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征服對英國教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幾乎與對社會的影響一樣深刻。征服使帶有改革思想的諾曼人佔據了教會的高階職位,引發了封建社會中教會地位的問題,並導致修道院制度的復興。

在征服英國後,威廉迅速罷免了被認為腐敗的大主教斯蒂甘德(Stigand),並任命了蘭弗朗克(Lanfranc)。蘭弗朗克是一位北義大利人,精通教會法,是一位知名的學者,同時也是一位直言不諱、實際務實的人。截至1087年,英國教會的所有主教幾乎都是諾曼人,這表明征服對教會高層的改組。

蘭弗朗克支援了在1059年由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推動的教會改革運動。他認為英國教會需要進行兩項重大改革:首先,教會事務必須擺脫國王以外的外行人的控制;其次,主教必須被賦予權力以更嚴格地控制牧師。為了實現第一個目標,威廉透過一次宗教會議頒佈法令:主教和執事不再插手世俗法庭和郡法庭的“教會事務”。這意味著所有涉及神職人員和違反道德的外行人的案件都由主教或其下屬的法庭審理。因此,英國出現了兩個法庭體系:一個是世俗的,一個是教會的。

為了加強主教對牧師的控制,蘭弗朗克增強了大教堂教士團的權力。他將原本位於農村的主教教座遷至城鎮,並規定新成立的教士團應由教士而非修道士組成,即由世俗牧師而非受教規約束的神職人員組成。透過宗教委員會的立法,主教被授權召開一年兩次的宗教委員會或教會會議,並得以任命執事長來協助管理主教教區事務及處理新的教會法庭事務。

蘭弗朗克還試圖改革教會陋習,特別是試圖終止買賣聖職和牧師結婚的習慣。宗教委員會透過法令禁止了買賣聖職,儘管這種實踐在亨利一世統治時期再次復甦。對於牧師結婚的問題,由於盎格魯一撒克遜時期的教會允許牧師結婚,蘭弗朗克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態度。他允許已婚的牧師不必離婚,但堅持認為未婚的牧師不能結婚,且已婚的牧師不得晉升為神職。然而,鄉村地區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缺乏牧區教堂。在英國的許多地區,要麼由大教堂提供宗教服務,被稱為牧師教堂,要麼由簡陋的鄉村教堂提供服務。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諾曼人完善了英國的教區體制,這一體制自盎格魯一撒克遜時期便開始建立。為了彌補諾曼征服的罪孽,諾曼男爵和騎士在各地興建教堂。與盎格魯一撒克遜時期的大鄉紳一樣,諾曼人將教堂視為自己的財產,並主張有權任命牧師為其服務,這就是著名的受俸牧師推薦權。

教區的牧師履行做彌撒的任務,滿足基督徒古老的生活需求,如洗禮、結婚和葬禮。中世紀英國人的宗教意識十分純樸,上帝、基督、聖徒和殉道者對他們而言就像伸手可及的存在。未來世界的關注度相對較低,因為這個世界中的事物對教區的居民而言是未曾親眼見到的。

教區的人們從未造訪過倫敦、羅馬或耶路撒冷;對他們而言,天堂、煉獄和地獄才是真實存在。他們堅信死後的生活和末日審判是必然的,這也解釋了為何一位偉大的武士會突然放下一切前往耶路撒冷。教區的牧師在這裡幫助有罪者找到通向天堂的道路,同時有罪者也可以尋求當地的聖徒替他們祈禱,而這位聖徒則會對聖龕進行朝聖。從教區教士到世俗的僧侶,整個中世紀的宗教體系實際上是為那些害怕咒詛、尋求永生的人們提供服務的建構。

征服者威廉支援對教會進行改革,但他並非打算使教會屈服於自己的掌控。實際上,威廉透過對主教和更大修道院院長所擁有土地的強加封建義務,更為牢固地掌握了對教會的控制。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作為國王的封臣,持有土地並需履行騎士服役,同時也為國王祈禱並提供建議。例如,林肯主教佔有所有英國中部地區的莊園和三個城堡,因此他需提供60名騎士。正值威廉試圖將教會封建化之際,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提出的教皇制度試圖保持教會的獨立。羅馬主張對所有教會案件的上訴權,主教則被視為精神領導者,並首先效忠於羅馬教廷。由於羅馬教皇法庭曾為威廉加冕,格列高利甚至要求威廉統治的英國作為羅馬教皇的封地。然而,威廉拒絕了這一提議。他還規定未經國王同意,不得上訴至羅馬教廷,並禁止在英國實施羅馬教皇頒佈的法令。因此,威廉成為了教會的主人。

