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的強大和強盛導致對不列顛的征服一樣,這個帝國在公元5世紀的衰弱和衰竭也造成了對這個行省的放棄。帝國衰竭的原因不一而足。羅馬帝國經濟在西部過度依賴奴隸的勞動和來自被征服民族的貢賦。當帝國的擴張在公元2世紀停止的時候,奴隸和貢賦的掠取量不斷減少。與此同時,數目持續增長的官員和士兵耗盡了所創造的財富。到公元4世紀,領取薪俸的官員和士兵達50萬人,而繳納稅款的羅馬人卻越來越少。這種狀況由於以下事實而日趨惡化:即人口數目因戰爭、饑荒和疾病而下降。政府在經濟危機中對納稅階級——城鎮中的中產階級和鄉村中的佃農徵收重稅,迫使他們棄職棄田而去。

為確保經濟活動的運轉,皇帝制定法律將人們固定在其職業上。在這幾個世紀裡,有學識的階級從研究希臘人文主義和羅馬實用主義,轉向透過考察篤信來世的宗教來尋求個人的得救。而且,羅馬帝國未能解決帝位繼承權問題。

公元3世紀,軍隊越來越多地介入政治。指揮官甚至從前線調回31防備蠻族襲擊的軍團,投入爭奪帝位的私人戰爭。公元197年,不列顛總督克洛狄.阿爾比努(Clodius Albinus)為爭奪帝位,率領駐不列顛的部分軍隊,渡過海峽進入高盧。軍隊調動之後,破壞和劫掠行為充斥北方。塞普提姆,塞維魯(Septimus Sev)擊敗阿爾比努,登上帝位。他隨即加強長城的防禦,確保不列顛獲得了較長時間的安寧。這種安寧直到公元3世紀後期撒克遜海盜襲掠不列顛東海岸之時才被打破。

為保衛陸地免遭這些海盜的襲擊,也為了鞏固羅馬帝國對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的控制,羅馬統治者在索倫特海峽和沃什灣之間的海岸上修築要塞和訊號站。在公元4世紀,皇帝意識到軍事上的戒備狀態對於帝國來說是必要的,因此設立了一個新的官職——撒克遜海岸伯爵(Count of the Saxon Shore),授予指揮沿岸要塞和訊號站駐軍的權力。

這樣的防禦措施足以應對海岸襲掠,但無法對抗蠻族的聯合行動。公元367年,西面的蘇格蘭人、北面的皮克特人(Picts)和東面的撒克遜人發動進攻,越過哈德良長城,擊斃撒克遜海岸伯爵。只是在狄奧多西伯爵(Count Theodosius)採取斷然措施之後,長城一帶的守備情況才得到恢復。狄奧多西本人是一位足智多謀、富有經驗的軍人。

然而,這些駐軍未能在不列顛長期駐紮下去。公元383年,不列顛駐軍宣佈馬格努斯,馬克西姆(Magnus Maximum)將軍為皇帝。馬克西姆即率軍前往高盧爭奪帝位。398年,西羅馬帝國最高司令官斯提利科(Stilicho)為了對西哥特人(Visigoth)國王阿拉里克(Alaric)發動戰爭,從不列顛撤走軍隊。但在以上兩個事件中,長城並未被放棄,駐軍也沒有全部撤離。顯然,留守不列顛的軍隊仍十分強大,以至於在407年竟膽敢推舉其指揮官登上帝位,稱康斯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ll),並追隨他到了高盧。康斯坦丁三世也許在不列顛留下一些官兵,但不列顛人在4的年將他們趕走。不列顛地主階級趕走羅馬軍隊的原因有兩個:其一,他們希望擺脫帝國體系加在他們身上的負擔;其二,他們已經能夠勝任自我保衛的工作。儘管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即公元4的年標誌著羅馬在不列顛統治的終結。

在公元5世紀和6世紀,不列顛人頑強抗擊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但最終被擊敗。不列顛人自衛的失敗和拉丁文化的湮滅導致兩個重要問題的產生:不列顛人的羅馬化程度如何?羅馬文明的遺產如何?

