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安靜的美國人》（3）
格雷厄姆·格林（共九冊） （英）格雷厄姆·格林 加書籤 章節報錯
晚飯過後，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間裡等派爾。他說過“我最晚十點會來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時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樓走到街上。樓梯口坐著許多穿黑褲子的老太婆：現在是二月時節，我猜她們是覺得在床上待著實在太熱了。一個三輪車伕緩慢騎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們先前卸下新運來的美國飛機的地方燈火通明。在這條長長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爾的蹤跡。
當然，我對自己說，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擱在美國使館，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會給餐館打電話的——對於這些細節，他一向十分在意。當我轉身回屋時，看見隔壁門口有個女孩兒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臉，只能看見那條白色的絲質長褲和印花長旗袍，只透過這兩樣，我就知道她是誰了。她以前經常在同樣的時間和地點等我回家。
“鳳。”我說道——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鳳凰，但如今一切並不如神話所言，沒有什麼能從自己的灰燼中重生。在她告訴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爾。“他不在這裡。”
“我知道，我看見你自己一人在視窗。[4]”
“你不妨上樓等，”我說，“他很快就來了。”
“我可以在這裡等。”
“最好別。警察會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樓。我想開幾個有諷刺意味、惹人生厭的玩笑，但考慮到無論是她的英語還是法語，都還沒有好到能夠理解這些嘲諷。並且，說來也怪，我本來也沒有要傷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傷害自己。我們走到樓梯口時，那些老太婆都把頭轉向一旁，待我們走過去之後，她們的音調再次升高，彷彿是在合唱一般。
“她們在說什麼？”
“她們認為我又回來了。”
在這間屋子裡，幾周之前，我為慶祝中國的新年而特意擺了一盆樹，如今上面的黃色花瓣已經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機的鍵位之間。我把它們逐個撿起來。“這樣太麻煩了。”鳳說道。
“這不像他。他一直是個守時的人。”
我摘下領帶，脫了鞋，躺在床上。鳳開啟煤氣爐，開始煮水泡茶。這幅情景跟半年前沒什麼區別。“他說過，你不久後就要離開了。”她說。
“也許吧。”
“他很喜歡你。”
“我並不稀罕。”我說。
我看見她正試圖換個髮型，任憑一頭黑髮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從前總是很精心地打理頭髮，並認為那是古代官員子女應有的風範，派爾一度對此頗有微詞。我閉上眼睛，她彷彿又回到了從前的樣子：她是水蒸氣的噝噝聲，是杯碟相撞的叮噹聲，她能滿足我夜間某一時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會來的。”她說道，彷彿因為派爾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們在一起時都談些什麼。派爾為人很真誠，他在遠東待的月份數跟我在那裡待過的年份數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關於這裡的長篇大論，我早就聽得不耐煩了。民主則是他的另一個談話主題——對於美國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觀點武斷並且惹人惱火。另一方面，鳳又極為無知，如果我們的談話中出現了希特勒這個名字，她都要打斷一下問問那是誰。要跟她解釋的話，那就更難了，因為她從來都沒見過任何一個德國人或者波蘭人，對歐洲地理也只有一點兒模糊的認識，儘管她對瑪格麗特公主[5]的事蹟知道得比我還要多。我聽見她把托盤放在床尾。
“他還愛你嗎，鳳？”
帶一個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帶一隻鳥兒一樣：她們在你枕邊嘰嘰喳喳地唱著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這些安南女人裡，沒有人唱得像鳳那樣動聽。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頭也如鳥兒那般脆弱。
“他還愛嗎，鳳？”
她笑了，我聽見她划著一根火柴。“愛？”——也許這個詞她聽不懂。
“要我給你裝上鴉片嗎？”她問道。
當我睜開眼睛時，她已經點燃了煙燈，托盤也準備好了。在燈光的映照下，她的面板呈現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皺緊眉頭，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熱一小塊鴉片，她不停地捻弄著手中的煙針。
“派爾還是不抽嗎？”我問她。
“不。”
“你應該讓他抽的，不然他不會回來的。”這是流傳在她們中間的一種迷信說法：抽鴉片的情人總會回來的，哪怕跑到了法國去。男人的效能力也許會被鴉片損害，但她們根本不在乎，她們更傾向於有一個忠誠的情人時刻陪伴在身邊。現在，她正在菸斗的邊緣上揉捏著滾燙黏稠的煙泡，我已經聞到鴉片的味道了。沒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樣。我床邊的鬧鐘顯示十二點二十分，我的情緒不那麼緊張了。派爾正在逐漸消逝。煙燈照射著她的臉，鳳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長長的煙槍，像照顧她的孩子那樣。我很喜歡我的這杆煙槍：筆直的竹子，兩英尺長，兩頭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菸斗，像一朵翻轉的旋花，凸起的邊緣因頻繁揉捏鴉片變得油黑烏亮。這會兒，鳳的手腕輕輕一抖，便把煙針插進菸斗的小洞裡，順勢將鴉片引入，又把菸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穩煙槍，等著我去吸。我湊過去吸上幾口，煙泡溫和而平順地冒著小氣泡。
老煙槍可以一口氣吸光整袋煙，我需要好幾次才行。抽完之後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貼在皮枕上，鳳在為我準備第二袋煙。
我說：“你知道，說真的，事情如白晝一般，清清楚楚。派爾知道，我會在睡覺之前抽上幾口，他並不想打擾到我。他大概會在明天早上來吧。”
煙針插進去後，我抽了第二袋煙。然後我放下煙槍，說道：“沒什麼可擔心的。根本不需要擔心什麼。”我喝了口茶，並把手伸入她的臂窩裡。“當你離開我之後，”我說，“幸運的是，我還有鴉片可以依賴一下。奧爾梅街那邊有家不錯的鴉片館。我們歐洲人對什麼東西都不會大驚小怪。你不該跟一個不抽鴉片的男人一起生活，鳳。”
“但是他會娶我的，”她說道，“很快。”
“當然，那是另一回事兒了。”
“我再給你準備一袋煙？”
“好。”
如果派爾一直不出現的話，我猜想她是否會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過四袋煙後，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當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緊貼著我，這種感覺也令我十分愉快——她總是仰面而臥。我想的是，當我早上醒來時，能以一袋煙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獨而開始一整天的生活。“派爾不會來了，”我說道，“留在這裡，鳳。”她將煙槍伸給我，並搖了搖頭。待我把這袋煙抽完之後，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為什麼派爾不來這裡？”她問道。
“我怎麼知道？”我說。
“他去見泰將軍了？”
“我不知道。”
“他告訴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飯的話，就不會到這裡來。”
“別擔心。他會來的。再給我來一袋煙吧。”當她躬身趨近火焰時，我的腦子閃現出波德萊爾的詩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後是什麼來著？
悠閒地相愛， 相愛或者老死 在你同樣的國土裡。
外面江邊停泊著一些船隻。“船隻，就愛四處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聞她的肌膚，一定會有淡淡的鴉片芳香，她的膚色恰如煙燈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運河旁，我曾見過她衣服上繪著的那種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從沒想過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爾。”我大聲說道，但現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還承受得住——主要是鴉片的功勞。有人在敲門。
“派爾。”她說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繼續焦躁地敲著門。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黃色的樹，鋪天蓋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機上。門開了。“福勒先生。”一個人說道。
“我就是。”我說道。我並不打算為了一個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頭就能看見他的卡其布短褲。
他用令人費解的越南式法語向我解釋，我需要現在——立刻——馬上去一次公安部門。
“是法國的公安部門還是越南的？”
“法國的。”在他嘴裡，“法蘭西”這個詞變成了“弗朗秋”。
“什麼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來請我過去。
“你也得去。”他對鳳說。
“當你跟女士說話時，你得客氣些。”我告訴他，“你怎麼知道她在這裡？”
他又重複一遍，說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會在早上過去的。”
“立刻就去。”他說，這是個身材矮小、穿戴整潔、頗為固執的傢伙。與其爭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所以我從床上起身，繫上領帶，穿好鞋子。這裡的一切都是警察說了算：他們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證，可以禁止我參加記者招待會，他們甚至可以，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拒絕給我出境許可證。這些都是以公開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個處於戰爭時期的國家裡，合法有時也並不是必須的。我認識一個人，他的廚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門，但官員很確定地告訴他，在審問之後就已經將這個人釋放了。他的家庭成員則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也許他加入了共產黨；也許他應徵加入了一支私人軍隊，這樣的軍隊西貢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軍隊[7]，高臺教的軍隊，或者泰將軍的隊伍；也許他被關進法國人的監獄裡；也許他在華人區的堤岸一帶快樂地靠著姑娘們賺錢；也許在他被審問時，他的心臟忽然停擺了。我說：“我是不會走過去的。你得給我僱一輛三輪車。”一個人必須維持自己的尊嚴。
這是我在法國公安部門拒絕了那個官員遞給我的香菸的原因。三袋鴉片過後，我覺得我的腦子很清醒，並且足夠警覺：很容易作出類似的決定，且不會忽視問題的關鍵——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在之前幾次聚會上，我見過維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不愛自己的妻子，而他那個華麗而俗豔的金髮妻子也不理睬他。現在是半夜兩點，他疲憊又鬱悶地坐在香菸的煙霧裡，又悶又熱，頭上戴著綠色的遮光帽簷兒，一卷帕斯卡[8]的書攤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時間。當我拒絕離開讓他單獨審問鳳時，他立刻作出讓步，嘆了口氣，這一舉動表現出他對西貢、悶熱的天氣，乃至整個人類的境況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語說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請你來。”
