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從19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他們與那些在海岸建立了捕鯨基地的捕鯨人進行通婚，並以此作為抵禦來自北方的蠶食的一種防禦戰略。
和捕鯨人及諸如逃逸的罪犯與船員這樣一些海濱流浪漢一樣，基督教教會也是從澳大利亞出發前來紐西蘭的，最初是英格蘭教會，隨後前來的則是衛斯理公會的教徒。在整個塔斯曼海地區因捕鯨人和毛利人間惡劣的關係而暴行肆虐之際，英國國教的傳教活動受到了阻滯。
引人矚目的是“博伊德號”被焚及其船員被殺的事件，其訊息在1810年傳到了悉尼。讓人悲哀的是，特帕希因這次屠殺而受到了指責，在殖民者眼中，他從“友好的酋長”轉變成了“背信棄義的食人者”。英國的財政一軍事政權則提醒捕鯨人在與紐西蘭人和太平洋島民交往的過程中要保持警惕，因為他們是“狡詐的種族”，是“不可信任的”，並以此作為自己的反應。交叉的（兩個）世界再次為毛利人提供了機會，但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災難。
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曾強調是毛利人主動採取措施在紐西蘭招徠了傳教士；尤其，跨塔斯曼的企業家納普西族人的魯阿塔拉成為了薩繆爾·馬斯登的朋友，薩繆爾·馬斯登是以新南威爾士帕拉瑪塔為基地的英國國教牧師。
透過與馬斯登進行談判，魯阿塔拉獲得了在島嶼灣的第一個歐洲永久性定居點上的壟斷權，他對英國國教傳教團及傳教士進行著管理，並以此來增加自己的權威。事實上，魯阿塔拉是歐關係方面的一位早期顧問。
就馬斯登而言，歷史學家講述了他的兩副面孔：他既是一位因冷酷無情而為罪犯憎惡的澳大利亞“答刑牧師”，同時又是紐西蘭的一位仁慈傳教士。在白種人的故事中，這位英國國教牧師是作為一位好人而被人們銘記在心的，他是首次在聖誕節向毛利人宣揚基督教說教的第一位傳教士。
1814年，當聖公會在太平洋以及向新南威爾士的罪犯和土著澳大利亞人傳教的活動失敗之後，馬斯登將傳教的努力轉向了紐西蘭。馬斯登從魯阿塔拉及其他一些旅行者那裡獲悉，毛利人的酋長對唐加塔擁有權威。
從這些紐西蘭的代理人中，他看到了貿易的前景及英國教會傳教的機會。對那些在與悉尼進行交往的過程中有著自己的考慮的北方酋長來說，他們同樣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和機會。
雙方都致力於發展這種聯絡。為了獲取帝國對英國國教會在紐西蘭傳教的批准，馬斯登收集了一捆抱怨歐洲人在太平洋地區進行侵略的陳情書，並將它們提交給總督。
於是，在1813年12月，總督拉克蘭·麥格里釋出了一個文告，這個文告有效地將毛利人“置於國王陛下的保護之下”，並用英國法律來約束英國臣民與毛利人和太平洋島民間的交往。
次年，12名來自於島嶼灣的毛利酋長在帕拉馬塔和馬斯登一起呆了3個月。這些人中包括魯阿塔拉、魯阿塔拉的同父異母兄弟、魯阿塔拉的親戚，納普希族人的武士首領洪吉希加以及洪吉的兒子。他們所有的人都忙著學習英語，學習有關歐洲風格的農業、園藝及木工手藝。1814年12月，這群酋長與馬斯登及三名傳教士一起返回到了紐西蘭。
從建築和傳教的角度來講，建立於島嶼灣科里科裡的傳教定居點成為了“袖珍的帕拉馬塔”。1809年建於帕拉馬塔的石頭店鋪為科里科裡的石頭店鋪——紐西蘭現存年代最為久遠的古建築——提供了平面圖；而馬斯登在帕拉馬塔的住宅，“老式的蘭吉斛”（蘭吉霍阿是紐西蘭第一個傳教基地的名稱）則成為了科里科里布道站的樣板。
1819年馬斯登修建了澳大利亞式的“蘭吉霍阿”，並將其作為高層毛利青年的神學院。直至19世紀30年代，紐西蘭的英國國教傳教團仍然處於邊緣地位，它對北方部族更為有用，是他們藉以獲取歐洲技術、文字和商業的敲門磚。
洪吉希加從魯阿塔拉那裡繼承了對第一批英國國教傳教士的壟斷性控制權。1830年前，紐西蘭的傳教士處於附屬毛利人的這樣一種地位，洪吉希加至死都控制著對他們的壟斷權力。洪吉希加從位於島嶼灣的駐地釋出指令，迫使傳教士按照他開出的條件與他進行往來，其中包括秘密進行火槍交易。
對毛利人來說，洪吉希加比馬斯登更為重要。這位從前的神學學校學生是幾十位活躍於塔斯曼海兩岸的旅行家和企業家之一，這些旅行家和企業家與新南威爾士殖民地間進行著密切的貿易。自1800年以來，活躍於塔斯曼海兩岸的酋長是毛利人在澳大利亞存在的生動例子。
洪吉在紐西蘭出名是因為他在1820年大膽前往倫敦，在倫敦，他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要求，見到了英王喬治四世；同時，他還幫助劍橋的一名教授編纂毛利語詞典。洪吉是在他的朋友年輕的世俗傳教士託瑪斯·肯德爾及他的侍從武官懷卡託的陪同下，搭乘一艘捕鯨的縱帆船前往英格蘭。
肯德爾並沒有獲得授權隨同前去，但他決定學習毛利人的語言，並以其作為說服當地人皈依的手段。在英格蘭，洪吉在社會上受到了盛大的款待，收到了許多珍貴的禮物。次年，他用這些禮物在悉尼的市場上換回了300多條火槍及若干的火藥和子彈。但他卻並沒有將所有的禮物用來做交易；他保留了一套盔甲，而這套盔甲後來多次救了他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