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民的歷史上，有兩次似乎完全被外國影響所吞沒。一次是在7世紀，這個國家全心全意接受中國文化；然後在19世紀，日本又受到西方向東亞的衝擊。我們該如何解釋日本人對外國影響的熱切而不加批判的歡迎呢？有人不客氣地指出，日本人主要是模仿者，沒有足夠的創造力來維持自己的獨立的文化。又有人說，日本的善於模仿是由於地理上的孤立，使他們忽而忙於模仿，忽而又安於國內的平靜。喬治．桑瑟姆把8世紀描繪成為日本人民覺醒、為中國的超級文化所震驚的時代。阿諾德·湯因比則把日本看成是在中國監護之下第一次走上高水平文明的舞臺。兩位史學家都認為，日本被中國的範例所折服，而要奮起模仿、追趕。
然而，單從中國化考察7、8世紀，就忽略了日本歷史上極端重要的國內成分。這兩個世紀裡的主要政治及社會變化，絕不能簡單解釋為急劇倒向中國文化的副產品。5年的大化政變，傳統上認為是有意識地追趕中國的開始，但也是努力搞中央集權化、使新興貴族階級的特權制度化的開始。理解日本的中國化，不能不考慮國內的深刻變化，這變化影響了6世紀的大和國和它的社會基礎。
自從3世紀大和國建立起，太陽族的首領和支持者都不斷擴大影響，鞏固霸權。《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關於早期“天皇"的編年史不盡可靠，但是敘述了一個經常在擴張著的勢力，而這股勢力從大和派出兵力去統治（某些情況下是恢復統治）邊遠的地區。5世紀可能是古大和國的鼎盛時代。開始時的統治者是仁德天皇，他的巨墳據說是用20年築成的。最後的統治者雄略天皇是一個古怪的君主，他不斷致力於增加貢品。他誇耀自己在東邊支配著55個省、西邊個省，還有巧個省在海外的朝鮮。他這種吹噓亦見於中國史書。中國史書上還記載這個世紀中有倭五王遣使進貢。
到公元6世紀，一個比較先進的政府機構就可以看出輪廓。大和聯盟的首領自命為真的天皇，已經向氏上們提出要求更多的抽象而絕對的統治特權。他聲稱這些氏上就是他的官員，要按他的意向行事。更加準確的一套等級稱號（姓）也定出來了。“直"、“宿禰”、“真人”和“朝臣"最高，是授予與大和氏的主要家系最近的家族的。“臣"是和皇家系譜離得較遠的重要首領。“連”是沒有血緣關係的38從各氏中最大的首領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
最後，在天皇領導之下成立了一個政務機構，各大首領都有代表。再晚些時候，又委任了代言人首領“大臣”和“大連”作為國家主要大臣。同時又努力把地方政權更直接地置於中央政權之下。全國分為許多稱為“國"的單位，其勢力範圍大致和地方主要的氏相當。在這些單位裡，統治的首領又被降為“國造"。換言之，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們被目為任命的官吏，雖然開始他們都是大和國難以駕馭的屬下。同時，在大和及其他更遠的國裡，統治者家族得到新的從事農業或工藝的“部"，也積累了更多的財富。
擴張財力的傾向，不僅限於領導家族。這個時期起，龐大的墳墓十分普遍地出現。在大和及其他邊遠的國裡，氏的首領迅速加強對土地上的勞動力和資源的控制。地方的統治者有權聯合兵力，參加大和對朝鮮的遠征，間或對大和首領的權威也提出疑問。因此，大和統治者不得不常常需要依靠他的特別衛隊，或者求援於“大伴"和“物部"這兩個主要以武力著稱的氏族，來維持均勢。
到6世紀，日本在東亞諸國中，不是無足輕重的國家。日本人從5世紀起，在朝鮮就相當活躍，而且在任那地區，已經得到了一個行動基地。在高句麗、百濟和新羅這三角鬥爭中，半島上的立足點顯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歷史上，日本和百濟聯盟的時候最多，也許因為它的位置在沿著日本到中國的海路上，有戰略意義，也因為它有較高的文化成就。但是，532年新羅和百濟聯合攻打任那，日本失去了半個在朝鮮的勢力範圍。30年後，日本人在562年被完全趕出任那。但是，他們對大陸還有很大興趣，在北九州的太宰府建立了一個對外的新中心。想要恢復任那這個立足點的零星努力，繼續了一個世紀。668年新羅在中國的幫助下統一朝鮮之後，日本從半島撤退就是必然的事。
