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悅，二十七歲，在市檔案館做檔案修復工作。別人眼裡枯燥的舊紙堆，對我來說是能呼吸的活物——我能從泛黃的信箋裡聞出梅雨季節的黴味，從褪色的照片裡看出被歲月磨掉的淚痕。朋友說我有雙“見骨”的眼睛，其實我只是比別人更擅長盯著裂縫看。比如現在，我右手食指的指甲縫裡還卡著點暗紅色的粉末，是昨天修復一張民國照片時蹭到的，那顏色像極了凝固的血。
凌晨三點十七分，我又在鏡子前站了整整四十分鐘。
浴室的蒸汽還沒散，鏡子蒙上層白霧，我用指甲刮出一小塊清晰的區域，剛好能照出肩膀以上的部分。右耳後面有顆淡紅色的痣，像粒沒長熟的硃砂，可現在它周圍的面板正泛起青紫色，像被人用指腹狠狠按過。
更可怕的是脖子上的勒痕。不是絲巾的壓痕，是道細細的、深褐色的印記，從左側鎖骨一直繞到右側耳垂下方，形狀像條褪色的綢帶。我明明穿著圓領睡衣，這道痕是怎麼來的？
我伸手去摸，指尖觸到的面板冰涼刺骨，像按在塊浸了水的老木頭。鏡子裡的人突然眨了下眼——不，是我在眨眼，可那雙眼睛裡的光不對。瞳孔太黑了，黑得像口井，井底下漂著點暗紅色，和我指甲縫裡的粉末同個顏色。
睡衣領口歪了，露出半截肩膀，那裡有塊硬幣大小的淤青，形狀很規則，像枚老式紐扣硌出來的。可我昨晚明明穿的是純棉t恤，根本沒有紐扣。
視線往下移，鏡子裡的睡衣突然變成了件寶藍色的旗袍。滾邊是暗金色的，盤扣是磨得發亮的蜜蠟色，領口繡著朵半開的白玉蘭——這不是我上週在老照相館拍的那件嗎？
指尖的粉末突然發燙，我猛地低頭，指甲縫裡的暗紅色正在滲進面板，像條細小的血蟲往肉裡鑽。鏡子裡的旗袍領口開始往下淌水，不是透明的，是渾濁的黃，帶著股熟悉的味道——和檔案館裡那些泡過福爾馬林的標本一個味。
旗袍的盤扣自己動了，一顆接一顆地解開，露出頸間那道深褐色的勒痕。痕印裡慢慢浮出些細小的紋路，像用針繡上去的，仔細看，竟是行模糊的小字：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七。
遇見那家照相館是在上週三的下午。
那天我去檔案館附近的老巷子裡買修照片用的顯影液，拐過第三個拐角時，眼角餘光瞥見道寶藍色的影子。那是家夾在五金店和壽衣鋪中間的店面，木質招牌上刻著“時光相館”四個字，漆皮掉得像老人臉上的斑。
櫥窗裡擺著幾張鑲在黃銅相框裡的老照片，大多是泛黃的集體照，唯有最中間那張是單人像。照片上的女人穿著寶藍色旗袍，站在老式留聲機旁，嘴角噙著半笑，眼神卻像結了冰的湖。
我盯著她的臉看了足足五分鐘。不是因為她漂亮，是因為她右耳後面有顆和我一模一樣的紅痣，連形狀都分毫不差。更詭異的是，她旗袍領口的白玉蘭，花瓣邊緣泛著種不自然的暗紫，像被人用指腹反覆摩挲過。
“要看多久？”
身後突然傳來個沙啞的聲音，我驚得撞在櫥窗上，玻璃震得嗡嗡響。轉身時聞到股陳舊的樟木味，一個老頭拄著柺杖站在照相館門口，他的影子被夕陽拉得很長，正好蓋在我腳背上，那影子的手指關節處，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動。
他穿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頭髮白得像霜，左眼渾濁得像蒙了層白霧，右眼卻亮得嚇人，像藏著片深不見底的水。“進來看看？”他往旁邊挪了挪，露出店裡的景象——黑洞洞的，像張半開的嘴。
我本該拒絕的。檔案修復師的直覺告訴我，那地方不對勁，就像修復時遇到的蟲蛀檔案，表面看著完整，內裡早已被蛀空。可那照片上的紅痣像塊磁鐵，死死吸著我的視線。“我想拍張那樣的照片。”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發抖，指著櫥窗裡的寶藍色旗袍。
老頭的嘴角好像動了一下，分不清是笑還是抽搐。“旗袍是現成的，”他轉身往店裡走，柺杖敲擊地面的聲音像敲在棺材板上，“不過，拍過的人都說，那衣服會咬人。”
