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森特·維多夫羅的社會出身與其同時代大多數詩人不一樣，他是殖民地時期貴族的後代。這也許就是他與同時代的人不一樣、對商業和政治不那麼感興趣的原因吧。他剛上學就愛上了文學，十幾歲就開始發表詩作，23歲時即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稱之為創造主義。
他反對模擬大自然的現代主義風格，力求創造他自己的、不存在於大自然的世界。1916年，他遊歷巴黎，不久即與那兒的先鋒派詩人結夥，開始用法語寫詩發表。後來他移居西班牙，他的詩風影響了許多詩人和作家。除了寫詩，他還嘗試著撰寫小說和劇本。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家住北部地區小鎮埃爾基。跟雙親一樣，她亦開始從教，曾在不同的學校任教。從教頭六年，她每年都要換個城鎮學校教書，有的學校地處最北端，有的則在最南端。1922年，她在紐約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孤寂》。
詩中透露出了一種哀怨之情，但所呈現的自然之美又令人陶醉。她詩中所表述的愛是種心靈之愛、而不是情慾之愛，這跟她同時代的大多數拉丁美洲詩人和作家不同。為表彰其才華、支援其創作，智利政府早早就向她發放了津貼。後來政府又委派她到義大利、西班牙和巴西擔任外交職務。1945年，她成了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講西班牙語的詩人。
出身比米斯特拉爾更為卑微，而對西班牙語詩歌影響更大的詩人是巴勃羅·聶魯達。雖說他父親在鐵路上勞作，但他從小就熱愛文學。他13歲即發表詩作，當時還在讀中學。
他讀的是師範，但由於在20歲和24歲時先後出版了《黃昏》及《20首愛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而成名，所以一天書也沒教過。像加夫列拉·米斯列特拉爾那樣，他的才能也受到了智利政府的表彰，接連被派往幾個國家擔任外交職務。
聶魯達很早就對工人表示了同情，而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做流亡者工作時又使他更趨激進，更加同情無產階級事業。他的《詩歌總集》用社會主義觀點對美洲作了全景式的描繪。他除了大量寫作外，還從事政治活動。
1969年共產黨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但他退出了競選，轉而支援薩爾瓦多·阿連德。他的觀點使他的一些詩作高度政治化，但也贏得了工人階級的喜愛。與政治無關的作品是《風雨頌》，他像沃爾特·惠特曼那樣讚頌大地的產物和耕種田地的人們。
1970年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總統後，委任聶魯達為智利駐法國大使。一年後，諾貝爾獎委員會授予他很有尊嚴的文學獎。
智利的小說家們不怎麼吸引外國讀者。他們對鄉村風俗習慣和社會問題的關注沒有像智利的詩歌那樣引起廣泛的興趣。華金·愛德華茲·貝略長住瓦爾帕萊索，他的小說敘述了這一港口城市的階級對抗狀況，描繪了當地起伏的山巒、風勢和海景。他對權貴集團和中產階級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然而他的好朋友卻是智利最富有者之一。
另一位富有創新精神的作家奧古斯托·達爾馬形成了他自己的極富想象力的文學流派，他的作品《德烏斯托神父的受難和死亡》就反映了這一現象。他的創新精神導致他在聖地亞哥附近創辦了一家藝術社團，但後來他又僑居西班牙和印度。比較關注農業工人問題的是小說家佩德羅·普拉多。
他在《阿爾西諾》中極富同情心地描述了生在貧困農民家的孩子們。作者沒有直接從思想上、亦或實際上提出解決貧困的辦法，但提出了改造人和大自然的構想。同時代的小說家愛德華多·巴里奧斯在國外廣為遊歷後，決心從事公用事業和文學創作。
卡洛斯·伊瓦涅斯執政時期，他出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和教育部部長。他的小說（如《大先生與窮光蛋》）雖然質樸地描繪了智利的鄉村社會，但他並未對傳統的社會關係進行批判。
史學領域形成了不同思想傾向闡述歷史的狀況。右傾保守派否定19世紀自由主義的詮釋。1929年，卡洛斯·伊瓦涅斯上校軍政府的一位親密合作者阿爾貝託·愛德華茲·比維斯出版了《貴族投石黨》,這是一部迄今為止思想演繹最縝密的一部智利史。
他將智利的許多成就歸因於巴斯克一卡斯蒂利亞貴族的領導才能。弗朗西斯科·安東尼奧·恩西納是位著作頗豐但不善分析的保守黨人，他的《智利史》有20卷。他攻擊自由黨人使用有爭議的心理描寫法和討普通民眾歡心的帶有民間風味的敘事法。
然而他缺乏學術上的精確性，這使他很容易成為專業史學家們批評的物件。他最受好評的書《我們的經濟劣勢》對智利的經濟問題作了令人信服的評論。海梅·艾薩吉雷是個學術水平比較高的保守派史學家。他在天主教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史。
他在其許多歷史著作中著重闡述了西班牙的價值觀和天主教道德觀。他撰寫了一部批判性的貝爾納多·奧希金斯傳記，並動筆編寫智利通史。他在課外也很活躍，他支援保守派工會運動，跟激進派工會唱對臺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