“不是請，而是命令。”
“噢，這些本地警察——他們不會做事。”他的雙眼盯住《思想錄》的一頁，好像他仍專注於那些悲傷的言論。“我想問你一些關於派爾的問題。”
“你最好去問他自己。”
他轉身面對著鳳，並以法語嚴厲地詢問道：“你和派爾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個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說。
“他給你多少錢？”
“你沒有權利問她這些，”我說，“她又不賣身。”
“她過去是和你同居，對嗎？”他突然問道，“有那麼兩年。”
“我是一個記者，按理說應當報道你們的戰爭——在你們允許的範圍內。別讓我給你們貢獻醜聞。”
“關於派爾，你知道多少呢？請回答我的問題，福勒先生。我不想過問。但這次事件很嚴重。請相信我，這次非常嚴重。”
“我不是一個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訴你的關於派爾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歲，受僱於美國經濟援助代表團，國籍是美國。”
“你聽起來像他的一個朋友。”維戈特說，他的視線從我身上又落到鳳那裡。一名本地警察走了進來，送來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們願意喝茶？”維戈特問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說道，“為什麼不是呢？總有一天我會回家的，不是嗎？我又不能帶著她回去。她會跟派爾在一起。這樣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會娶她的，他說過。他很可能這麼做，你知道。按他的為人來說，他是個不錯的傢伙。嚴肅又認真。不像歐洲那幫嘈雜的渾蛋。他是一個安靜的美國人。”我精確地對他進行總結，就好像我可能會說他是“一隻藍色的蜥蜴”或者“一頭白色的大象”。
維戈特說：“是的。”他似乎正從辦公桌上尋找詞句，以便像我一樣準確傳達自己的意思，“一個非常安靜的美國人。”他坐在又小又熱的辦公室裡，等著我們兩個中的誰先開口說話。一隻蚊子嗡嗡飛來，我盯著鳳看。鴉片讓你變得很機敏——也許是因為它有著安穩神經、鎮定情緒的作用。沒有什麼事情會讓氛圍變得像現在這樣嚴肅，即便是死亡。鳳，我想，還沒留意到他淒涼且確切的音調，她的英語很差。當她坐到堅硬的辦公椅上還在耐心地等待著派爾時，我就已經放棄了等待，並且看得出來，維戈特將這兩種情緒盡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麼見到他的？“維戈特問我。
我要怎麼向他解釋，是派爾跑來見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見他穿過廣場，向著大陸酒吧而來：一張顯而易見的年輕、毫無經驗的臉，像飛鏢一般擲到我們面前。他雙腿瘦長，平頭，學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來像做不出任何會傷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數都滿了。“您介意嗎？”他認真而頗為禮貌地問道，“我叫派爾，剛到這裡來。”他拉開一把椅子坐下，點了一杯啤酒。然後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強光。
“剛才是一顆手榴彈嗎？”他興奮而又滿懷期望地問道。
“更像是汽車排放尾氣的聲音。”我說，那一瞬間我對他的失落懷有一絲歉意。一個人很快就會忘卻自己的青春時期：曾經，我被人們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稱為新聞的東西所吸引。手榴彈對我來說早已經不新鮮了，它們只能出現在本地報紙的末版上——昨晚西貢爆炸這麼多，堤岸爆炸這麼多：這些永遠不會出現在歐洲的報紙上。這時，大街上走來幾個可愛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兒——白綢褲子，又長又緊的旗袍，屁股上繡著粉色和淡紫色的圖案，邊衩開到大腿上。我盯著她們，帶著對往昔的懷念之情，因為我知道當我永遠離開這裡後會有這樣的感受。“她們很可愛，不是嗎？”我邊喝著啤酒邊說，當她們進入卡提拿街時，派爾草草地掃過她們一眼。
“噢，當然。”他冷漠地說道。他是那種比較嚴肅的人。“公使很擔心這些手榴彈。那將會很難處理，他說，如果出了件事的話——我是說，如果涉及我們中的一個。”
“你們中的一個？是的，我想那會非常嚴重。國會可不想讓那種情況發生。”為什麼一個人要去嘲弄另一個無辜的人？也許在十天之前，他還從波士頓公園走回家去，胳膊下夾滿了關於遠東和中國問題的書籍。他甚至沒聽到我在說些什麼：他一心專注於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職責問題；他痛下決心——很快我就會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為了任何個體，而是為了一個國家，一片大陸，一個世界。是的，他現在已經準備好去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好。
“現在他在停屍室裡嗎？”我問維戈特。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這是個愚蠢的警察才會問出來的問題，這個人不配讀帕斯卡，也不配去深愛他的妻子。沒有直覺你就無法去愛。
“這不算犯罪吧。”我說。我告訴自己這是真的。派爾難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嗎？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緒，甚至受一個警察懷疑時的怨恨，但是我什麼都沒感受到。除了派爾之外，沒人應該為此負責。我們都死了會不會更好些？吸進來的鴉片使我這樣思考著。但我小心翼翼地看著鳳，因為這對她來說是很難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愛著他：難道她從前不是愛著我的嗎，難道她不是因為派爾才離開我的嗎？她曾經被派爾的年輕、希望與嚴謹所吸引，但現在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遠勝於我的年邁與頹喪。她坐在那裡看著我們兩個，我想她還沒有徹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結果之前，我能把她順利帶回家，那或許是好事一件。我準備回答任何問題，只要能把審訊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樣，我就可以晚一點兒私下裡再告訴她，遠離警察的注視、堅硬的辦公椅和飛蛾縈繞著的光禿禿的燈泡。
我對維戈特說：“你哪個時間段的活動？”
“六點到十點。”
“六點時，我在大陸酒吧喝酒。那些侍者應該記得。六點四十五分時，我去碼頭看他們卸下美國飛機。我在美琪飯店的門口碰見了美聯社的威爾金斯。然後我進了隔壁的電影院。他們可能記得——他們得找我一些零錢。從那裡出來後，我坐著三輪車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點四十到達那裡的——之後自己吃了晚飯。格蘭傑在那裡——你可以問問他。然後我坐三輪車回家，大概是九點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個車伕問問。我從十點開始等派爾，但他一直沒有出現。”
“你為什麼等他？“
“他給我打電話。他說他有些要緊的事情要見我。”
“你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爾看來都很要緊。”
“還有他的這個女孩兒——你知道當時她在哪裡嗎？”
“直到午夜時，她還在外面等他。她焦慮得很，並且一無所知。問我幹嗎呢，你難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嗎？”
“看得出來。”他說。
“你不會真的以為我會因為嫉妒而殺了他吧——或者是她為了什麼而殺死派爾？他馬上要娶她了。”
“說得沒錯。”
“你們在哪裡找到他的？”
“在通往達科的那座橋下的水裡。”
老磨坊酒家就挨著那座橋。橋上有武裝警察，餐廳外面有一個鐵柵，以防有手榴彈扔進來。在晚上走那座橋並不安全，因為天黑之後，河的另一邊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飯時的地點，距離派爾的屍體不過五十碼[9]的距離。
“麻煩的是，”我說，“他很複雜。”
“坦率地說，”維戈特說，“我並不難過。他做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們，”我說，“永遠不要遇到天真無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處事方式來說。你是個天主教徒，不會理解他的處事方式。不管怎麼講，他是個倒黴的美國人。”
“你介意辨認一下屍體嗎？對不起，這是規矩，雖然並不是什麼好規矩。”
我沒有去問他為何不等美國使館的人來，我知道原因。用我們冷漠的標準來衡量，法國人的處事方式有些過時：他們相信良心、愧疚感，一個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會潰敗下來，露出破綻。我再次告訴我自己，我是無辜的，這時候，維戈特走下石階，前往地下室，那裡的製冷裝置嗡嗡作響。
像拖出一盤冰塊一樣，他們把他拖了出來，我看了看他。傷口已經凍結，變得平滑。我說：“你看看，這些傷口在我面前並沒有再度裂開。”
“有什麼想說的嗎？”
“這不就是你們的目的嗎？用這些或者其他東西考驗我？但你們已經把他凍僵了。中世紀時，他們可沒有這麼厲害的冷凍裝置。”
“你認識他嗎？”
“噢，認識。”
他這時看起來愈發不對勁兒：他本應該待在家裡的。我在他的一個家庭相簿裡見過他，在一個漂亮的牧場裡騎馬，在長島裡游泳，跟他的同事們在公寓的二十三層裡合影。摩天大樓和快速電梯，冰激凌和幹馬提尼酒，午餐時喝牛奶，在商業有限公司裡吃雞肉三明治，他屬於這種生活。
“導致他死亡的並不是這個傷口，”維戈特指著他胸部的傷口說，“他是在泥裡溺死的。我們在他的肺裡發現了泥巴。”
“你們的效率很高。”
“在這樣的天氣裡，必須如此。”
他們把屍體推回去，關上了門。門上的橡膠墊合緊了。
“你一點兒也幫不上忙嗎？”維戈特問。
“無能為力。”
我跟鳳一起走回我的住處。我再也維持不了自己的尊嚴。死亡帶走了虛榮——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當時甚至連這點兒虛榮也不存在了。她對發生的事情仍然一無所知，我也沒辦法心平氣和地慢慢告訴她真相。我是個記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聞標題。“美國官員在西貢遭人謀殺。”在報社工作並不能教會一個人如何把壞訊息告訴別人，就連現在我都不得不想著我的報紙，不得不問她：“在電報局停留一下，可以嗎？”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電報，再返回來找她。這不過是故作姿態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國記者早已知曉，或者假如說維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麼新聞檢查官員也會將我的電報扣下來，等法國記者的電報到了之後，再一起發出去。我的報紙會先收到一條巴黎發來的電訊。並不是說派爾非常重要，但要是將派爾的真實生平經歷詳細發過去，說他生前至少要對五十條生命負責，那也是不行的，會損害到英美關係，美國公使會很不高興。公使對派爾非常尊敬——派爾取得過一個不錯的學位，是那種只有美國人才能獲得學位的科目：也許是公共關係或者劇場藝術，或者也可能是遠東研究（他讀過不少相關的書）。
“派爾在哪裡？”鳳問道，“他們想要什麼？”
“回家吧。”我說。
“派爾會回來嗎？”
“他可能會來，也可能不來。”
那些老太婆還在樓梯口閒聊，那裡比較涼快。我一開啟房門，就發現我的屋子已經被搜過一遍：一切都比我離開時要更整潔了。
“再來一袋煙嗎？”鳳問道。
“好。”
我解下領帶，脫掉鞋子。插曲已經過去，這個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樣了。鳳屈著身子在床頭點菸燈。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面板。他溫柔的家鄉話。
“鳳，”我說，她正在菸斗上揉著煙泡，“他死了，鳳。”她手裡捏著煙針，抬頭看著我，像一個孩子般聚精會神，皺著眉頭。“你說誰？”
“派爾死了，被人暗殺。”
她放下煙針，坐回到自己的腳跟上，盯著我看。沒有哭鬧，沒有眼淚，只有思索——這是一個人不得不改變自己整個人生計劃時，才有的那種長久的內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這裡。”我說。