照相館裡比外面暗得多，陽光被厚重的窗簾濾成了灰黃色，空氣中飄著股藥水味，不是我熟悉的顯影液味，更像醫院消毒水混著點鐵鏽的腥氣。
牆上掛滿了照片，大多是黑白的，人像的眼睛都用墨點過，在昏暗的光線下像無數雙盯著你的瞳孔。最裡面的攝影棚用塊褪色的藍布隔開，布上有幾個破洞，風從外面灌進來，破洞鼓起來，像只只攥緊的拳頭。
“脫了外套。”老頭把一件寶藍色旗袍扔在旁邊的木椅上，旗袍的領口還彆著朵乾枯的白玉蘭，花瓣硬得像塑膠。我摸了摸布料，冰涼滑膩，像摸在某種兩棲動物的面板上。
換衣服時，我發現旗袍的內襯貼著塊硬物，摸上去像個小相框。解開盤扣翻過來，裡面果然縫著張寸照大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和櫥窗裡的是同一個人，只是表情猙獰，眼睛瞪得滾圓，嘴角淌著道黑色的線，像血。
“別看不該看的。”老頭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了布簾外，右眼透過布洞盯著我，“穿上它，就得守它的規矩。”
攝影棚裡只有一盞老式聚光燈，光線打在臉上像塊發燙的烙鐵。背景是面斑駁的牆，掛著頂民國時期的禮帽，帽簷下似乎藏著什麼東西，輪廓像只縮起來的手。
“笑一笑。”老頭舉著臺黑色的相機，那相機看著比他歲數都大，鏡頭蒙著層灰，像只渾濁的眼。我扯了扯嘴角，聚光燈突然閃了一下，刺得我眼睛發花。
就在那一瞬間，我感覺有人在摸我的後頸。不是布料摩擦的觸感，是冰涼的指尖，帶著點潮溼的水汽，順著脊椎往下滑。我猛地回頭，攝影棚裡空蕩蕩的，只有藍布上的破洞在輕輕晃動。
“別動。”老頭的聲音像從相機裡發出來的，“表情僵了，拍出來不好看。”
我轉回頭時，眼角的餘光瞥見禮帽底下的東西動了一下。那不是手，是縷黑色的頭髮，正慢悠悠地垂下來，末梢掃過禮帽的邊緣，像條吐著信子的蛇。
快門聲響起的剎那，聚光燈滅了。整個攝影棚陷入一片漆黑，後頸的觸感突然變得尖銳，像有人用指甲狠狠掐了我一下。我聽見相機後面傳來低低的笑聲，不是老頭的聲音，是個女人的，又尖又細，像指甲刮過玻璃。
取照片的那天在下雨，雨點打在照相館的玻璃上，像無數隻手在拍門。
老頭把一個牛皮紙袋推給我時，手指在發抖，他的右眼紅得嚇人，像剛流過血。“拿了就走，別回頭，”他的聲音壓得很低，“尤其是別在晚上看照片。”
我捏著紙袋走到門口，雨幕裡突然飄過張紅色的紙，撿起來一看，是張民國時期的結婚照。照片上的新娘穿著紅嫁衣，臉上蓋著紅蓋頭，新郎穿著黑色馬褂，可他們的腳都懸在半空，像被什麼東西吊起來的。
“十年前的事了。”老頭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我身後，盯著那張結婚照，左眼的白翳似乎更厚了，“也是個姑娘，非要穿店裡的紅嫁衣拍照，說要給自己留個念想。”
他說那個姑娘和我一樣，也是檔案管理員，專門研究民國服飾。她來拍照的那天，帶了本厚厚的日記，說嫁衣的原主人是她的曾祖母，民國二十六年死的，死的時候穿著這件嫁衣，脖子上有圈很深的勒痕。
“照片洗出來那天，姑娘說嫁衣裡有聲音。”老頭用柺杖指著攝影棚的方向，“說她曾祖母在哭，問她為什麼要搶自己的衣服。”
後來那姑娘就沒來取照片。老頭去檔案館找她，人家說她請假了，家裡人也說她沒回家。直到半個月後，清潔工在檔案館的地下室發現了那件紅嫁衣，疊得整整齊齊，裡面裹著張結婚照——照片上的新娘沒有蓋頭，臉是空白的，只有兩個黑洞洞的眼窩。
“有人說她穿嫁衣的時候，被原主人認出來了。”老頭把結婚照扔進雨裡，紅色的相紙在水裡泡開，新娘的輪廓慢慢模糊，露出底下另一張臉，和櫥窗裡的旗袍女人長得一模一樣，“也有人說，是她自己不想走了，留在照片裡當新娘了。”
雨突然下大了，我捏著牛皮紙袋的手指發白，袋角滲出點暗紅色的水，滴在地上，像串小小的血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