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祖父母和一些短視的貧苦人家不同，他們深諳“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因此不惜傾家蕩產讓我接受教育。
你可能不知道在那個時候讀書是多麼難的一件事情。
我那個時候常常是餓著肚子上學，不過我的學習成績非常的不錯，在我17歲那年從學校畢業後進入一家石油公司工作。
我剛踏入社會的時候立志要成為一名出色的工程師。
然而在巴庫，我看到的是俄國社會充滿病態的一面，富人肆無忌憚地盤剝著窮人，窮人們要麼忍受欺壓，要麼接受毀滅。
那個時候的我特別同情弱者，或許我之前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吧！
在此期間我接觸到了紅色書籍，久而久之便我對馬克思主義愈發認同，認為這才是改變俄國命運的唯一途徑。
1917年6月份，我加入布林什維克，我被組織上派到第比利斯負責建立地下組織，不料短短几個月內兩度慘遭逮捕，還是靠著跟獄友一同絕食才獲得釋放，出獄後遭驅逐不得不重回巴庫。
不過這次小挫折反而讓我受到了上級領導的青睞。
1921年我在領導的推薦之下調任到一個特殊的國家暴力機關，它便是由蘇維埃政權初期“三巨頭”之一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契卡。
調到期契卡以後我拼命的努力工作，在隨後短短几年的時間裡，我得以頻頻升遷，在組織中獲得了一定的地位。
1924年秋季，我被任命為喬治亞契卡二把手，同時兼任外高加索蘇軍特別行動處處長。”
貝利亞絲毫沒有隱瞞自己曾經的經歷，把自己在仕途上遇到的貴人和敵人，都一一的和瓦西里講了一遍。
不少人認為，貝利亞不過是攀附於斯大林權柄之上的弄臣。
瓦西里從老爹的自述的角度來看，他或許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說不定呢。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老爹身處要害職位，但從處理問題的方式來看，他當時卻仍是“鴿派”。
這一點，從一件事中便可見一斑。
上任後不久，貝利亞便透過情報得知喬治亞的孟什維克正在策劃叛亂。
雖然這場叛亂最終被蘇軍蕩平，貝利亞也因平叛有功而獲得了紅旗勳章，但他一開始並沒有想到採取暴力手段，反而盡全力試圖避免同胞自相殘殺。
藉助職權之便，貝利亞多次向孟什維克透露訊息，甚至“光明正大”地派發傳單，意欲告知對方契卡已經察覺了一切，勸說對方放棄搞事。...
不僅如此，他還多次建議領導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
當叛亂髮生後，貝利亞迅速行動逮捕了多名孟什維克領導者，然而對敵對勢力的“清算”也不過如此。
然而，正所謂“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忍”，他處處示好對方卻根本不領情。
直到暴亂髮動兩週後，隨著蘇軍部隊的趕到，“流血衝突”最後還是發生了。
1930年，年僅31歲的貝利亞已晉升至外高加索地區契卡的領導人，他並不因此滿足，反而多次寫信給高層希望能獲准進行學習深造。
正是此舉讓他得到了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的青睞，彼時，斯大林正希望從中層選擇一批幹部構建新的班底，年輕精幹又好學的貝利亞立刻獲得了關注。
1931年，貝利亞被任命為外高加索邊區黨組織的一把手。
這段時期他充分施展了自己強大的政治才華，極其出色的業務能力讓他成為了當時蘇聯政壇上最炙手可熱的新星之一。
例如，在貝利亞的親自領導下，飽受戰火摧殘的第比利斯，被改造成蘇聯基礎設施最完備的城市。
僅用了1年多的時間，外高加索的工業設施就基本完成了現代化更新。地區內石油產量飆升，一躍成為蘇聯最為重要的產油基地之一。
再例如，在他的主持下，人們排幹了科爾希達沼澤，讓整片地區變成肥美的沃土，這一決策直接改變了整個喬治亞的農業結構，使得喬治亞農民成為了當時全蘇聯最富裕的農民。
相比於經濟建設方面的才華，貝利亞在政治方面的表現更是令斯大林欣喜不已。
貝利亞敢於在高層會議上直接指出組織中存在的弊病，斷言這會影響組織的發展。
其實並非問題不夠凸顯，一些老幹部為了討好斯大林同志對此避之不談。
貝利亞的敢說令斯大林很是賞識，後者甚至下令將貝利亞的報告編進政治學院的必修教材。
從種種跡象中不難看出，貝利亞已然成為了斯大林“國王的班底”中的一員。
然而實際上，當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爆發的那場大災難來臨後，貝利亞也受到了波及並一度遭到“冷藏”。
原來，清算發生後，外高加索地區的政治機關內也發生了慘烈的內鬥。
先是一批老幹部被捕入獄，後來事端擴大，貝利亞的處境也變得相當微妙。
不過，託福於內務部長葉若夫同志的“出色”表現。
在短短几年時間裡，這場政治運動的效果已經達到甚至超出了斯大林的預期。
這令斯大林同志有了憂慮，倘若不及時停止，它後續的發展可能會徹底摧毀蘇維埃政權的體系和根基。
狡兔死走狗烹，最高領導人心態的轉變意味著葉若夫的政治生涯抵達了終點。
此時，高層需要物色一位新的角色結束這場災難。
於是，貝利亞帶著他的使命被推到了歷史的前臺。
貝利亞並不是這場政治運動的“主犯”，相反，他是來“唱紅臉”扮演“救世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