她點點頭，再次拿起煙針，並開始燒鴉片。抽完鴉片之後，我睡的時間並不長，卻很酣暢，只睡十分鐘，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來之後，我發現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兩腿之間。她已經睡著了，但我幾乎聽不到她的呼吸聲。經過這麼多個月後，我終於又不再是孤單一人了，我想起維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著遮光帽簷兒的樣子，想起美國公使館裡空無一人的靜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撫摸著的光滑柔軟、沒有汗毛的肌膚。“難道我是唯一真正關心派爾的人嗎？”
1 那天早上，派爾到大陸酒店的廣場之前，我早就看夠了美國記者同僚的那副模樣：高大，喧鬧，人到中年卻孩子氣十足，對法國人滿是挖苦和諷刺。其實，說到底，這場戰爭還是法國人在打。每隔一個週期，一場戰事順利結束後，傷亡者從戰場上挪走，記者們就會被邀請至河內，坐上四個小時的飛機，聆聽總司令的演講，在記者營裡暫住一晚，他們經常吹噓記者營裡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飛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機槍的射程），巡視一番剛打過仗的戰場，然後安全地、吵吵鬧鬧地回到西貢的大陸酒店，就像學校裡的一次郊遊。
派爾很安靜，看起來也很謙遜，那天有時我必須身體前傾，才能聽清他在說些什麼。他非常嚴肅。有幾次，美國記者在門廊上爭吵時，他露出一些厭煩的表情——大家都認為門廊上更安全些，不會遭受到手榴彈的襲擊。但他沒有批評任何人。
“你讀過約克·哈丁的書嗎？”他問道。
“沒。沒有，我想我應該是沒讀過。他寫過什麼？”
他注視著街道那邊的奶品冷飲鋪，出神地說：“那間店就像一個碳酸冷飲櫃。”我猜想，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場景裡，他唯獨注意到這個，不知道他是害了多麼嚴重的思鄉病。但我自己剛來這裡的時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擺著“嬌蘭”香水的商店，然後想著畢竟歐洲到這裡不過是三十個小時的距離，並藉此來安慰自己嗎？他的目光極不情願地從奶品鋪子上面移開，然後說道：“約克寫過一本名為《紅色中國的進步》。這本書非常深刻。”
“我沒讀過。你認識他嗎？”
他一本正經地點點頭，然後陷入沉默。沒多大一會兒，他又開口說話，並對之前他給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並不熟，”他說，“只是見過兩次而已。”我喜歡他的這種態度——認為說自己認識——那人叫什麼來著？——約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噓的成分了。我後來才知道，他對他所謂的嚴肅作家有著巨大的尊重。他所謂的“嚴肅作家”，並不包括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除非他們也有當代主題的作品，即便那樣，他還是認為閱讀直截了當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約克所寫的那些。
我說：“你知道，要是你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便不會再去閱讀關於它的文字。”
“當然，我一向喜歡聽聽那些在場的人是怎麼說的。”他謹慎地回答。
“然後再拿它跟約克的描寫比對一下？”
“是的。”也許他已經覺察出我的諷刺意味，因為他又很有禮貌地說，“如果你有時間跟我說說這裡的大概情況，那真是我莫大的榮幸。你知道，約克在兩年多前也在這裡待過。”
我欣賞他對哈丁的忠誠——不管這個哈丁到底是誰。派爾的態度，跟那些熱衷於抹黑事實、喜歡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評言論的新聞記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說：“再來一瓶啤酒，我跟你談談這裡的大概情況。”
他專注地望著我，那種神情很像一個得獎的好學生。我開始給他解釋北方的情況，在東京[10]，法軍當時正在堅守紅河三角洲，包括河內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產自那裡，當收穫季節到來時，爭奪稻米的戰事也就拉開帷幕了。
“這就是北方的情況，”我說道，“法國人，那些可憐的傢伙，在那邊也許還可以守一陣子，如果中國人不來幫助越盟的話。一場叢林、山地與沼澤的戰爭，你走過稻田，水淹至肩膀，敵軍卻一下子就消失了，他們將武器埋藏起來，並換上了農民的衣服。但在河內潮溼的天氣裡，你也可以舒適地腐爛掉。他們不朝那裡扔炸彈。天知道為什麼。你可以稱它為一場正規戰爭。”
“南方的情況呢？”
“法國人控制主要幹道，直到晚上七點為止：七點之後，他們控制著瞭望塔和城鎮——一部分而已。這並不意味著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門前就可以不裝鐵柵欄了。”
這一切，我從前不知道解釋過多少次了。我彷彿是一張唱片，總為剛來到這裡的人播放——來訪的英國議員，剛上任的英國公使。有時我在夜裡醒來，也會說“以高臺教的情況來說吧”，或者是說和好教、平川派[11]，這些都是私人軍隊，給足了錢就可以為任何人服務或者去幫忙復仇。不熟悉的人會覺得他們這些組織神秘有趣，但他們猜忌與背叛起來就毫不吸引人了。
“現在，”我說，“又出現一個泰將軍。他原來是高臺教的參謀長，但現在已經把隊伍帶到山上去了，跟兩邊同時交火，法國人、共產黨……”
“約克，”派爾說，“曾提到過，東方需要一支第三勢力。”也許我早該看出那種狂熱的光芒，對他的隻言片語，對第五縱隊、第三勢力、第七天這些具有魔力的數字快速反應。我就可以省去我們許多的麻煩，甚至還能救了派爾的命——如果我當時就意識到這個思想頑固的年輕人到底在動什麼腦筋的話。但我沒有繼續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無味的局勢這塊硬骨頭，我則像往日一樣沿著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只好獨自了解如同一股揮之不去的特殊氣味般的真實背景：夕陽下稻田裡的一片金黃；漁夫虛弱的像蚊子一般盤旋在田野上的白鷺；老方丈法壇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廣告日曆，他的水桶、破損的杯子，他穿了一輩子已經用到頭的掛在椅子上的舊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後，趕來修復道路的女工所戴著的蚌殼形帽子；南方到處可見的金黃和嫩綠以及鮮豔的衣服，北方則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環繞的敵人佔領的群山與飛機的轟鳴。剛來這裡的時候，我總在計算委派我出來的日子，像一個學生數著還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時還惦記著倫敦，布盧姆茨伯裡廣場和乘著七十三路公交車穿過尤斯頓的拱門，還有託林頓廣場上的美妙春景。現在，廣場花園裡的蘭花應該早已開放，我卻根本不在乎了。我只要每天有搶先的新聞發出去，或是汽車爆炸，或是手榴彈爆炸，我只想在潮溼悶熱的午後欣賞那些穿著絲綢褲子的女人的優雅身影，我想要鳳，我的家已經搬到八千英里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國高階專員公署那裡轉彎，那裡有“外籍兵團”的守衛站崗，戴著白色的軍帽和鮮紅色的肩章。我從大教堂門外走過，沿著越南安全域性的牆返回。那道牆很可怕，似乎散發著尿騷味道，讓你聯想起許多有失公義的事情。然而，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時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樓的黑暗通道。臨近碼頭的書攤上又擺出來新的色情雜誌——《禁忌》與《幻覺》[12]，水手們在人行道上喝著啤酒，正是自製炸彈最易得手的好目標。我想起了鳳，她現在大概正在左側第三條街上跟賣魚的討價還價，然後她會去奶品鋪子買些午後茶點（那些日子裡，我對她的行蹤瞭如指掌），這時，派爾便輕而易舉地從我的心頭上跑開了。在我和鳳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間裡吃午飯時，我甚至沒有對鳳提起他，鳳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絲綢旗袍，因為那天是我們的紀念日，距離我們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見面已經有兩年整了。
2 派爾死後的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們誰都沒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過來之前，鳳已經起床，並把茶泡好了。一個人是不會嫉妒死人的，在這個早上，重拾我們舊日的同居生活，對我來說似乎不是問題。
“今晚你會留下來吧？”吃羊角麵包時，我用盡可能隨意的語氣問道。
“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裡，”我說，“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這是那天我們的談話裡最接近提及派爾的幾句。
派爾在迪朗東街附近的一棟新別墅裡有一套房間，離一條主要街道不遠，法國人總喜歡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紀念他們的將軍們，所以戴高樂街過了第三個路口就變成勒克萊爾街，早晚也許會忽然變成德·拉特爾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從歐洲飛過來了，因為在通向高階專員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碼就有一個警察面對著人行道站崗。
在通往派爾寓所的石子車道上，停著幾輛摩托車，一名越南警察檢視了我的記者證。他不讓鳳進屋，所以我先進去找一位法國官員交涉。在派爾的浴室裡，維戈特正用派爾的香皂洗手，又在派爾的毛巾上擦乾。他的熱帶套裝袖子上有一塊油汙——派爾的油吧，我猜。
“有什麼訊息嗎？”我問道。
“我們在車庫裡找到了他的車。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輪車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別人的汽車。也許汽油是被人抽乾的。”
“他也許是步行的，”我說，“你知道的，美國人嘛。”
“你的車被燒燬了，對吧？”他若有所思地說，“還沒買新的嗎？”
“沒有。”
“這不是重要的點。”
“沒錯。”
“你有什麼看法？”他問道。
“太多了。”我說。
“跟我說說。”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殺掉的。他們在西貢已經謀殺了許多人。他的屍體是在通往達科的那座橋下的河裡被發現的——你們的警察在夜裡撤走後，那是越盟的地盤。或者他也許是被越南安全域性殺死的——他們能幹出這種事情，這誰都知道。也許他們不喜歡他的一些朋友。也許他是被高臺教的軍人殺死的，因為他認識泰將軍。”
“他認識泰將軍？”
“他們都這麼說。也許他是被泰將軍殺死的，因為他認識高臺教軍。也許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殺死的，因為他勾引了他們將軍的小妾。也許不過是被某個想要他兜裡錢的人殺死的。”
“還可能只是一場簡單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殺案。”維戈特說。
“或者是法國安全域性所為，”我繼續說道，“因為他們不喜歡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尋找殺死他的人嗎？”
“不，”維戈特說，“我只是要交一個報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屬於戰時行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殺。”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說，“我沒有捲入其中。沒有捲入其中。”我重複道。這早已成為我的一個信條。世間的情況既然如此，那就讓他們去爭鬥吧，讓他們去相愛吧，讓他們去相互謀殺吧，我不想捲入其中。我那些新聞同行稱自己為通訊員，我寧願要記者這個稱號。我只寫我所看到的。我從不採取行動——甚至表達意見也是一種行動。
“你來這裡做什麼呢？”
“來取鳳的東西。你們的警察不讓她進來。”
“好吧，讓我們去找找看。”
“謝謝，維戈特。”
派爾有兩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浴室。我們進到他的臥室。我知道鳳會把她的箱子放在哪裡——床底下。我們一起把箱子拉出來，裡面放著她的那些圖畫書。我從衣櫃裡拿了幾件她的換洗衣服，兩件漂亮的旗袍和幾條褲子。你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它們在那裡只是掛了幾個小時，並不屬於這裡，只是路過，像房間裡飛進來的蝴蝶一般。在抽屜裡，我發現她的幾條小三角褲和收集起來的圍巾。這裡並沒有多少東西是可以裝進箱子裡的，甚至比一個英國旅客出門過週末時所帶的東西還要少。
