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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紀是指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所以只有任法才能改變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的局面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變蜀土人士，專權自態，君臣之道，漸以陵替的態勢。與儒家“崇禮”治世的觀點不同諸葛亮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的根源在乎“法”，因此，諸葛亮一再告誡、反覆強調法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萬之眾，束肩斂息，重足俯聽，莫敢仰視者，法制使然也。” [66]不僅如此，諸葛亮還進一步從反面強調了不以法治國的嚴重後果“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萊紛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通。” [66]

因此，諸葛亮入蜀之初便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人依據和增刪秦漢舊律，共同制訂了蜀國的法典《蜀科》。此外，他還親自起草了各種科條律令數十則，其內容包括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 [67]

軍事

治軍思想

諸葛亮擅治軍，陳壽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中就曾提到，諸葛亮“治戎為長”。諸葛亮也曾在《論薦劉巴》一文中親言：“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可見，諸葛亮治軍有方。諸葛亮善於治軍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治軍以明。諸葛亮治軍以明包括正反兩個方面的內容，從正面來說，諸葛亮治軍以明表現為：一、提出明確的道德要求。如《將苑·謹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這方面的內容。諸葛亮認為師出以律，失律則兇，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寬”、“信”、“敬”、“明”、“仁”、“忠”等有關道德方面的要求。《將苑·將材》一文中要求將帥要具備“仁”、“義”、“禮”、“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陰察第十六》一文中說陰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賞賢罰罪”、“安仁和眾”、“保大定功”、“豐撓拒讒”。二、規定嚴格的法令規定。如諸葛亮親著的《法檢》兩卷、《軍令》兩卷（現存僅為《軍令》十五條），制定的《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條規。《便宜十六策·斬斷第十四》一文對不聽從教令的“輕”、“慢”、“盜”、“欺”、“背”、“亂”、“誤”七種情形的嚴肅處理。 [68]

其次，以信為本。諸葛亮治軍重信。諸葛亮認為，“信，重然諾也” [69]，也就是說，“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誠者失信，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麼作戰一定會失敗；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夠執行，那麼即使有百萬之眾，也是毫無用處。反之，如果用信義來鼓勵將士，將士沒有不拼命效力的。因此，諸葛亮強調治軍要以信為本，“夫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 [70]”以信為本，就賞罰而言，諸葛亮認為要“賞罰有信”，因為用賞罰來判定功過，士卒就會知道守信用；就將帥而言，諸葛亮認為所謂信將，即“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 [71]。

用兵南中

蜀國大臣朱褒、雍闓、高定等叛變，南中豪強孟獲參與其中。在北有曹魏大兵壓境、東有孫權荊州軍威脅，南有三郡叛亂的困難形勢下，諸葛亮採取了“北抗曹魏、東和孫權”的戰略，在建興元年（223年）十月派鄧芝到東吳進行修好，並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接著，在建興二年（224年）積極進行兵力補充、整訓等戰役準備工作。這樣，在建興三年（225年）初，已經具備了南下平叛作戰的條件，於是，諸葛亮在成都開始組織這次南征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