然而,主教究竟是國王的官員還是精神上的領導者?這個問題至今尚未得到確切的回答。在象徵深沉敬畏的年代,這個問題被視為一場權力之爭:是國王還是大主教應該授予主教指環和權杖(象徵主教精神權威的標誌)。每當威廉任命新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長時,這位新任領袖都要首先宣誓效忠於國王,然後國王才會授予他指環和權杖。這一做法對於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接任的安塞爾姆來說是無法容忍的。安塞爾姆採取更為激進的行動,甚至拒絕接受威廉二世提名的主教赴職。

在威廉二世殘暴而貪婪的統治時期(1087-1100),這場爭端沒有平息的可能性。威廉掠奪了教會財產,使主教職位空缺以謀取個人利益,還放逐了安塞爾姆。然而,亨利一世(1100-1135)與眾不同,他更為理性且願意妥協。亨利急切希望修復與教會的關係,與放逐期間備受煎熬的安塞爾姆很快達成共識。在諾曼底的勒貝克修道院,亨利與安塞爾姆採取了一種妥協的方式:主教在接受國土後,需首先向國王宣誓效忠,然後再從大主教那裡接受指環和權杖。亨利還同意教堂的教士可以選舉主教,但堅持這種選舉必須在皇家教堂內,在國王的監督下進行。儘管這被稱為自由選舉,但實際上受到皇室意願的左右。主教首先是國王忠誠的官員,負責提供智慧建議、擔任外交使節,並管理法庭事務。儘管獲得了這些權利,亨利同時也放棄了許多。放棄了為世俗教會人員授職的權力,亨利也擯棄了被塗油的國王是上帝神聖代表的觀念。因此,亨利承認了王權的世俗特性。

然而,教會產生的最深刻的精神影響並未體現在主教(因他們面對眾多實際問題)的生活中,而是體現在無數僧侶和修女的生活中。1086年,英國共有805座修道院和550名僧侶和修女。12世紀是英國修道院生活繁榮的黃金時期。諾曼國王並不滿足於看著這種生活方式的繁榮增長。威廉在黑斯廷斯戰役的戰場上建立了戰役修道院(Battle Abbey),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貢獻。威廉主要關注對修道院的控制。在諾曼征服初期,20個修道院院長中有12個是英國人;到了1089年,一個也不是英國人。取代英國人的諾曼人將極大熱情投入到管理修道院事務中,但他們更感興趣培養學者和管理者,而不是培養聖徒。

在1135年至1154年間,英國經歷了一場宗教狂熱的浪潮。這種狂熱主要源於人們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儘管主要是貴族階層的生活,但卻是自然而然湧現的虔誠行為。修道院對於貧困、貞潔和順從的品德的強調主要吸引了出身高貴的人。生活在貧困中的農民難以保持貞潔(因為需要子女來勞動),而且他們已經對主人順從。在中世紀人們看來,真正的貧窮是一種恥辱,只有自願的、或者是被認為是“神授的貧困”才是一種美德。貴族階級在修道院生活中找到的是寂靜和孤獨,這是一種註定平靜的生活,擺脫了紛繁世界的煩擾;貴族階級從修道院生活中也看到了基督教徒生活最高層次的表現。

然而,許多無法進入修道院的人透過饋贈禮物來支援修道院的居住者。在丹麥地區,甚至貧窮的農民也要奉獻一英畝的土地。許多禮物最終落入克呂尼修道院,那裡的僧侶身穿樸素的黑色長袍,每天沉浸在祈禱和吟詠中。然而,很多人對連續的吟詠和禮拜儀式(這是克呂尼修道院規定的宗教儀式)失去了興趣。他們引入了西多會教士的新儀式,該儀式以手工勞作和私人禱告取代了吟詠和禮拜的儀式。西多會教士故意將修道院建在偏僻的地方,遠離世俗誘惑。

西多會教士最著名的裡沃勒(Rievaulx)修道院坐落在約克郡荒野的山谷中。西多會教士不將土地租賃給佃戶,而是與世俗修士一起從事農耕,儘管這些世俗修士沒有接受過教育,但他們是修道院的正式成員。由此,修道院的生活向粗陋而未受教育的人開放,這些人並不希望成為唱詩班的修道士。西多會教士穿著白色或灰色的長袍,他們追求樸素而苦行的生活,在荒野中放牧,建造簡樸而具有哥特式特色的建築,他們的人數迅速超過了英國的克呂尼僧侶。

然而,在英國,這種孤立的團體並沒有滿足教會的需求。為了為普通的教區教會提供更好的服務,奧斯汀會修士(Austin Canons)的團體形成了。這種團體的成員可以像修道士一樣生活在一起,但必須為社群教會提供服務。為了滿足女性對修女生活的需求,吉爾伯特(Gil of Sempringham)創立了一項規定:修女可以像西多會教士一樣過集體的、簡樸的生活。到1189年,英國已經有了14個女修道院,960名修女。對修道院生活的熱忱融入了城鎮和農村,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新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