了選舉權，這使得紐西蘭成為了一個早期民主國家。大眾日漸增多的參與及全國性問題開始支配選舉政治，而階級和政黨政治也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廕生。
致力於自力更生的殖民者（雖然他們得到了英國資金的資助）期望享有“一份合理的進步成果”。佔殖民者主體的新教徒認為他們的殖民地從法律和民族精神方面來講都是基督教的，儘管它沒有既定的教會，沒有對道德而言十分重要的、建立在聖經基礎上的宗教。羅馬天主教徒大約佔整個人口的12%，他們構成了人口中的少數民族，他們甚至比天主教徒在塔斯曼地區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例還要小。
事實表明，在教育領域，宗教方面的宗派主義對政治上的爭論產生了影響。從1883年起，成立於澳大利亞南部的“聖約瑟夫女修會”開始建立紐西蘭的學校網路；與此同時，天主教的主教們則和澳大利亞的同道進行密切合作以加強羅馬天主教認同。對毛利人的怨恨之情抱同情態度的人來說，天主教教義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政治。
1883年，法國籍修女蘇珊娜·奧伯瑪麗·約瑟夫修道院院長開始向旺加努伊河流域的毛利人傳教。政府先是為毛利人建立了村小學，十年之後，它又建立了公立學校體系。從1867年起，各“土著學校”開始執行透過堅持使用英語從而實現融合的政策。
毛利兒童所面臨的選擇是苛刻的：要麼“接受最佳的歐洲習俗”，要麼便是“註定滅絕”。如果說教師主要都是白種人的話，那麼助理教師主要都是毛利人：一些十多歲的聰明活潑的姑娘，在主流的小學，情況普遍如此。渴望擁有學校的毛利人社群必須提供土地、一半的建築費用及四分之一的教師工資。
在中學的層次上，教會為毛利人建立了宗派性的寄宿學校。諸如英國國教會開辦的特奧特學院這樣一些學校則會培養出了毛利精英，這些毛利精英的英語和毛利語一樣流暢，他們活動於兩個世界之中。
雖然在國家立法要求強制實行義務教育之前，城鎮中男、女基礎教育已經十分普遍，紐西蘭還是和其他一些講英語的國家一樣，在1877年引人了小學階段的世俗化免費義務教育。教育逐漸改變了兒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他們從勞動力和經濟資源轉變成了學生，學生雖然珍貴，但對家庭收人卻沒有多少（如果說有的話）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