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離“最低程度之干預”的舉動：難怪歷史學家將殖民局的戰略描繪為沒精打采的回應。英國擁有廣泛的全球利益，但這些利益仍然以歐洲及遏制法國為中心。帝國僅僅是英國眾多的戰略和商業利益的一部分而已，而大洋洲則更是其中更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並不是說殖民局非常瞭解它的情況；殖民局官員主要依靠遍佈世界各地的官員、總督、軍官以及傳教士和他們的資助會社等資訊代理人寫回的信件和書面報告而獲得情報。
1831年，島嶼灣的首長懇請威廉四世提供英國的保護，以讓他們免遭英國臣民的侵害，並抵制法國的野心。1833年5月，詹姆斯·巴斯比——他的工資由南威爾士殖民地支付，當然，他們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向他支付工資的——以英國殖民官員的身份抵達當地，從而開始了英國官方象徵性的干預活動。
首先採取行動的不是倫敦而是悉尼，他們採取這種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顯示他們正在為伊麗莎白號”的野蠻行徑而採取補救措施。悉尼的商人意識到紐西蘭的部族衝突會損害他們自身的利益。巴斯比與他的老婆在坐落於懷唐伊他們自己建立起來的農場上修建了房屋（現在被稱為條約紀念館）。
巴斯比是一名文職官員，而不是一位可以調動軍隊的軍官。事實上，作為第一位警官，他的工作就是“維持安寧”其中也包括拘捕逃犯。毛利人很快便將其稱為“沒有牙齒的看家狗”，土著法律依然盛行。南太平洋地區的內部動力已然佔據了首要的地位，這迫使以悉尼為基地的殖民地政府將例行公事的警察制度延伸至紐西蘭。
與此同時，倫敦則提供了新基督教帝國主義的理論，雖然說這並沒有花費什麼成本。在殖民局，詹姆斯·史蒂芬爵士抱有福音基督教和人道主義的信念，而這些信念在19世紀30年代關於英國種族優越和帝國命運的討論中佔據著支配地位。“更為清晰的種族層級結構正在出現”，“‘獨立性’——一個源自於蘇格蘭道德哲學家的觀念——是公民道德存在的先決條件”這樣一種觀念則是對它的強調。
按照它的說法，各個社會都在透過勤勞的奮鬥而沿著各個發展“階段”向高階文明邁進。正如福音主義所訂正的那樣，基督教帝國應該進行干預並加速這個發展程序。恰好在帝國發生這種變化之際，自由交往的概念突然流行起來，大洋洲無疑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所具有的權力”這樣一種盛行於全球的斷言的最佳體現。
那些權力將如何應用於紐西蘭？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帝國政府沒有獲取主權的動機，而且不管怎樣，它都不得不克服因為缺少資金而導致的惰性。巴斯比作為殖民官員是毫無權威可言的，他自己的財產還遭到侵佔。
但是，他在兩個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這有著持久的象徵意義。首先，在1834年，他想出了紐西蘭（毛利人）運輸船隻懸掛旗幟的主意，具體的旗幟則由北方的酋長進行挑選，這樣，他們的船隻便可以自由進入澳大利亞的港口。毛利人懸掛旗幟也有著自己的想法，這時的旗幟變成了毛利人主權和認同的象徵。
其次，在1835年，他設計了一個《獨立宣言》。參加“紐西蘭部族聯合”的35名酋長簽署了這個宣言，後來又有另外17名酋長簽了字。該宣言認為，紐西蘭是英國人保護下的獨立國家。儘管這和太平洋其他地區的陳請活動相似，但北部的酋長卻認為他們宣佈了自己的主權。
這成為了將來人們經常加以引用的例子。在20世紀90年代，一個以北部區為基地、重新創造出來的“奧特亞羅瓦部族聯合”宣傳他們擁有獨立的主權，其理由便是他們的祖先簽署了1835年的宣言。
歷史學家一致認為，巴斯比設計獨立宣言的本意是為了使紐西蘭成為英國的保護國，從而使法國無法染指。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巴斯比需要有一個藉口來召開酋長會議，他確實也從夏爾·德·蒂埃裡自塔希提島發出的一封信中找到了這樣一個藉口。
他宣稱德·蒂埃裡企圖在紐西蘭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個國家將建立在他認為已經從傳教士託瑪斯·肯德爾手中購買了的土地之上。巴斯比毫無困難地讓當地的酋長相信德·蒂埃裡構成了威脅。其他歷史學家則認為，巴斯比確實是有一點驚慌了。當他向悉尼的總督伯克解釋時，他的反應便是要求召開酋長會議：
以便他們可以宣佈這個國家的獨立，並堅持將下列問題當作一個集合體來對待，即：他們對主權所擁有的完整而排他性的權力、他們捍衛主權完整性的決心，及將任何提議在他們的領土內獲取主權的人視為公敵的決心……。
由於該提議顯然是對19世紀30年代整個澳大利亞盛行的“無主地”原則的一種蔑視，伯克對它沒有一點好感。現在學者們仍在爭論的是，這個檔案等於是宣佈了主權呢，還是環塔斯曼海地區主張實行英國法律的表述而已。或許，它被設計出來的目的本來就是同時為二者服務的，設計者在設計之初便將兩種不同型別的讀者加以了考慮。
在英格蘭，聖公會是反對殖民的，其反對的理由是，殖民導致了對土著民族的不公正和傷害。相反，英國國教會及其對手衛斯理公會都支援英國慎重而正式地進入紐西蘭。
隨著傳教士熱情的不斷增長，他們加緊向殖民局推銷“致命影響”的主張——即，紐西蘭很快就會沒有原住民了——並將其作為進行干預的理由。在兼併紐西蘭的過程中，帝國主義和人道主義這二者齊頭並進，傳教士則始終站在最前沿。
一些人則將“致命影響”看作是將英帝國將勢力延伸至紐西蘭這種“勢所必然”的有利藉口。現代歷史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視傳教士，而是開始更多地重視殖民地政府——-特別是它在環塔斯曼海地區的活動——以及它與毛利人間的互動。
然而，對於理解紐西蘭來說仍然關鍵的一個事實便是，英國開始正式干預的時間是與人道主義運動的興起以及對英國的基督教帝國主義的信念並駕齊驅的。1839年的世界已經不同於18世紀晚期——當時，英國當局在悉尼建立了流放罪犯的殖民地——的世界了。
教會內部的宗派主義對當地的集團政治產生了影響。來自於法國和愛爾蘭的神父及後來修女所傳播的羅馬天主教給毛利人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政治，一種可以用來和他們的新教鄰居相競爭並用以維持獨立認同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