日本人6世紀時的武功，揭示了他們已經掌握了相當的資源。他們有幾百只戰船的艦隊和數以萬計的軍隊。而且在軍事行動的後面，我們還可以看到日本是日漸成熟的國家，其文化成就也在提高。日本人對任那有興趣，一是軍事價值，二是這個基地使他們從朝鮮得到新知識和熟練工人。難波是大和在內海東端的港口，這裡經常來往著許多進貢使團，有的是日本去中國，有的是去朝鮮國王的宮廷。大陸來的難民或俘虜，大和國都樂於收留，對有地位或有才藝的，還給以屬於外國“氏"一級的榮譽稱號。他們的姓“秦”字和“漢”字，昭示後人他們來自中國。另一些人劃為工匠或服務的部，由大和從事服務的氏來管理。
5、6世紀時，大批大陸移民持續地進人日本，新技術和新思想也隨之而來。根據《日本書紀》的說法，關於孔子著述的知識，是在5世紀初年由王仁這個學者介紹給大和貴族的。這是一個方便的時間來確定漢字在日本的傳播。但是，一段時間裡只限於朝鮮和中國的移民能寫漢字，這些移民是給統治上層當文書的，“史”就是大和統治者給他們的高貴的稱號。這幾個世紀裡也引進了新的灌溉技術，改進了稻田的組織，採用了更精確的歷法和許多別的創造性革新。大概是538年，佛家的教義傳到大和，這是透過朝鮮吸取中國文化的最高點。
不過，對政府和社會以及普遍流行的宗教信仰所能承擔的壓力而言，大和在文化和觀點上的變革，也只能到此為止。當大和的統治者設法改變以血緣為基礎的氏族制度為中央集權的嚴密管理的國家結構時，私自強大起來的氏族開始把太陽族的首領變為毫無勢力的傀儡。當新的家族在大和興起而有權勢，或在偏遠地區擁有獨立勢力的時候，以血緣關係或神道信仰為基礎的權威體制開始瓦解。敵意分裂了大和的聯盟，邊遠地區和駐在朝鮮的武力都起來造反，所以6世紀在日本是個特別不平靜的時期。事實上，就是因為名叫磐井的九州首領造反，日本才在562年沒有守住任那。大和處於政治危機之中。有好幾十年徘徊於兩個可能之間：分裂為若干互相爭奪的小國，還是改進為一個新的、穩定的、更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最後，傾向於集中的力量勝利了，而這個結局得之於來自中國的新影響。
到6世紀末，3世紀漢朝滅亡之後就一直分裂的中國，又在隋朝（581一618年）和唐朝（618一907年）進人復甦時期。中華帝國的威武莊嚴又在許多文化紀念物上顯現出來——在城市裡、在皇宮裡、在工藝品上、在公共建築工程上，還在派往國外的大軍上。日本人被這些弄得眼花繚亂。在這湯因比所謂的“遠東文化”中，有兩點對日本人最為重要：一是唐朝完善了的政府體制，另一是在中國皇帝的管理下和各宗派中國化的情況下，佛教教義制度化了。
唐朝諸帝把中華帝國的政府機器組織得更加勻稱、更加有效率，的確是天才。他們完善了擁護皇帝及其權威的中央官僚機關，精心搞好地方政權和稅務，並把政府的理論和實踐固定在一套系統的法典裡，這個理論是隨著中國政治史的過程而發展出來的。它有三個中心原則，根本上和大和早期的原則相對立。第一是絕對君權的概念，按照倫理學規定，君主是受命於天的。第二是皇家亻卜從政府的概念，也就是說，受過訓練的官員要根據皇帝的意願服務。第三個原則是全國都在皇帝的相同的法律下，得到公正的治理。這本是很理想的原則，但中國人也常常偏離。事實上，唐朝的社會在結構上比這種想法要貴族化得多。不過，不論在實踐上唐朝有什麼錯誤，它的模式代表一種極有效的中央化和官僚化的制度。作為一種組織國家資源的手段，大和時代的日本人想象不出任何更有效的辦法。