起居室裡擺著一張她與派爾的合影，是在植物園裡那條大石龍旁邊拍的。她牽著派爾的狗——一條黑色的中國狗，舌頭也是黑的。它實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裡。“這條狗怎麼樣了？”我問道。
“它不在這裡。他也許帶它一起出去的。”
“也許它會回來的，到時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這是戰爭時期。”
我走到書架前，仔細觀察那兩排書——那是派爾的藏書。《紅色中國的進步》《對民主的挑戰》《西方的任務》——這些，我想，就是約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這裡還有很多美國國會的報告，一本越南成語詞典，一本菲律賓戰爭的歷史書，一本現代圖書館版本的《莎士比亞戲劇集》。他靠什麼打發時間呢？我在另一個書架上發現了他的消遣讀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馬斯·沃爾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凱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國詩選。還有一本講解國際象棋問題的書。在一天工作之餘，這些書也許算不上什麼消遣，但是，畢竟，還有鳳陪著他。藏在那本文集後面，還有一本平裝書，名為《婚姻生理學》。也許他在鑽研兩性問題，就像他在鑽研東方問題一樣，都是紙上談兵。關鍵詞是婚姻。派爾可不是旁觀者，他願意捲入其中。
他的辦公桌光禿禿的。“你倒是收拾得很乾淨。”我說道。
“噢，”維戈特說，“我必須得代表美國公使館保管好這些東西。你知道謠言傳得很快。說不定有人會來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檔案都封存起來了。”說這幾句話時，他嚴肅得很，甚至沒有露出一絲笑容。
“有什麼損壞的嗎？”
“要是我們的盟友遭受了什麼損失，我們可負擔不起。”維戈特說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書嗎——只是作為紀念品的話？”
“我會裝作沒看見的。”
我選了約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務》，並將它塞入箱子裡，跟鳳的衣服放在一起。
“當作朋友，”維戈特說，“難道你沒有什麼可以私下告訴我的嗎？我的報告已經寫好了，裡面說他是被共產黨謀殺的，也許這是一場反對美國援助運動的開端。但你我之間——聽著，沒必要這樣乾巴巴地談話，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雞尾酒，如何？”
“這個時間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後一次見你時，沒跟你說起什麼秘密嗎？”
“沒有。”
“那是什麼時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後。”
他停下來，讓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後他直接追問道：“他昨晚找你時，你不在家嗎？”
“昨晚？那我一定是沒在家。我沒想到……”
“你也許想要一份出境簽證。你知道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認為，”我說，“我想回家？”
維戈特透過窗戶注視著外面萬里無雲的晴天。他悲傷地說：“大多數人是這樣的吧。”
“我喜歡這裡。回家的話——會有很多麻煩的。”
“他媽的，”維戈特說，“美國經濟專員來了。”他諷刺地又重複一次，“經濟專員。”
“我最好趕快走吧。他也會把我封存起來的。”
維戈特疲倦地說：“祝你好運。他會有一大堆話要跟我說的。”
當我走出來的時候，那位經濟專員正站在帕卡德汽車旁邊，試圖向他的司機解釋著什麼。他是個結實的中年人，擁有一個誇張的屁股，以及一張看起來從來不需要剃鬚刀的臉。他喊道：“福勒，跟這個該死的司機解釋一下……”
我替他進行了一番解釋。
他說：“我剛才就是這樣跟他說的，但他一直裝作聽不懂法語。”
“可能是口音問題。”
“我在巴黎待過三年。對於這些該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夠標準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麼？”
“我想是約克·哈丁的一本書。”
“搞不明白你。”他有點兒懷疑地看著我手裡的箱子。
“這裡都放了些什麼？”他問。
“兩條白色絲綢褲子，兩件絲綢旗袍，一些女孩兒的內褲——有三條吧，我覺得。全都是本地貨。不是美國的援助商品。”
“去過屋子裡了？”他問道。
“是的。”
“你聽說這訊息了？”
“聽說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說，“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還用說。他現在正跟法國高階專員在一起，之前已經要求去見總統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著我向離汽車遠一點兒的地方走去。“你跟派爾很熟，不是嗎？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我認識他的父親，哈羅德·c.派爾教授——你聽說過他嗎？”
“沒有。”
“他在水下侵蝕方面是世界級的權威人物。你沒在前幾個月的《時代週刊》封面上看見他的照片嗎？”
“噢，我想我記起來了。背景是搖搖欲墜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邊眼鏡。”
“那就是他。我還得拍一封電報回去，通知他家裡。這可真糟糕。我很喜歡那個小夥子，視他如同己出。”
“那樣會使你和他的父親關係更加密切。”
他轉過那雙溼潤的棕色眼睛，盯著我說：“你怎麼回事？不應該這麼說話，當這麼好的一個年輕人……”
“很抱歉，”我說道，“每個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許他真的很愛派爾。“你在電報裡是怎麼說的？”我問道。
他嚴謹地逐字回覆我說：“‘我們悲慟地通知您，您的兒子為民主事業像個軍人一樣犧牲了。’這電報是公使簽名發出的。”
“像軍人一樣犧牲，”我說，“這種說法會不會令人覺得困惑？我是說對國內的人來說。經濟援助代表團聽起來並不像是軍隊。你們也有紫心勳章嗎？”
他壓低了聲音，緊張而含糊地說：“他有特殊任務。”
“噢，是的，我們都猜到了。”
“他沒說過吧，說過嗎？”
“噢，沒有，”我說，這時又想起了維戈特的那句話，“他是個非常安靜的美國人。”
“你有什麼預感嗎？”他問道，“他們為什麼殺了他？是誰殺的？”
我忽然很生氣。我很厭煩他們這些美國人，包括他們私藏的可口可樂，他們的流動醫院，他們太過寬闊的汽車，他們那不太新式的槍炮。我說：“我有預感。他們殺了他，因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許他活下去。他年輕、無知、愚蠢，並且捲入其中。他對整個事件所瞭解的，並不比你們中任何一位更多，你們給他錢，給了他約克·哈丁寫的關於東方的那些書，然後對他說，‘去吧，為了民主，把東方贏過來。’他始終沒見過什麼講堂之外的東西，他讀的那些書的作者和那些講堂上的演講者徹底愚弄了他。當他看見一具屍體時，他甚至找不到傷口在哪兒。一場紅色災難，一個民主戰士。”
“我還以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語調裡帶有一些責備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見他留在老家裡，讀著週日副刊，追著棒球新聞。我也希望看見他安穩地跟一個典型的美國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還是圖書俱樂部的訂閱會員。”
他尷尬地清清嗓子。“當然，”他說道，“我忘了說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援你，福勒。他表現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訴你，關於那種姑娘，我跟他還有過一次長談。你看，我有這種便利條件，因為我認識派爾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說：“維戈特在等你。”然後便走開了。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鳳，我回頭看他時，他仍滿懷痛苦與困惑地注視著我：一個他永遠無法理解的同胞。
1 派爾第一次看見鳳，也是在大陸酒店，那大概是在他到這兒兩個月後的事情。那天傍晚，夕陽剛剛落下，空氣有著片刻涼爽，小巷的攤位已經點起蠟燭。桌面上的骰子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法國人正在那裡賭“四二一[15]”，穿白綢褲子的女孩兒騎車經過卡提拿大街。鳳正在喝著一杯橘子汁，而我在喝啤酒，我們沉默卻心滿意足地坐在一起。這時，派爾試探著走過來，我介紹他們互相認識。他總是瞪大眼睛盯著女孩兒，就好像從來都沒見過一個似的，然後他的臉紅了起來。“我在想，你和你的女朋友，”派爾說，“是否願意過去坐在我的桌子那邊。我們的一位專員……”
派爾說的是那個經濟專員。他站在上面的露臺，朝著我們露出微笑，一個溫暖熱忱的笑容，充滿自信，像一個因為用對了除臭劑而沒有讓朋友躲避他的人那樣。我多次聽見人們管他叫“喬”，但我卻始終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他又拉椅子，又叫侍者，折騰不休，儘管這些舉動在大陸酒店只會引來侍者問你是要啤酒、白蘭地加蘇打水還是味美嘉喜雞尾酒。“沒想到在這兒遇見你，福勒，”他說，“我們在等那些男孩兒從河內趕回來。這裡似乎要有一場大戰了。你沒和他們在一起嗎？”
“飛上四個小時去參加新聞釋出會，這種事兒我早就厭倦了。”我說道。
他很不贊成地看著我，然後說：“這些傢伙確實很熱心。為什麼呢，我希望他們別去冒險，而是去做生意和幹廣播，那樣能多賺一倍的錢。”
“他們也許不得不這樣做。”我說。
“他們像戰馬一樣嗅到了戰爭的氣味，”他興奮地說著，對那些他不喜歡的話根本不在意，“比如比爾·格蘭傑——你根本不能阻止他捲入一場爭鬥。”
“我覺得你說得沒錯。有天晚上，我在體育俱樂部的酒吧間裡看見過他，氣勢洶洶。”
“你很清楚，我可不是在說打架什麼的。”
兩輛三輪車氣勢洶洶地從卡提拿街賓士而來，在大陸酒店外面驟然停住。第一輛車裡坐的是格蘭傑。另一輛車裡則堆著一攤矮小、灰色、默不作聲的東西，格蘭傑現在正將他拖到人行道上。“噢，來吧，米克，”他說，“來嘛。”然後他跟車伕爭吵起來，大概是關於車費問題。“都在這裡，”他說，“要不要隨你。”說完，他將原本車錢的五倍都扔到街上，讓車伕彎腰去撿。
經濟專員提心吊膽地說：“這些小夥子是該放鬆一下了。”
格蘭傑把他拖過來的東西扔到椅子上。這時，他注意到了鳳。“喲，”他說，“你這老渾蛋，喬。你從哪兒找到她的？真不知道你還有這兩下子。抱歉，我得去個廁所。照顧下米克。”
“粗魯的軍人風度。”我說。
派爾的臉又紅起來，誠懇地說道：“早知道這樣的話，我就不會邀請你們過來……”
那一攤灰色的東西在椅子上微微顫動，他的腦袋擱在桌子上，彷彿是後加上去的一般。他嘆了口氣，那聲嘆息恰如一段無限冗長的口哨，然後便一動不動地趴在那裡。
“你認識他嗎？”我問派爾。
“不。他是不是跟他們一起的記者？”
“我聽見比爾管他叫米克。”經濟專員說。
“是不是有一個新來的合眾社記者？”
“那不是他。我認識那個人。是不是你們經濟代表團的人呢？你總不能認識你們所有人吧——那有好幾百位呢。”
“我不覺得他是我們中的一員，”經濟專員說，“我想不起來有這麼一位。”
“我們也許可以找找他的身份證。”派爾建議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千萬別弄醒他。一個醉鬼已經夠了。格蘭傑總會知道他是誰吧。”
但他並不知道。他沮喪地從廁所回來。“這姑娘是誰？”他鬱悶地問道。
“鳳小姐是福勒先生的朋友，”派爾生硬地回答說，“我們位是……”
“他在哪裡找到她的？在這個城裡，你們得倍加小心啊。”他鬱悶地又補上一句，“感謝上帝，還有盤尼西林。”
“比爾，”那個經濟專員說道，“我們克是誰。”
“我怎麼知道。”
“但是，是你把他帶過來的呀。”
“這法國佬喝不了蘇格蘭威士忌。醉倒了。”
“他是法國人？我聽見你管他叫米克。”
“他總得有個稱呼吧。”格蘭傑說。他對鳳俯下身子，並說道：“嘿。你。再來一杯橘子汁怎麼樣？今晚有約會嗎？”
我說：“她天天晚上都有約會。”
經濟專員連忙說道：“戰場上到底是什麼情況了，比爾？”
“河內西北大勝。法國人奪回了兩個村莊——這兩個村莊他們之前從未提及自己曾失去過。越盟傷亡慘重。法軍的傷亡情況還沒統計完，估計一到兩週之內，我們就會知道結果。”
經濟專員說：“有傳言說越盟已經攻取發豔，燒燬了當地的大教堂，並將主教趕走了。”
“在河內，他們是不會告訴我們這些的。這可不是一場勝仗。”
“我們的一支醫療隊抵達南定後，便無法繼續前進了。”派爾說。
“你沒去那麼遠的地方吧，比爾？”經濟專員問道。
