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65年至1867年間，大約有37000人來到了西海岸，他們都來自於澳大利亞。總共有大約195000名淘金者在淘金潮中來到紐西蘭，他們中的三分之二來自於澳大利亞，其餘的則來自於英國。不過，許多人繼續進行遷徙，這使19世紀60年代紐西蘭的人口因淘金熱而淨增114000人。
黃金產生的地質條件塑造了淘金潮的模式，其原因在於掘金者偏愛各種連綿分佈的金礦，這些金礦型別包括存在於南島冰冷而湍急的河流中的沖積金礦、需要溜槽提金的海灘平地和海岸平臺以及蘊藏在石英暗礁中需要進行深井開挖的黃金。
每種型別的金礦都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和社群，這其中既有象露營的遊牧民族那樣一旦無金可採就飄然離去的淘金者，也有地下采金階段建立起來的永久性城鎮，它們需要有資金和家庭生活來維繫。礦工們挖起了一堆堆的礦渣，在西海岸的羅斯和奧塔戈的聖巴森斯，他們在地上挖起了一個個的大洞。從文化的角度講，淘金潮透過其對早期民主的推動而改變了地理景觀。
礦工們從維多利亞帶來了礦工權利的概念及他們透過艱辛才獲得的民主傳統，紐西蘭採用了維多利亞產金區的管理制度。在對巴拉臘特的猶雷卡起義進行直接回應的過程中，紐西蘭政府將選舉權擴充套件到了礦工身上，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原因的話，這些礦工的絕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因為他們不能滿足財產資格的要求。到1865年，掘金者的存在導致了15個新選區的出現。
淘金潮所產生的社群既有大都市的特性，又在人種方面具有獨特性。語言學家發現，紐西蘭口音首先在南島的採礦城鎮及北島的軍事城鎮出現，因為這些地方講英語的人們來源各異。箭鎮（坐落於女王鎮附近）的人口統計數字表明，來自於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和澳大利亞等地的人們數量大致相當。
箭鎮同時也有許多來人是自於澳大利亞各殖民地或經過這些地方來到那裡的，這有可能對早期紐西蘭英語產生了影響。即便無法與“墨爾本奇蹟”相提並論，達尼丁還是受到了開採黃金活動的刺激，它暫時取代了奧克蘭作為紐西蘭最大城市的地位，並發展成為了銀行業和商業的中心，它對淘金潮中建立起來的建築感到十分驕傲。
同樣，黃金也把未來的總理和殖民地民主主義分子朱利葉斯·福格爾及理查德·塞登從維多利亞引誘至此，前者創辦了《奧塔戈每日時報》，後者則在西海岸經營了一家酒館。
正如塞登的情況一樣，淘金潮同時也激起了針對華人的種族偏見。在高峰時期，奧塔戈有4000名華人，而在整個紐西蘭則有5000名華人，他們都來自於廣東省。
與1880-1881年在美國的105000名華人、澳大利亞的38500名華人相比，這個數量非常微小。大多數華人都只是暫時寄居於此，他們經受著坎坷的命運，匯錢回家，並最終返回了家鄉。一些華人作為子然一身的採礦工而繼續留在這裡，另外一些人則進入到了商業領域，他們花錢讓老婆前來與他們相聚。紐西蘭的華人構成了19世紀50、60年代太平洋沿岸地區大流散的一部分。
1865年，當掘金者蜂擁前往西海岸之際，達尼丁的商人邀請他們前來奧塔戈，他們用事實證明了自己是非常能幹的淘金者。隨著他們數量的增長，殖民者對他們的偏見也不斷加深。
1888年，當沒有能夠獲准進人澳大利亞的華人被轉運至格雷默斯和達尼丁之際，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反華煽動強化了這種偏見。殖民地政府也對此進行了回應，它將限制移民的政策從澳大利亞殖民地借用了過來。
華人一直是以跟在歐洲掘金者屁股後面翻廢礦找金子的形象或者是作為小規模投機商的形象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的。不過，企業家徐肇開是挖掘船採金方面的傑出人物。正是他組建了“沙特歐瓦河大灘金礦開採公司”，並開啟了1889年至1891年間挖掘船採金的最初高潮。
他的挖掘船——這些挖掘船為紐西蘭多鬥式挖掘船提供了原型——在女王鎮附近的沙特歐瓦河的沙灘上進行開採。現在，旅遊者可以前往那裡乘坐噴射快艇或進行漂流。
到19世紀90年代，白種人人口金字塔中的“啤酒桶”現象很大程度上自行消失了。男人的數量仍然超過女人的數量，但是，隨著年輕女孩進入成年，女人的數量開始趕了上來。
然而，淘金熱和與之相聯絡的“亢奮”所帶來的危險（一種歸咎於男人的情形)威脅到了紐西蘭作為理想社會的形象，因為在人們的想象中，貪婪、極端男性化及邊疆的混亂狀況將會帶來威脅。對財富的追求會釋放出何種顛覆性的力量，何種力量又將打亂本來就難以維繫的秩序呢？
邁爾斯·費爾本認為，這些擔憂是有道理的：1850年至1880年間，由於移民潮和邊疆“閃電般地擴張”，殖民地成為了一個“最沒有組織的社會”。很多人孤寂無依，借酒澆愁，人與人之間的暴力衝突頻頻發生。所有這些都表明，這個社會的人們之間缺乏相互的理解，它沒有社會凝聚力。
它給人們的啟迪便是，田園牧歌式的理想是一種“謬誤”；一個個人主義的和諧社會並“不可能”僅僅建立“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基礎上”。
不過，這樣一些問題並非殖民地或英國的殖民邊疆所獨有。從國際範圍來講，從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晚期，暴力、酬酒和民事訴訟等的發生率的高低狀況呈現出寬口U形曲線的趨勢。或許這也是為什麼殖民者決心要恢復自耕農的理想，並將其作為想象中的田園牧歌式生活的核心。
他們意識到了自己夢想的脆弱，作為戰爭、淘金熱和經濟低迷的後果，它們有失敗的危險。混亂的跡象只是加強了他們共同的決心，他們決心試驗做事情的新方法，並對舊有的方法進行改善。
時人對想象中的危機做出了反應，他們建立了諸如警察部隊這樣的機構。其中，警察部隊與金礦產區中半軍事化的部隊不同，從1877年開始，它便是一支民事和軍事相結合的警察部隊。在與身體和精神方面的紊亂進行鬥爭的過程中，衛生機構得到了發展。
在19世紀60年代，有14家新醫院在為黃金產區服務。為了收容精神病人，第一家瘋人院出現了。瘋人院和醫院一樣，也對陌生人進行照料，這些陌生人常常沒有家庭，他們如沒人照料就有可能已經被關進了監獄之中。
從更深的層面來講，殖民者發展出了控制“進步”力量的宏大戰略。其中一種戰略就是幫助移民。奧塔戈省政府對淘金潮所做出的反應就是改變其移民政策，它開始只招募單身婦女，並在1862年輸入了1300人。在19世紀60年代，坎特伯雷幾乎將全部的移民基金花費在單身婦女身上，它力圖改變“兩性間的比例失調”，並希望藉此保護其殖民神話。
婦女再次被認為是對理想社會至關重要的，其重要性在於她們作為妻子、母親和家務勞動者的身份；同時，婦女對奠定和提高這個社會的基礎也至關重要的，而這個社會的基礎則是由行為端莊的公民和安居樂業的家庭所構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