強大的宗教力量也被利用來支援中國的政權。至少在公元前1世紀，佛教就傳入中國，它長期在理論和組織上有所發展，並時時調整以適應國家的利益。佛教具有普遍的號召力。它在中國有許多分支、許多寺院、眾多的僧侶、豐富的經文和複雜而美麗的偶像藝術。到6世紀，佛教在中國和朝鮮都成為一股主要力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統治者利用佛教為服務於國家的工具而獲得成功。他們用佛教儀式和精神感召力來支援絕對的君主，並引用佛教理論來支援統一帝國的道德基礎。
538年佛教傳入日本，立即引起政治和宗教上的反響。大和的上層家族是靠他們祖先的神而享有威望的，佛教對他們成了一大威脅。因為，如果佛的法力高於所有地方上的神（據說是如此），他們由神而來的權威又將如何？6世紀中葉，大和國王諮詢他的顧問要不要供奉朝鮮來的佛像時，在日本的上層家族中引起了極重要的衝突。意見的分歧使蘇我家族和以具有大連稱號的物部與中臣兩家族為首的家族聯盟成了對立面。前者是比較新興的、雄心勃勃的大和族後代，任大臣之職。後者是一些長期為大和族服務、比較保守的家族的聯盟。物部家是世襲將軍，而中臣家是從事神道儀式的。兩派的爭執把大和分裂了幾十年。到587年，始終鼓吹新宗教的蘇我家在戰爭中擊敗物部，保證了佛教被接受。
587年的勝利，使蘇我家在大和國內權力高漲，不可一世。在此後的年內，蘇我的首領相繼統治大和的事務，幾乎到了要篡奪王位的地步。592年，在消火物部中立了功的蘇我馬子部署了對大和首領（他的外甥）的暗殺，並讓一個女性推古天皇（他的外甥女）取而代之。推古天皇的侄子廄戶豐聰耳尊，同時被任命為攝政，在身後諡為聖德太子。他雖娶蘇我氏之女，但對統治家族的權益衛備至，蘇我家的國家擴張受到限制。
歸功於聖德太子的所有行事是否真實，並不是最重要的。但在他有生之年，大和統治者肯定了解到佛教可以保衛政府、維持社會安寧。他們一定也看到建立中國式帝國的可能性。在這樣的帝國裡，君主受到忠心臣民的擁戴。如果我們願意相信傳統的、理想化的故事，那麼，聖德太子一生都致力於提高大和天皇在國內外的聲譽。他青年時代和蘇我並肩戰鬥，使佛教成為國教。後來又慷慨地給佛教機構捐獻，使他的家族成為這個新宗教的主要施主。有幾年他企圖恢復日本在半島上失去的權利，595年和602年兩次遠征去奪取任那。然後又放棄了他的軍事行動，在607年與重新統一的中國開始了直接交往。
聖德太子希望透過政治改革加強他家族在大和的權威，但是不太成功。他試圖使大和國王得到承認，承認他是帝國的君主，具有王權的道德屬性，並得到朝廷和官吏的支援擁戴。603年，他釋出了朝廷官吏十二等級的新制度，意在賦予皇帝權力來重新決定官吏的等差。6年，他又釋出了十七條政府法令，想借它體現新的政治道德的氣氛。他借用孔子有關國家的學說，把君臣比作天地。在與中國的官方通訊中，他努力採用新的表達王權的名詞，用中華帝國的概念來肯定大和首長具有“皇帝"和“天子"的尊嚴。
622年聖德太子逝世。蘇我馬子不久也退出政治舞臺。大和便陷入極猛烈的政治抗衡之中。從此以後，在中國影響之下的體制及文化的變化，都和分裂各大首領的派別活動，有更密切的關係。有一個家族聯盟謹慎地出現了。它的領導是中大兄皇子（一個皇家的王子）和中臣鐮足。這個聯盟的目的是粉碎蘇我派，並把聖德太子所預想的政治和行政上的改革進行下去。這個聯盟與歸自唐朝、有第一手學習經驗的顧問們親密接觸，其結論是最基本的體制改革必須由他們的直接“ 行動來實現。645年，中大兄皇子在一次朝廷典禮時，親自參與謀殺了蘇我馬子的孫子蘇我人鹿，因而為消除蘇我派的影響作了準備。這一舉動使諸首領如此震驚，因而勝利者能很快著手他們政治改革的計劃。
6年元旦，他們釋出了有名的詔書，宣稱新的年號為大化，意思是巨大的變化。他們還宣佈改組政治制度。以中國為樣本，他們號召取消私有田地和為氏族服役的部的組織。他們申明天皇有權擁有全國的土地資源。他們號召建立一個永久性京城，而國家行政區劃用國、郡、裡這種制度，同時制訂一個人口普查計劃。在土地測量以後，按等分給耕者，賦稅將按制度收繳。上層階級將授以官職，並根據等級和身份領取報酬。