“你以為我是誰？我只是有張通行證的記者，只要出了界限就得拿出來給他們看。我飛去河內機場。他們派來一輛車接我去記者營地。在兩座剛收復的城市上空，他們安排了一次飛行，並將飄揚的三色旗指給我們看。在那種高度上，可以說那是隨便什麼旗子。接著就是一個記者招待會，一名上校向我們解釋了剛才看見的場景。然後，我們便跟著新聞審查員去發電報。再然後，我們喝酒。整個印度支那最好的酒吧侍者。最後，我們乘著飛機回來了。”
派爾對著啤酒皺起眉頭來。
“你低估了你自己，比爾，”經濟專員說，“哎，那篇關於66號公路的報道——你給它起名叫什麼來著？《地獄公路》——絕對有資格獲普利策獎。你知道我說的那篇——一個掉了腦袋卻還跪在陰溝裡的人，還有另一個你看見的像是在夢遊的人……”
“你以為我真的走近他們那條臭烘烘的高速公路了？斯蒂芬·克萊恩[16]沒經歷過戰爭，卻可以描繪它。我為什麼不能呢？這不過是場該死的殖民戰爭罷了。再給我來一杯。然後我們就去找個姑娘。你已經有一個小妞啦。我也要給自己找一個。”
我對派爾說：“你相信那些關於發豔的傳言嗎？”
“我不知道。重要嗎？我很想去看看，”他說，“如果它很重要的話。”
“重要是對經濟代表團而言嗎？”
“噢，好吧，”他說，“你不能劃分得那麼清楚。醫藥也是一種武器，不是嗎？這些天主教徒，他們是堅決反共的，是不是？”
“他們跟共產黨人做生意。主教豢養的牛，以及他蓋屋所用的竹子，都是從共產黨人那裡換來的。我可不願意說他們正是約克·哈丁所謂的第三勢力。”我故意取笑他說。
“散了吧，”格蘭傑喊道，“不能在這裡浪費掉整個晚上。我要到有五百個美人兒的妓院裡去。”
“如果你和鳳小姐願意跟我一起吃晚飯的話……”派爾說。
“你們可以去鄉村酒家吃飯，”格蘭傑打斷了他的話，“然後我去敲隔壁姑娘們的房門。來吧，喬。不管怎麼說，你還是個男人。”
我想就在那個時候，我在考慮男人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才第一次對派爾有了幾分好感。他坐在那裡，身子微微轉到一邊，避開格蘭傑，手裡捻著他的啤酒杯，表情堅毅而冷漠。他對鳳說：“我猜你對身邊的一切都感到厭倦了，乃至整個國家。”
“什麼？”
“你拿米克怎麼辦？”經濟專員問道。
“把他留在這兒。”格蘭傑說。
“你不能那麼做。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們可以帶上他，然後讓女孩兒們照顧他。”
經濟專員哈哈大笑起來。他看起來就像電視機裡面的一張臉。他說：“你們年輕人可以去做你們想做的，但我太老了，玩不動了。我會帶他回家。你說他是法國人？”
“他之前是講過法語的。”
“如果你能把他弄進我的車裡……”
他的車開走之後，派爾跟格蘭傑乘著一輛三輪車，我和鳳乘著另一輛，一同去往堤岸。格蘭傑本來想跟鳳坐在一起，派爾將他們分開了。三輪車拉著我們沿著長長的郊區道路去往中國城，在路上，我們碰上一隊法國裝甲車，每輛車子的炮筒都向前伸著，在漆黑、平靜、穹廬似的星空下，沉默的指揮官如同一尊傀儡，動也不動——也許又跟一支私家軍隊起了衝突，平川派，他們控制著堤岸的大世界和那些賭場。這裡各自為王，像是中世紀時期的歐洲。但是美國人在這裡幹什麼呢？哥倫布那時還沒有發現他們的國家。我對鳳說：“我喜歡派爾這個傢伙。”
“他很安靜。”她說，她是第一個對他使用這個形容詞的人，這個詞就像個小學生的名字，後來維戈特戴著綠色的遮光帽簷兒坐在那裡，對我談起派爾遇害的事情時，也使用了這個詞。
我讓三輪車停在鄉村酒家門外，對鳳說道：“你先去找張桌子坐下。我最好還是去照顧一下派爾。”那是我的第一直覺——去保護他。我從來沒有想過，其實更需要的是保護自己。天真總是無聲地要求被保護，其實我們更明智的是保護自己不吃天真的苦頭：天真如同一個迷失的、不會說話的麻風病人，流浪在這個世界上，本來無意傷害任何人，卻總是事與願違。
當我到達五百美人妓院時，派爾和格蘭傑已經先進去了。我問在門口站崗的憲兵：“那兩個美國人呢？”
他是名年輕的外籍軍團下士。當時正在擦拭左輪手槍，聽見我的話後，他停下來用大拇指指了指裡面，用德語開了句玩笑。我沒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
在這個廣闊的露天庭院裡，現在正是休息時間。數百個女孩兒或躺在草地上，或蹲坐在自己的腳跟上，跟同伴們聊著天。院子周圍的小房間都拉上了門簾——有一個疲憊的姑娘，交叉著雙腿獨自躺在床上。堤岸有麻煩，軍隊人員都被限制在軍營裡，這裡的姑娘便也都無事可做：這是肉體的休閒假日。只有一群互相撕扯著、打鬧著、叫喊著的女孩兒才讓我覺得這裡還是老樣子。我想起那個在西貢流傳的老故事，一個尊貴的客人剛來這裡便陷入百花叢中，待到他掙脫安全跑到警察局時，褲子早已不知所終了。在這個地方，平民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他選擇來軍事領地獵豔，就必須照顧好自己，並找到自我脫身的辦法。
我已經學會一種技巧——分化與征服。一群姑娘圍過來時，我選擇其中一個，然後靠著她朝旁邊慢慢擠過去，在那裡，派爾和格蘭傑正跟姑娘們糾纏不清。
“我老了。”我說，“太累了。”她咯咯笑著，身子壓過來。“我的朋友。”我說，“很有錢，身體又壯。”
“你這人不老實。”她說道。
我瞥了一眼格蘭傑，他滿臉通紅，神態得意，彷彿只有這樣才能彰顯出他的男子漢氣概。有個姑娘挽住派爾的胳膊，試著把他輕輕拉出包圍圈。我把身邊的那個女孩兒推到人群裡，然後喊他：“派爾，這邊來。”
他從那群姑娘的頭上望過來，然後說道：“真是可怕。可怕極了。”可能是燈光的原因，他的臉看上去十分憔悴。我忽然想到，他也許還是個處男。
“來吧，派爾，”我說，“把那些女孩兒留給格蘭傑。”我看見他的手伸向褲子後面的口袋。我真覺得他會把裡面的皮阿斯特[17]和美鈔都散給她們。“別犯傻，派爾，”我嚴厲地呵斥他，“你那麼做，她們會打起來的。”我之前選定的姑娘又轉回到我的身邊，我又推了她一下，將他推到格蘭傑身邊的那群女人中去。“不，不要，”我說，“我是英國人，很窮，非常窮。”然後我抓住派爾的袖子，把他拖出來，那個女孩兒掛在他的另一隻胳膊上，像一隻上了鉤的魚。在我們走到那名下士站崗的地方前，又有兩三個女孩兒試圖攔下我們，但是她們並沒有使出全部本領。
“我身邊這個該怎麼處理？”派爾說。
“她不會一直纏著你的。”剛說完，她便放下他的胳膊，轉而鑽進格蘭傑旁邊的那群姑娘裡了。
“格蘭傑不會有麻煩吧？”派爾問道。
“他會如願以償的——得到一個小妞兒。”
外面的夜晚似乎很安靜，只有一隊裝甲車駛過，匆匆趕往目的地。他說：“真可怕。我本來是不相信的……”他的語氣敬畏又悲傷，“她們都那麼漂亮。”他並不是在嫉妒格蘭傑，而是在抱怨美好的事物——美貌與風姿，正在被摧殘、虐待。派爾也看得見痛苦，當它出現在他眼前的時候。（我這麼寫，可並不是在諷刺他，畢竟我們中的大多數還看不見眼前的痛苦呢。） 我說：“我們回鄉村酒家去吧。鳳在那裡等著呢。”
“抱歉，”他說，“我徹底忘了。你不該扔下她自己在那兒。”
“她不會有危險的。”
“我剛才只是想幫格蘭傑安全地……”說到這裡，他又陷入了沉思，直到我們回到鄉村酒家，他才含糊而傷感地繼續說道，“我早忘了那裡有好多男人……”
2 鳳已經在舞池邊為我們佔下一張桌子，管絃樂隊正在演奏五年前在巴黎流行過的曲目。兩對越南人在跳舞，他們身材矮小，衣著整潔，態度大方，那種文明的氣派我們是比不上的。（我認識其中一對，是東方匯理銀行的會計師和他的太太。）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他們越南人從不胡亂穿衣服，從不胡亂說話，也從不胡亂放縱。如果說這場戰爭看起來像中世紀戰爭，那麼他們就是從未來十八世紀穿越而來的人。人們會期望這位範文杜先生在業餘時間寫寫舊體詩，但我卻偶然知道他對華茲華斯[18]頗有研究，並且也會寫一些關於自然的詩篇。他的假期都是在大叻度過的，那是他能欣賞到英國湖區[19]氛圍最近的地方。當他跳舞經過我們這裡時，會微微鞠上一躬。我心裡想著，不知道五十碼以外的格蘭傑現在是什麼樣子了。
派爾在用他糟糕的法語向鳳道歉，說真是讓她久等了。“實在抱歉。”他說。
“你去哪兒了？”她問他。
他說：“我去送格蘭傑回家了。”
“回家？”我說完便笑了起來，派爾看著我，彷彿我是另一個格蘭傑一般。忽然間，我看見了他眼中的那個我：一箇中年男人，眼睛裡佈滿血絲，已經開始發胖，在愛情裡沒有任何風度，也許沒有格蘭傑那麼吵鬧，但比他更喜歡冷嘲熱諷，也更圓滑世故。有那麼一會兒，我看鳳又好像我第一次看見她時那樣，在大世界裡跳著舞經過我的桌邊，身穿白色舞衣，十八歲，被她的姐姐在一邊冷眼看管著。她那姐姐一心想讓她跟一個歐洲人好好結婚。一個美國人買了張票，並邀請鳳跳一支舞：他有一點兒醉——不過無傷大雅，我猜他是新來到這個國家的，以為大世界的女招待們也都是妓女。他把她抱得太緊，當他們跳完第一圈時，鳳便突然走開了，回到位置上跟姐姐坐在一起。他被丟在那裡，滯留在那些舞者之間，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還在莫名其妙。而我還不知道名字的這個女孩兒，則靜靜地坐在那裡，偶爾喝一口她的橙汁，旁若無人。
“可以賞光嗎？”派爾依舊用他那糟糕的法語說道，過了一會兒，我看見他們在舞池的盡頭默默跳起舞來，派爾讓她離自己的身體很遠，以至於讓人擔心他隨時都會跟鳳分開。派爾的舞跳得很糟，而鳳當年在大世界裡時，據我所知，沒人比她跳得更好。
我追求鳳是漫長而曲折的。如果我能跟她結婚，並定居下來，那麼一切就都變得簡單了，她的姐姐看見我們在一起時，也會知趣地悄悄走開。三個月過去了，我才能跟她在美琪大飯店的陽臺上單獨見一會兒，她的姐姐就待在隔壁，不斷地問我們什麼時候進屋去。一艘法國來的貨船正在西貢河岸上解除安裝，燈光閃耀，三輪車響起的鈴聲像電話鈴一般，我像個年輕的毫無經驗的傻瓜，對鳳說了許多冒失的話。我絕望地回到卡提拿街住處的床上，從未想過在四個月後她會躺在我身邊，呼吸緊促，笑得十分詫異，因為這一切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福勒先生。”我一直在看他們跳舞，沒注意到鳳的姐姐從另一張桌子旁跟我打招呼。這時，她走了過來，我不情願地請她坐下。自從那天晚上在大世界裡，我趁著她生病將鳳帶回家起，我跟她便不再是朋友了。
“我有整整一年沒看見你了。”她說。
“我經常去河內。”
“你的那個朋友是誰？”她問。
“他叫派爾。”
“是幹嗎的？”
“他是美國經濟代表團的一員。你知道那種組織——將電動縫紉機送給捱餓的女縫衣工。”
“有捱餓的女縫衣工嗎？”
“我可不知道。”
“但她們是不會用電動縫紉機的。她們住的地方也沒有電。”她是個頭腦死板的女人。
“那你不如問問派爾。”我說。
“他結婚了嗎？”
我望著舞池。“應該說，目前這是他跟女人最親密的一次接觸了。”
“他舞跳得可真爛。”她說。
“沒錯。”
“不過看起來是個可靠的好人。”
“也沒錯。”
“我能和你坐一會兒嗎？我的那些朋友都很無聊。”
音樂停下來，派爾僵硬地向鳳微微鞠躬，然後陪她回到桌邊，拉出椅子讓她坐下。我感覺得到，他的禮節很叫她高興。進而我想到，跟我在一起後，鳳失去的機會可真不少。
“這是鳳的姐姐，”我跟派爾說，“徐小姐。”
“很高興見到你。”他剛一說完，臉就紅了。
“你是從紐約來的嗎？”她問道。
“不。波士頓。”
“也是在美國吧？”
“噢，是的。是的。”
“你父親是做生意的嗎？”
“不。他是個教授。”
“是個老師？”她帶著一絲失望的表情問道。
“嗯，他是某方面的權威，你知道。人們總要向他請教一些問題。”
“請他看病嗎？他是醫生嗎？”
“不是醫生。他是工程學博士。關於水下侵蝕方面的問題，他全都一清二楚。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不知道。”
派爾試著幽默一下，於是說道：“好吧，還是讓我爸爸來告訴你吧。”
“他在這裡？”
“不在。”
“那他就要來了嗎？”
“不。我開個玩笑而已。”派爾抱歉地說。
“你還有妹妹嗎？”我問徐小姐。
“沒有。為什麼這麼問？”
“聽起來你好像在調查派爾先生，看他是不是結婚的最佳人選。”
“我只有一個妹妹。”徐小姐說。她的手掌用力地拍了一下鳳的膝蓋，就像一個會議主席在敲他的小木槌，讓大家遵守秩序。
“她是個很漂亮的妹妹。”派爾說。
“那可是全西貢最美麗的女孩兒。”徐小姐彷彿是在糾正派爾的話。
“我當然相信。”
我說：“是時候該吃晚餐了。即使是全西貢最美麗的女孩兒，也得吃飯。”
“我不餓。”鳳說道。
“她很嬌氣。”徐小姐斬釘截鐵地說道，聲音裡帶著幾分威脅的語氣。“她需要別人來愛護。她也值得別人來愛護。她這人非常、非常專一。”
“我的朋友很幸運。”派爾嚴肅地說。
“她很喜歡孩子。”徐小姐說。
我笑了起來，然後捕捉到派爾的目光：他既震驚又有些不解地望著我，我忽然明白原來他對徐小姐所說的那些話是真的很在意。我一邊點菜（儘管鳳說她不餓，但我知道她還是能吃下一塊加兩個生雞蛋和其他東西的韃靼牛肉），一邊認真聽他討論關於孩子的問題。“我一直覺得我想要有很多孩子，”他說，“大家庭很有趣。它能使婚姻關係更加牢固，而且對孩子們也很好。我是獨生子。一個人真是很糟糕。”在此之前，我從未聽他說過這麼多話。
“你父親多大年紀了？”徐小姐追問道。
“六十九歲。”
“老人都喜歡孫子孫女。很遺憾，我的妹妹沒有公公婆婆來疼愛她的孩子們——待到她有孩子的那天。”她兇惡地看了我一眼，又補上這麼一句。
“你也沒有。”派爾說，我覺得他這話說得沒什麼必要。
“我們的父親家世很好。他從前在順化府做官。”
我說：“我已經為你們把晚餐都點好了。”
“不用給我點，”徐小姐說，“我得去找我的朋友們了。我很願意再次見到派爾先生。也許你可以安排一下。”
“等我從北方回來吧。”我說。
“你這就要去北方嗎？”
“我想是我該去看看這場戰爭的時候了。”
“但記者們都回來了。”派爾說。
“對我來說，正是好時機。我可以不必碰上格蘭傑。”
“那福勒先生離開之後，你一定要跟我和我妹妹吃一次飯。”出於禮貌，她又陰沉地補上一句，“讓她高興點兒。”
在她走之後，派爾說：“多麼可愛又有教養的女人。而且她英語說得又這麼好。”
“告訴他，我姐姐以前在新加坡做生意。”鳳驕傲地說道。
“真的？是什麼生意？”
我替她翻譯說：“進出口生意。她還會做速記。”
“真希望我們經濟代表團裡多些像她這樣的人。”
“我會跟她談談，”鳳說道，“她會很樂意為美國人工作的。”