羅馬對不列顛的佔領與英國對印度的佔領有許多相類似之處。前者產生了羅馬一不列顛文化,後者造就了英印文化。在這兩種條件下,知識階級均接納了帝國的語言、法律和服裝,而農民則未受影響——從外表看,人就是羅馬人,印度人與英國人毫無二致。但在內心裡,不列顛人仍然是凱爾特人,印度人則依然是印度教徒。當佔領束縛解除時,內心裡的人大獲全勝。

城鎮不列顛人的羅馬化最為徹底。拉丁語是法律、政府、商業和文化等方面的通用語言,甚至連工匠也懂一些拉丁語,足以將這種文字塗寫於陶器之上。城鎮居民身穿寬大長袍、飲用葡萄酒、享用沐浴設施、舉行正餐宴會。羅馬化的深刻程度還反映在羅馬不列顛的藝術領域:羅馬風格的雕塑和馬賽克取代了凱爾特人的抽象藝術(儘管凱爾特人對藝術模式的感知也對雕塑和馬賽克產生了影響)。不列顛人尊崇羅馬諸神,既參拜供奉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的神廟,也參拜供奉那些被神化的皇帝的廟宇。受羅馬薰陶的文化其實存在於城鎮和別墅之中。

然而,大多數不列顛人(約三分之二)既不住在城鎮裡,也不住在別墅內。拉丁文化對他們幾乎毫無影響:他們不說拉丁語,到當地數以百計的神祠中參拜凱爾特諸神。對他們而言,羅馬佔領意味著強徵糧食和稅賦。而且如同在高盧和西班牙一樣,城鎮也沒有留存下來。

一旦羅馬人離開,城鎮便走向衰敗:爛尾建築無人打理,圓形劇場淪為集貿市場。只有那些具有經濟用途的建築物才儲存到公元5世紀。公元9年,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侵者所面對的依舊是一個凱爾特不列顛。

下一個半世紀中的野蠻屠殺幾乎抹去了一切羅馬痕跡。所留下的永久性遺產只有羅馬道路(其路線至今在標示許多現代高速公路的走向)、城鎮地點(如倫敦、坎特伯雷和約克)和不列顛基督教。在這些遺產中,基督教的意義最大。在羅馬帝國早期,羅馬人對大多數宗教採取寬容的立場,但又因基督教規定教徒效忠的唯一性,而對該宗教實行鎮壓。不列顛就有好幾位殉教者受到迫害,其中最有名的是奧爾本(A伍皿)。他是一個羅馬士兵,約公元249年在維魯拉米姆被處死。然而,當康斯坦丁在4世紀之初接納基督教之時,這種迫害停止了。314年,倫敦、約克和林肯的不列顛主教出席了阿爾宗教會議(Council of Arles)。

還出了一位基督教異端者一一學識淵博的佩拉鳩斯(Pelagius)。他堅稱人生來無罪,具有自由意志,擁有選擇善與惡的能力。這對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信條發起直接的挑戰。聖奧古斯丁宣稱由於人生來有罪,所以完全依賴上帝的寬恕來得到拯救。聖奧古斯丁的教義成為基督教會的正統教義,但佩拉鳩斯的思想在不列顛廣為流行。為了根除其思想,高盧基督教會派遣歐塞爾的聖傑門努斯 (St. Germanus of Auxerre)來到不列顛。其使命大獲成功,不列顛教會重歸正統教義。

聖帕特里克(St. Patrick)是一位羅馬化不列顛人,曾在歐塞爾拜聖傑門努斯為師。因此,他在462年將羅馬正統教義傳人愛爾蘭,而其他凱爾特傳教士則將這種教義傳人威爾士和蘇格蘭。正是在這些西部偏遠山區和島嶼上,凱爾特基督教存在下來,並在一個世紀之後盎格魯一撒克遜人皈依基督教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