645年的政變和6年的詔書，顯著地激發了皇族的幹勁。他們要權力，他們要趕超中國。不過，一個國家不能在一夜之間就改好，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現代史學家對這份改革詔書有懷疑，因而也懷疑是否有事先擬好的改革計劃）改革進行得緩慢而重實效。
把耕地歸公是中大兄皇子提出來的，他主動放棄自家田產獻給國家。屬於天皇的田地，也比較容易改為公產，由公家管理，但其他的田地便比較困難了。645年，在難波修建好中國式京城，裡邊有皇宮和公共建築。9年中央政府的八個部門成立，並任命了官員。652年，第一次最大規模的土地分配在京城地帶完成。668年，中大兄王子作為天智天皇登上了寶座（668一71年在位）。他滿意地看到，把政權集中在天皇手中的許多步驟都已完成。
天智一死，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皇位繼承的爭論，有幾個月日本中部陷在流血戰爭之中，顯然有害於改革。但是，這場號稱“壬申之亂"的鬥爭，卻使一位具備所有絕對權威特點的天皇即了位。天武皇帝（673 686年在位）像早期歷史中任何日本統治者一樣，憑武力而掠得大權。王族的家長握有足夠權力去進行領導，這還是幾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所以，天武能完成中大兄皇子的計劃，並採取了多年來被上層氏族這些既得利益者反對的措施。686年他死之後的幾十年中，平城京（通稱奈良）建成，有齊全的官僚機構。行政管理、地方政府、稅收和軍事都有成套的法令。這一偉大改革的最後幾步，都是天智的繼承人們以極大的熱忱完成的，是很可觀的初步成功。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要提出。如果7世紀後半期的改革只是不可抗拒的中國影響的結果，或者是日本強大政權施加壓力的產物，那麼國家怎麼沒有更多的反對，特別是來自氏族首領的反對？毫無疑問，答案在於改革具有更廣的社會涵義。儘管改革措施開始時不受獨立的大氏族歡迎，但最後對整個統治階級還是有利的——把這個階級變為穩固的、文雅的貴族階級。
7世紀破除大和統治的傳統結構時，既考慮到皇家，同樣也考慮了氏族的首領。因此，我們可以設想，氏族首領們不會不歡迎更強大的中央領導和地方行政及土地管理上的高效新技術。再者，大化改新也沒有剝奪大家族世襲的影響和財富。在大多數情況下，從前的大家族都鞏固了特權地位，並安排進天皇朝廷。實質上，這新的政體不過是在氏族首領和他們的財源及政治力量之間，插人了一個集權國家的公共機構而已。從前這些家族靠他們歷史上的聲望和手中兵力來保持自家的榮譽和權力，現在則有皇家的制度、法律和政府機器作後盾，特別是政府有能力為他們按制度收稅。
從長遠來說，這種條件對從前上層的氏族是有利的，特別對那些與宮廷接近的氏族。這些人很快遷人京城，形成新的貴族階級。他們從皇家的封地上和奈良及全國各地的稅收中，得到最大的好處。大的公共設施、皇宮、政府衙門、寺廟、道路和灌溉系統，標誌著奈良的鼎盛時期。這個新的集權制度，是為了貴族、屬於貴族的制度。日本不僅改變了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而且創造了一個新的、將存在五個世紀的社會機構。
在漫長的日本歷史中，我們可以把7世紀看作一個向貴族文化過渡的時期。在這個世紀裡，從前的氏族把自己改變成貴族（日本人稱之為公家）。這個階層以新的皇家朝廷為中心，拋棄了原有的地方色彩和好戰特點。上層的氏族帶著他們的譜系進人貴族時代。在9世紀的《新撰姓氏錄》裡，大約記錄了1,100個氏族。他們放棄了獨立的軍力和財力，卻享受到極講究的生活方式，從而得到新的榮譽和安全。只要他們能維持一個相當有效的政府機器，就能給國家提供和平與穩定。在歷史上，12世紀以後，他們的政權才顯出不足之處，而他們的社會身份直到1945年才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