晚飯過後，他們又開始跳起舞來。我的舞跳得也很糟糕，而且我又不像派爾那樣毫不在乎——或者我最初愛上鳳時，也是像他這樣？我暗想。在徐小姐生病的那個值得紀念的夜晚之前，我在大世界與鳳跳舞，有很多次不過是為了尋找跟她說話的機會。這次他們重下舞池，派爾可不是想尋找這樣的機會。他比先前放鬆了一些，手也伸得沒那麼遠了，但他們仍都不說話。我看見她的舞步是那麼輕盈、準確，引領著派爾凌亂的腳步，我彷彿再次陷入戀愛之中了。我自己都很難相信，在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之後，她會再次跟我回到那間骯髒的屋子裡。那裡不僅要與人合用一個衛生間，還有許多老太婆坐在樓梯口。
我希望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關於發豔的傳言，要麼這個傳言是關於別的城市也行，我在發豔那個北方城市跟一個法國軍官有些交情，他會讓我溜進去，不必接受審查，也不受任何管制。去找獨家新聞？不是，在那些日子裡，全世界只想讀關於朝鮮的新聞。想有個死去的機會？每天晚上有鳳陪在身邊，我幹嗎還要去尋死呢？不過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自幼年以來，我便不相信永恆，但我又渴望永恆。我總是害怕失去幸福。明年的這個月份，鳳就會離開我。如果不是明年，那也是三年之內。在我的世界裡，死亡是唯一的絕對值。失去了生命的人，便不會再失去任何東西。我羨慕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但我也並不信任他們。我覺得他們是依靠不變的、永久的寓言來維繫著自己的勇氣。死亡遠比上帝更加確切，有了死亡，就不必擔心愛情會日漸枯竭了。未來的厭倦與冷淡，那樣的噩夢也會自動解除。我絕不會成為一個和平主義者。殺死一個人，無疑會帶給他無法估量的益處。是啊，人們無論身在何處，始終愛著的，只是他們的敵人。而至於他們的朋友，卻任其經受痛苦與空虛的折磨。
“請原諒，我把鳳從你身邊搶走了。”派爾的聲音這樣說道。
“噢，我不會跳舞，但我喜歡看她跳舞。”我們談起她時，總是用第三人稱，就好像她不在這裡似的。不過有的時候，她確實如同和平這個詞一般，在世人面前隱起身來。
夜間的第一套卡巴萊歌舞[20]表演開始了：一個歌手，一個玩雜耍的，還有一個舉止下流的滑稽小丑，我看著派爾，他顯然聽不懂那些黑話。鳳微笑時，他也跟著微笑；我大笑時，他也不自然地大笑。“不知道格蘭傑這會兒在哪兒呢。”我說，派爾用責怪的眼神看著我。
然後又換上了另一套節目：一群女演員。她們中的許多人我在白天都見過，在卡提拿街上走來走去，穿著舊長褲和毛衫，下巴周圍有點兒發青，走路時一直在搖晃著屁股。現在她們穿著低胸的晚禮服，戴著假珠寶和假乳房，聲音沙啞，看上去至少跟大多數在西貢的歐洲女人一樣討人歡心。一群年輕的空軍軍官向她們吹起口哨，她們以嫵媚的微笑回應。派爾忽然發出強烈的抗議，這使我大為吃驚。“福勒，”他說，“我們走吧。我們看夠了，不是嗎？這對她一點兒也不合適。”
1 從大教堂的鐘塔上望去，這場戰爭只不過是畫中風景，就像一本舊的《倫敦新聞畫報》上刊登的一幅波爾戰爭的全景圖一樣固定不動。一架飛機正向石灰岩山中的孤立哨崗空投物資，長年的風雨侵蝕使得安南省邊界的山脈看上去就像一堆堆浮石。由於飛機每次回到相同的地點滑翔，所以看起來就像從來沒有移動過一般，降落傘也總懸在同一地點——離地的半空中。平原上的迫擊炮不斷開火，轟炸出來的煙霧如同石頭一樣牢固不散，集市上的火焰被陽光映成一片蒼白色。跳下來的傘兵們身材矮小，排成一列沿著運河移動著，但從這個高度望過去，他們彷彿是靜止不動的。就連坐在鐘塔角落裡誦讀祈禱書的那名天主教神父，也是靜止的。從這麼遠看過去，這場戰爭乾淨整潔，頗有條理。
黎明前，我就搭乘一艘登陸艇從南定到了這裡。我們沒法兒在海軍站登陸，因為敵人已經將整個城市包圍，六百碼之外便是敵軍，他們已經切斷海軍站，所以我們的登陸艇沿著烈焰沖天的市集駛進城。映著火焰的光芒，我們成了活靶子，但不知為何，竟然沒人朝我們開火。一切都寂靜無聲，除了燃燒的店鋪噼裡啪啦聲和倒塌聲。連河邊一個塞內加爾哨兵移動的聲音，我都能聽得見。
在這次進攻之前，我對發豔很熟悉——一條狹長的街道，兩邊都是木製店鋪，每隔一百碼就有一條運河、一座教堂和一座大橋。在夜裡，只能點蠟燭或小油燈（發豔沒有電廠，只在法國軍官營房才有電力供應），無論白天還是夜裡，街道上都擠滿了吵鬧的人群。依照古怪的中世紀方式，在樞機主教的庇護之下，這裡一向是全國最有生氣的城市，然而這次，當我上岸走向軍官營房時，卻發現這裡是死寂一片。斷壁殘垣、碎玻璃，以及燒焦的油漆和石灰的味道，長長的街道一眼望去，空空如也，這使我想起清晨空襲警報解除後的倫敦大道：隨處可以見到警告標示，上面寫著“未爆炸彈”。
軍官營房門前的圍牆已被炸燬，街對面那些房屋也淪為廢墟。我從南定乘著登陸艇沿河而下時，聽佩勞德中尉說起事情的經過。他是個嚴肅的年輕人，共濟會成員，於他而言，這次事件就像是對他會友們迷信的一次審判。發豔主教曾去過一次歐洲，並且學會了崇拜聖母法蒂瑪——羅馬天主教徒都相信，她曾在一群葡萄牙孩子面前顯靈。他回來後，便在大教堂內修建一座神龕，以供奉聖母，每年都列隊遊行，慶祝聖母節。自從當局解散了主教的私人軍隊後，主教與那位管轄法越兩軍的上校之間的關係，便十分緊張。今年，上校——他對主教產生幾分同情，因為他們倆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比天主教更重要——擺出一個友好的姿態，跟他的高階軍官們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面。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聚集在發豔紀念聖母法蒂瑪。甚至許多佛教徒——他們佔據半數人口，也不甘心錯過這場趣事，那些既不信佛也不信上帝的人也認為所有這些經幡、香爐和金光四溢的聖體匣將會保佑他們全家人遠離戰爭困擾。主教的軍隊如今只剩下軍樂隊了，這次就是他們帶領著遊行隊伍；法國軍官們奉上校指令，他們像唱詩班的男孩兒，隨著隊伍進入大教堂區域，經過教堂門前的小水池，池中央的小島上立著一座白色的聖心雕像，然後從兩邊有東方式長廊的鐘塔下面穿過，走進木雕的大教堂，大堂裡有許多整根的原木柱子，深紅色的漆制神壇，看起來更像是佛教寺廟，而非天主教堂。人們從各地湧來，從那些運河之間的村落裡，從那些具有低地國家[21]風光的水鄉里趕過來。水鄉里的嫩綠秧苗和金色作物取代了鬱金香和帶風車的教堂。
沒人注意到越盟特工也加入了這次遊行，那天晚上共軍的主力部隊衝過石灰岩山上的通道，進入東京平原。法軍在山上的哨兵眼睜睜地看著，毫無辦法，同時，潛伏在發豔的特工也開始行動，裡應外合。
四天以後，在傘兵的幫助之下，敵軍才被迫退到離城半英里之外的區域。這是一場大敗仗：新聞記者不許進入，電報也不許發出去，因為報紙只能刊載勝利訊息。如果當局知道我是來採訪的，那麼早在河內就會將我攔下，然而你離司令部越遠，對你的限制就越松，當你到了敵軍的火力範圍內，你就成了一位很受歡迎的客人——河內的參謀部認為這是一大威脅，南定的上校認為值得擔憂，外界或許很感興趣，而在前線的中尉看來，不過是一個笑話，一場消遣，因此有幾個這樣的幸福時刻，他大可以表演一番，甚至可以藉著虛妄的英雄光輝來對待部下的受傷或死亡。
神父合上他的祈禱書並說道：“好，結束了。”他是歐洲人，但可不是法國人，因為主教不會容忍他的教區出現一位法國神父。他懷著歉意說：“我來到這裡，你明白的，不過是想清靜一點兒，避開那些可憐的人。”迫擊炮的聲音似乎在逼近，也許敵軍終於開始還擊了。尋找這些敵人異常困難：這裡有十多條狹窄的戰線，在縱橫交錯的運河間、在農家房屋與稻田之間，他們有無數可以伏擊的好機會。
在我們這座鐘塔下面，發豔的全部人口都在這裡，或站或坐，或躺著。天主教徒，佛教徒，以及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帶著他們最值錢的東西——燒飯的爐子、一盞燈、一面鏡子、一個衣櫃、幾床墊子、一幅天主聖像——來到了大教堂區域。這裡是北方，夜晚到來時，氣溫驟降，大教堂裡已經水洩不通：早已沒有可棲身之地。甚至通向鐘塔的每一級樓梯上都被佔據，不時還有更多的人擠進大門來，帶著他們的孩子和家庭用品。他們相信，不管他們的信仰是什麼，在這裡總是安全的。我們在這兒看著時，一個身穿越南軍裝、拿著步槍的年輕人也擠進來，一個牧師將他攔住，並奪下他手裡的步槍。我身邊的這位神父解釋說：“我們在這裡是中立的。這是天主的領地。”我心裡想：“這真是天國裡一些奇怪可憐的居民，驚慌，寒冷，飢餓”——“我真不知道拿什麼去養活這些人。”神父對我說——“你會認為一個偉大的國王會做得比這更好。”不過接著我又想到，“無論哪裡都是一樣——並不是最有能力的統治者就一定擁有最幸福的人民。”
下面已經架起來一些貨攤。我說：“很像一個大集市，不是嗎，但看不見一張笑臉。”
神父說：“昨晚他們很冷。我們不得不關上修道院的大門，不然他們會湧進來擠死我們。”
“你們在裡面暖和嗎？”我問。
“並不暖和。即使他們進去十分之一，我們那邊也容不下。”他繼續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對我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必須要保持健康。發豔只有我們一家醫院，我們的這些修女承擔護士工作。”
“外科醫生呢？”
“我只能盡力而為。”這時我才看見他的法衣上面沾了不少血跡。
他說：“你上來是找我嗎？”
“不。我是想辨認一下我所處的位置。”
“我這樣問你，是因為昨天晚上也有人上到這裡來。他想作懺悔。你看，他對於在運河那邊看見的死人感到有些害怕。這也難怪。”
“運河那邊的情況很糟糕嗎？”
“他們被傘兵兩面夾擊。可憐的人哪。我想也許你也有同樣的感受。”
“我不是羅馬天主教徒。我想你甚至不能認為我是一個基督徒。”
“恐懼會使一個人嚇成那副樣子，真奇怪。”
“它才嚇不倒我呢。就算我信仰上帝，我還是討厭懺悔。跪在你們的一個小房間裡。將自己的一切暴露給另一個人。請原諒我，神父，但對我而言，這種做法是病態的——甚至是懦夫的行為。”
“噢，”他小聲地說，“我想你是一個好人，大概沒多少事需要懺悔。”
我沿著教堂的房子望去，兩邊都是運河，向著遠處的大海延伸。有火光閃過第二座鐘塔。我說：“你們的教堂裡並不是完全保持中立的。”
“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他說，“法國人只同意不干涉教堂區域，我們無法再要求更多了。你剛才看見冒出火光的，是一個外籍軍團的哨崗。”
“我要下去了。再見，神父。”
“再見，祝你好運。小心那些狙擊手。”
我不得不在人群中擠過去，經過小水池和那座伸出兩隻像白糖做的胳膊的白色聖心雕像，一直走到那條長街上。我朝左右兩邊望去，都能看見大概四分之三英里遠，兩邊的長街上，除我之外，只有兩個活物——兩個戴著偽裝頭盔計程車兵，沿著街道邊緣慢慢移動，手裡端著司登衝鋒槍。我說活物，是因為有一家門口還躺著一具屍體，腦袋伸到路面上。沒有別的聲音，只能聽見蒼蠅飛舞的嗡嗡聲，以及越來越弱計程車兵皮靴嘎吱嘎吱的聲響。我迅速走過那具屍體，將頭轉向另一邊。幾分鐘後，我回頭一看，只剩下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四處無聲無息，只有我自己的腳步聲。我覺得自己像是射擊場上的一個標靶。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在這條街上發生了什麼事，可能要在幾個小時之後，才會被發現：而在那幾個小時裡，蒼蠅早就爬滿了我的全身。
走過兩道運河，我轉了個彎，走向一座教堂。那裡有十幾個人坐在地上，都是帶著偽裝的傘兵，兩個軍官正在檢視一張地圖。當我走過去時，誰也沒有注意到我。其中一個揹著長天線對講機的人說：“我們現在可以前進了。”於是每個人都站起來。
我用糟糕的法語問他們，是否能跟他們一起走。這場戰爭有一個優點，一張歐洲人的臉在戰場上便是通行證：一個歐洲人不會被懷疑是敵方的間諜。“你是誰？”那個中尉問道。
“我在寫這場戰爭。”我說道。
“美國人？”
“不，英國人。”
他說：“這是一次很小的行動，但如果你想跟我們一起的話……”他開始動手摘下他的頭盔。“不，不用，”我說，“那是給戰鬥者戴的。”
“隨你的意思。”
我們在教堂後面排成一列縱隊出發，由中尉帶領，走到一道運河岸邊，我們停了一會兒，讓那個揹著對講機計程車兵跟兩側的巡邏部隊取得聯絡。迫擊炮彈從我們頭上飛過，並在我們的視線之外炸開了。我們在另一座教堂後面與一些人會合，現在我們大約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圖上，低聲對我解釋說：“報告說有三百人在這個村落裡。也許是為了今晚的行動在這裡集合。但我們還不清楚，目前還沒人發現他們。”
“離這裡有多遠？”
“三百碼。”
無線電又傳來指令，我們無聲無息地繼續前進，右側是一道筆直的運河，左側則是低矮的灌木叢和莊稼，再過去又是灌木叢。“警報解除。”中尉低聲說道，並揮手示意我們繼續前進。四十碼外，又是一道運河，河上是一座殘破的橋，只剩下一塊木板，沒有欄杆，橫跨在我們面前。中尉對我們打手勢進行部署，我們蹲了下來，面對著離我們三十英尺、橋那邊情況不明的未知地帶。士兵們望向河水，然後彷彿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時把視線移開。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們看到了什麼，但當我看到時，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想起堤岸的鄉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裝的演員和吹著口哨的年輕軍人，還想起派爾說的那句話：“這一點兒也不合適。”
運河裡遍佈著屍體，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愛爾蘭燉肉。屍體重迭堆放：一個人頭，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頭的無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標。這裡沒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裡究竟有多少具屍體，他們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試著逃回來，我想這時在岸邊的每個人都在想：“這樣的局面兩個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將視線移開。我們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麼不值錢，而死亡來得又是多麼迅速，多麼簡單，多麼悄無聲息。儘管我始終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實際上，我還是像個處女一般害怕它的到來。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個事先的警告，讓我自己好有所準備。準備什麼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去準備，除了向著這個我要離開的地方多看上幾眼。
中尉坐在揹著對講機的那個士兵身旁，低頭盯著兩腳之間的土地。對講機裡噼噼啪啪地傳出一些指示，於是他嘆了口氣，就像被人從睡夢中叫醒那樣，又站起身來。這些軍人的所有動作裡，透露出一種古怪的友情，好像他們對各自的任務已經一起執行過許多次。沒有人等待分配任務。兩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試著透過，但由於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們失去了平衡，導致二人不得不騎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動幾英寸。另一名士兵在運河下游的灌木叢中發現了一艘平底船，他設法將它劃至中尉所站的岸邊。我們六個人上了船，他就開始向對岸劃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屍體，船走不動了。他用竹竿向外撐，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爛泥裡，然後一具屍體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邊，像一位躺著曬太陽的游泳者。然後，我們的船從中掙扎出來，一到達對岸，我們便趕緊爬了出來，沒有勇氣再回頭看。沒有人向我們開火：我們仍活著；死神已經撤離了，也許撤至下一條運河去了。我聽見有人在我背後十分嚴肅地說道：“感謝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這支隊伍裡大多數都是德國人。
遠處坐落著數間農家房屋；中尉貼著牆先走了進去，我們列縱隊跟進，每個人之間相隔六英尺。然後，這些士兵沒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農場裡分散開來。這地方沒有一絲生氣——連一隻母雞也沒有留下，雖然在那個曾經是起居室的房間裡的牆壁上，還掛著兩幅醜陋的油畫式石版畫，一幅是《聖心》，另一幅是《聖母與聖嬰》，這兩幅畫給搖搖欲墜的房屋帶來了一些歐洲氣息。即使你不贊同他們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們在相信著什麼：他們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乾屍。
戰場上的很多時候，人們只是坐在那裡，什麼也不做，等著別人的行動。你的生命還剩下多久，誰也說不準，所以也沒有什麼胡思亂想的必要。像他們通常所做的那樣，哨兵們走了出去。這時，前方要是出現任何動靜，那勢必就是敵人無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圖上做好標記，並透過無線電報告了我們的位置。午夜的寂靜降臨：迫擊炮不再開火，天上也沒有飛機了。一個士兵用樹枝在院落的塵土上心不在焉地亂寫亂畫。過了一會兒，我們好像被戰爭遺忘了。我希望鳳已經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裡去了。一陣冷風吹亂了院子裡的稻草，一個士兵謹慎地走到穀倉後面撒尿。我竭力回憶，在河內時英國領事讓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沒有付過錢。
在我們的正前方，有人開了兩槍，然後我想：“就是它了。現在它來了。”這是我想要的預兆。我懷著興奮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恆的事情。
但什麼都沒有發生。又一次地，我為“那件事情準備得過了頭”。漫長的幾分鐘過去之後，一個哨兵才回來，向中尉彙報了一些情況。我只聽見了這句：“兩個平民。”
中尉對我說“我們看看去”，於是我們跟在這個哨兵後面，沿著兩片田地之間泥濘、雜草叢生的小路走過去。在農家房屋二十碼外，一條狹窄的水溝裡，我們看到了我們尋找的人：一個女人和一個小男孩兒。他們顯然已經死去：女人的前額上有一塊勻整的、已經凝結起來的血痂，孩子就像睡著了似的。他大概六歲的樣子，躺在那裡，精瘦的小膝蓋彎曲著，如同子宮裡的胚胎一般。“倒黴，打錯了。”中尉說。他彎下身來，將孩子翻過去。男孩兒的脖子上掛著一塊聖牌，我對自己說：“護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體下面，還有一塊被咬過的麵包。我想著：“我憎恨戰爭。”
中尉說：“你看夠沒有？”語氣很兇，好像這兩個人的死亡責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許對軍人來說，是平民出錢僱他們殺人的；平民將謀殺這項罪名放在工資袋裡，從而逃避掉責任。我們走回農場，靜靜地坐在稻草上，風吹過來，它像一個動物那樣，似乎知道黑夜即將來臨。那個用樹枝亂寫亂畫計程車兵正在撒尿，而剛才撒尿的那個此時正在亂寫亂畫。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後的那段寂靜時間裡，那對母子一定認為從溝渠裡走出來是絕對安全的。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溝渠裡待了很長時間——麵包已經幹了。這個農場可能是他們的家。
無線電又響了起來。中尉不耐煩地說：“他們要轟炸村莊。巡邏隊今晚都要撤回去。”我們站起身來，準備返程，划船繞過那一大堆屍體過河，列隊經過那座教堂。我們並沒有走多遠，但感覺卻是一次相當漫長的旅程，而這次巡邏的結果就是：殺死了那對無辜的母子。飛機已經逐一起飛，轟炸在我們身後拉開了帷幕。
待我抵達軍官的營房時，天已經黑了，我要在營房裡過夜。氣溫只有一攝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燒的集市。營房裡有一面牆早被火箭炮轟塌了，幾道門扭曲變形，帆布簾子也擋不住那一陣陣寒風。發電機沒開，我們只好用盒子和書作為遮擋物，保證蠟燭能繼續燃燒。我跟索雷爾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賭共產黨發行的貨幣：我沒辦法賭喝酒，因為我是吃他們伙食的客人。我的運氣時好時壞，令人厭倦。我開啟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讓我們暖和一些，其餘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圍。上校說：“這是從我離開巴黎以來，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來，“也許我們會有一個寧靜的夜晚。”他說。
“在四點鐘之前，他們是不會進攻的。”上校說。“你有槍嗎？”他問我。
“沒有。”
“我會給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頭邊上。”他客氣地補充道，“我怕你會覺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點半時，迫擊炮就要開火了。我們想轟散敵軍聚集的兵力。”
“你覺得這場戰鬥會持續多久？”
“誰知道呢？我們無法再從南定調來更多的部隊。這只是牽制攻擊。兩天前，我們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現在這種情況支撐過去的話，那就可以說是贏了。”
大風又吹起來，直往屋子裡灌。帆布簾子被吹了起來（這使我想起了波爾紐斯[23]在帷幕後被殺死那件事），燭光搖曳，暗影亂舞，我們像是一個巡迴演出的劇團。
“你們的哨崗都沒問題吧？”
“目前為止，據我們所知，”他十分疲憊地說道，“暫時沒問題，你知道，跟一百公里外和平府的戰事比起來，這裡的情況不值一提，那邊才是硬仗。”
“再來一杯吧，上校？”
“謝謝你，不用了。味道不賴，你們英國的威士忌，不過最好留一些，夜裡有需要時可以喝。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去睡一會兒了。迫擊炮開始轟炸後，誰也睡不成了。索雷爾上尉，給福勒先生準備好他需要的東西——蠟燭、火柴、左輪手槍。”說完，他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間。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就寢的訊號。他們在一間小貯藏室的地板上給我放上一床褥墊，我被木箱四面包圍著。沒多一會兒，我就睡著了——地板雖然很硬，卻很適合休息。鳳是否在家裡呢，我這樣想著，奇怪的是毫無嫉妒之意。在今天晚上，佔有一個肉體似乎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許因為這一天我看過的肉體太多了，那些肉體不屬於任何人，甚至也不屬於他們自己。我們都會像這樣消耗殆盡的。當我睡著後，我夢見了派爾。他獨自在舞臺上跳著舞，動作僵硬，雙臂伸向一個並不存在的舞伴，我坐在一把像是彈鋼琴用的椅子上看著他，手裡握著一支槍，以防有人干擾他跳舞。舞臺旁邊貼著一張節目單，就像在英國音樂廳裡貼的那種，上面寫著：“愛之舞，一級。”有人在劇院後面走動，我把槍握得更緊。然後，我就醒過來了。
我的手放在他們借給我的槍上，一個人拿著蠟燭站在門口。他戴著一頂鋼盔，在他的眼睛投上一道陰影，直到他開口說話時，我才知道他是派爾。他不好意思地說：“很抱歉把你吵醒。他們告訴我，今晚我可以睡在這裡。”
我還是沒有完全清醒過來。“你從哪兒弄到的頭盔？”我問。
“噢，別人借給我的。”他含糊地說道。他拖著身後的軍用揹包，從包裡面拽出來一個羊毛內襯的睡袋。
“你的裝備很齊全嘛。”我一邊說著，一邊竭力回憶為什麼我和他竟然都跑到這裡來了。
“這是標準的旅行包，”他說，“是我們醫療援助隊的。他們在河內借給我一個。”他拿出一個熱水瓶、一個小酒精爐、一把梳子、一套剃鬚工具和一罐口糧。我看了看我的手錶。差不多已經是凌晨三點了。
2 派爾繼續翻弄他的行李。他將幾個箱子摞成一個長臺，並在上面放下他的剃鬚鏡和其他用具。我說：“我懷疑你在這裡弄不到水。”
“噢，”他說，“保溫瓶裡的水就夠我早上用的了。”他坐在睡袋上，開始動手脫靴子。
“你到底怎麼到這兒來的？”我問。
“他們讓我一直跑到南定，去看看我們的沙眼治療團隊，然後我租了一條船。”
“一條船？”
“噢，是那種平底船——我不知道它叫什麼。事實上，我是把它買了下來，倒沒花多少錢。”
“然後你自己一個人沿著河划過來的？”
“也不是什麼難事，你知道的。我是順流而下。”
“真是瘋了。”
“噢，沒什麼。真正需要擔心的危險，只是怕船擱淺而已。”
“或者捱了海軍巡邏隊的槍子，被法國飛機的掃射擊中，還可能被越盟的人抹了脖子。”
他有點兒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不管怎樣，我現在到這裡了。”他說。
“為什麼非要來這裡？”
“噢，有兩個理由。不過我可不想打擾你的睡眠。”
“我不困。槍戰馬上就要開始了。”
“介意我挪挪蠟燭嗎？這裡有點兒太亮了。”他看起來十分緊張。
“第一個理由是……？”
“嗯，前幾天你的話讓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有趣。你記得我們跟格蘭傑……還有鳳在一起的那天嗎？”
“記得，然後呢？”
“然後我想，我似乎應該親自來看看。老實說，那天格蘭傑的表現讓我覺得很慚愧。”
“我明白了。就這麼簡單嗎？”
“是，這裡並沒有什麼真正的難事，不是嗎？”他開始擺弄他的鞋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我們誰都沒有說話。“我不太誠實。”他終於開口說道。
“不誠實？”
“我其實是來看你的。”
“你來這裡，是為了看我？”
“是的。”
“為什麼？”
他不再擺弄鞋帶，陷入尷尬與痛苦之中。“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我愛上鳳了。”
我聽後大笑起來。完全控制不住。他的話實在出人意料之外，但說的時候卻又是一臉嚴肅。我說：“你不能等我回去再說嗎？我下週就回西貢了。”
“你也許會被殺掉，”他說，“那樣就顯得我不夠磊落了。而且在那麼長的時間裡不去接近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的意思是，你還沒接近過她？”
“當然。你認為我會先告訴她——而不讓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是這麼幹的，”我說，“從什麼時候開始愛上她的？”
“我想是鄉村酒家的那個晚上吧，在跟她跳舞的時候。”
“我覺得當時你們並不親近。”
他不解地看著我。如果他的行為對我來說有一點兒瘋狂的話，那麼我的反應對他來說，顯然更加莫名其妙。他說：“你知道，我想是因為我瞧見了妓院裡的那些女孩兒。她們全都那麼漂亮。唉，想到她也是其中一個，我就想去保護她。”
“我不覺得她需要你的保護。徐小姐約你出去過嗎？”
“約過，但我沒有去。我一直躲著她們。”他沮喪地說，“這很不好。我覺得那樣做很糟糕，但是請你相信我，可以嗎，如果你們已經結婚——那我絕不會闖進去做第三者的。”
“你似乎很確定你能闖得進來。”我說。頭一次，他的這番話讓我很生氣。
“福勒，”他說，“我不知道你的教名……”
“托馬斯。怎麼了？”
“我能叫你湯姆嗎？我覺得冥冥之中，它拉近了我們的關係。我是說，愛上同一個女人這件事。”
“下一步你準備怎麼辦？”
他背靠著包裝箱，滿腔熱情地坐了起來。“現在你知道了，那麼一切似乎不同了，”他說，“我想求她嫁給我，湯姆。”
“你還是叫我托馬斯吧。”
“她只需要在我們兩人中作出選擇，托馬斯。這很公平。”但這公平嗎？想到日後的孤獨與落寞，我第一次不寒而慄。這一切不過是異想天開，但……他也許是個可憐的情人，我卻要更差勁。他比我要體面得多。
他開始脫衣服。我想：“他還擁有青春。”我忽然發現我很嫉妒派爾，這件事實在令人悲傷。
我說：“我不能娶她。我在家裡還有個妻子。她永遠不會跟我離婚的。她信奉高教會派——你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吧。”
“很抱歉，托馬斯。對了，我的名字叫奧爾登，如果你願意……”
“我還是管你叫派爾吧，”我說，“我腦子裡想到你時，就會出現派爾這個名字。”
他鑽進睡袋，伸手去拿蠟燭。“噓，”他說，“很高興這件事過去了，托馬斯。這幾天來，我一直因為這件事而難受。”很明顯，他現在是不會難受了。
蠟燭熄滅後，我只能看見他的平頭在外面火光映襯下的輪廓。“晚安，托馬斯。好好睡一覺。”這些話像一場低劣喜劇的提示語那樣，剛一說完，迫擊炮便開始轟炸了，炮彈飛行的聲音、尖嘯聲、爆炸聲一併傳來。
“上帝啊，”派爾說，“是一次進攻嗎？”
“他們正試圖阻止一次進攻。”
“好吧，我想，我們是睡不成了吧？”
“睡不成了。”
“托馬斯，我希望你知道，我對你處理這一切的看法——我覺得你非常出色，極其出色，沒有別的詞語可以形容。”
“謝謝。”
“你見過的世面比我多。你知道，從某種角度來說，波士頓未免有些——狹隘。即使你不是洛厄爾或卡伯特家族[24]的一員。我也希望你能給我建議，托馬斯。”
“哪方面的建議？”
“關於鳳的。”
“如果我是你的話，就不會相信我的建議。我是有私心的。我想把她留在我身邊。”
“噢，但我知道你為人直率，非常直率，我們倆對她都是真心的，都很在乎她的利益。”
忽然間，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孩子氣。我說道：“我不在乎她的利益。你可以在乎。我只想要她的身體。我要她跟我上床。比起照顧她的什麼狗屁利益，我還……還不如去糟蹋她，跟她一起睡覺。”
在黑暗裡，他說了一聲“噢”，聲音虛弱。
我繼續說：“如果你只關心她的利益，那麼看在上帝的份上，放過她吧。跟其他女人一樣，她也想要個好的……”迫擊炮的爆炸聲使那雙波士頓耳朵沒能聽見盎格魯-撒克遜的粗話。
但是在派爾身上，有一種難以說服的固執。他認為我的表現良好，那我就不得不表現良好。他說：“我知道你的痛苦，托馬斯。”
“我不痛苦。”
“噢，當然，你很痛苦。我知道，如果我不得不放棄鳳的話，也是一樣。”
“但我並沒有放棄她。”
“我也很重視肉體，托馬斯，但是如果鳳能快樂的話，我願意放棄一切。”
“她現在就很快樂。”
“不可能的——以她現在的處境來說。她想要孩子。”
“她姐姐那些胡說八道的話，難道你還真信……”
“當姐姐的有時會更瞭解妹妹……”
“她只是想把那些想法灌輸給你，派爾，因為她覺得你比較有錢。而且，我的上帝，你居然會相信。”
“可我只是賺工資的。”
“嗯，不管怎麼說，你們貨幣的匯率相當不賴。”
“別那麼刻薄，托馬斯。這樣的事情很多。我真希望它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你。那是我們的迫擊炮嗎？”
“是的，是‘我們的’迫擊炮。你說得就好像她要離開我了似的，派爾。”
“當然，”他的語氣倒沒什麼信心，“她也可能會選擇跟你在一起。”
“那到時你要怎麼辦呢？”
“我會申請調離。”
“你怎麼不現在就走呢，派爾？別留在這兒惹麻煩。”
“那對她是不公平的，托馬斯。”他十分嚴肅地說。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對自己造成的所有麻煩有比他更善意的動機。他補充道：“我不認為你很瞭解鳳。”
幾個月後的一個早上，我醒來時，鳳就在我身邊，我想：“你瞭解她嗎？你能預料到這種情況嗎？鳳心滿意足地睡在我身邊，而你卻先走一步？”時間自會報復，而報復總是如此悽苦。我們是否能夠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人會完全瞭解另一個人，妻子無法完全瞭解丈夫，情夫無法完全瞭解情婦，父母也無法完全瞭解孩子。也許這就是人們發明上帝的緣由——它能瞭解一切。如果我希望被人瞭解或者瞭解他人時，也許我也會哄騙自己相信上帝，但我只是個記者而已。上帝是為新聞主筆而存在的。
“你確定有許多事情需要去了解嗎？”我問派爾，“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咱們還是來一杯威士忌吧。爭來爭去，吵死人了。”
“現在喝酒有點兒早。”派爾說。
“是他媽的晚了。”
我倒了兩杯酒，派爾舉起他的那杯，眼睛透過威士忌，睜大眼睛望向燭光。每當有炮彈爆炸時，他的手便會發出一陣顫抖，他如此害怕，卻還是從南定跑過來，作這次毫無意義的旅行。
派爾說：“這事很奇怪，我們都不能跟對方說‘祝你好運’。”於是，我們什麼都沒說，把酒喝了下去。
1 我本以為我只會離開西貢一個星期，但事實上，將近三個星期後，我才回來。首先，離開發豔這個地方，竟然比進入時還要困難。南定與河內之間的道路已被切斷，又不可能只為一個記者安排一次航運，更何況這記者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那裡。後來，等我到達河內時，記者們也都飛了過來，聽取最近這次勝利的簡報，而送他們回去的飛機也沒給我留位置。派爾在到達的那個早上便離開了發豔：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跟我談談關於鳳的事情，他沒有理由留在這裡了。五點半時，迫擊炮停止轟炸，他還在睡覺，我去餐廳裡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幾塊餅乾，等我回來時，發現他已經走了。我以為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能從南定一路撐船划過來，那麼也就不必替他擔心那幾個狙擊手了；他對自己會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危險完全沒有預想，而他對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與危險也是一樣毫無準備。有一次——但那是幾個月後的事情——我失控了，將他雙腳猛推進去，我的意思是將他推入痛苦之中，我至今還記得他是怎樣轉過身來，困惑地看著那隻弄髒的皮鞋，說道：“見公使之前，我得把鞋子清理乾淨。”那時我就知道，他已經學會了約克·哈丁的那套措辭。不過就他的為人而言，還是頗為真誠的：這不過是巧合，一切犧牲均由他人付出代價，直到最後的那個晚上，他倒在通往達科的橋下。
我回到西貢之後，才知道派爾是怎樣離開的，當我下樓喝咖啡時，他說服了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將他帶上一艘登陸艇裡；登陸艇完成巡視工作之後，讓他悄悄在南定上了岸。他運氣不錯，跟著沙眼治療團隊回到了河內，二十四小時後，那條道路便被正式切斷。當我抵達河內的時候，他已經去了南方，臨走之前，他在記者營的酒吧間侍者那裡給我留了一封信。
“親愛的托馬斯，”他寫道，“我沒辦法告訴你，那天晚上你是多麼出色。可以告訴你的是，當我走進那間屋子去找你時，我的心情非常緊張。（當他撐著船，長時間沿河航行的時候，心情又如何呢？）沒人能冷靜地處理這樣的事情。你真的很了不起，我向你袒露心聲之後，也不覺得像之前那樣慚愧了。（難道只有他自己的感受才最重要嗎？我生氣地想著，但我知道他並不是故意這樣的。對他而言，他只要不覺得慚愧，那麼整件事情立刻也就愉快了一些——我會愉快，鳳會愉快，整個世界也會愉快一些，還包括那位經濟專員和美國公使。派爾不慚愧了，春天也就在印度支那降臨了。）我在這裡等了你二十四個小時，但如果我今天不走，就不能在一星期之內趕回西貢來。而我真正的工作卻是在南方。我已經告訴沙眼治療團隊的成員了，讓他們去拜訪你——你會喜歡他們的。這些小夥子都很棒，他們在做的工作與成年人無異。我會趕在你之前回到西貢，不必擔心。我向你保證，在你回來之前，我不會去見鳳。在日後的任何方面，我都不想讓你感到不公平。你誠摯的，奧爾登。”
又是那種想當然的假設，認為“日後”我會失去鳳。他是在美元匯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信嗎？過去我們也經常說起英鎊的價值。現在，我們要談一場美元的戀愛了嗎？一場美元的戀愛，當然包括結婚、生子和母親節，儘管後來可能也包括裡諾或者維爾京群島[25]或者其他什麼他們現在去離婚的地方。一場美元的戀愛有著美好的願景，一顆清白的良心，那麼其他人就都見鬼去吧。但我的愛情沒有願景：未來擺在那裡。所有能做的，不過是讓未來不那麼難堪，當它來臨時，讓它溫和地幻滅，在這方面，鴉片也有一定作用。但我從未預見到，我不得不告訴鳳的第一個幻滅的未來，竟然是派爾的死訊。
沒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便去參加了記者招待會。毫無疑問，格蘭傑也在那裡。一個年輕、英俊的法軍上校主持會場。他用法語發言，旁邊的初級軍官替他翻譯出來。法國記者們像足球隊員一樣坐成一排。我發現我很難集中精力聆聽上校的發言：我精神恍惚，一直在想著鳳，以及那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如果派爾是對的，我真的失去了鳳：那我該何去何從？
翻譯說：“上校告訴大家，敵軍吃了一場大敗仗——損失了幾乎一個營的兵力。殘餘的部隊正乘著簡易木筏渡過紅河逃竄。我們的空軍一直在追擊他們。”上校用他的手撫過他那優雅的金髮，揮動著他的指示棒，在牆上的長地圖下來回踱步。一位美國記者問：“法軍的損失如何？”
上校非常清楚這句話的意義——記者招待會這種場合裡，經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但他停下來，舉起指示棒，像一位很受歡迎的教師那樣和藹地笑著，直到翻譯把這句話說完，他才作出模稜兩可的回應。
“上校說，我們損失並不嚴重。確切的數字現在還不知道。”
這樣的回答往往會引發一系列的麻煩。你會認為，或早或晚，上校會想出一套說辭來應對這些執拗的“學生”，否則“校長”便會指定一位更有能力的職工來維持秩序了。
“上校說的是真的？”格蘭傑說道，“他有時間去清點敵人的死亡人數，而不去算算他自己的？”
上校頗具耐心地又編出一套迴避的說辭，他心裡很清楚，若是有人繼續追問的話，那麼這套說辭就又不成立了。那些法國記者只是沉默地坐在那裡，神情憂鬱。如果美國記者逼得上校坦白了些什麼，他們就會一把抓住，但他們不會主動引誘自己的同胞。
“上校說敵軍被我們趕跑了。在火線後方是可以清點死亡人數的，但目前戰鬥還在進行，你不能指望讓正在前進的法軍部隊統計具體的傷亡數字。”
“並不是我們指望，”格蘭傑說，“而是參謀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認真地告訴我們說，各排不會及時透過對講機報告傷亡情況，是嗎？”
上校開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氣了。我想，如果他一開始便攤牌，堅定地告訴我們，他知道傷亡人數但不想說，那麼情況或許會好一些。畢竟這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上帝沒有賦予我們必須瞭解到真實資訊的權利。我們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議員們爭鬥，也不必在紅河與黑水河之間同胡志明的軍隊戰鬥。我們並沒有人為此死亡。
上校忽然間脫口而出地說道，法軍的傷亡人數比例是一比三，說完便背過身去，怒氣衝衝地瞪著地圖。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戰士，他的同僚，是他在聖西爾軍校的同窗——跟格蘭傑預測的數字並不相符。格蘭傑說著：“現在咱們總算搞清楚大致情況了。”一面朝著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勝利表情。那些法國記者低著頭，沮喪地記下這個數字。
“這個比例可要高於朝鮮戰場。”我假裝不瞭解地說道，不過我卻給了格蘭傑一條新的線索。
“問問上校，”他說，“法軍接下來準備怎麼辦？他說敵軍正渡過黑水河逃竄……”
“紅河。”翻譯糾正他說。
“我們不在乎這條河是什麼顏色的。只是法軍現在準備怎麼辦。”
“敵軍正在逃竄。”
“他們到達河對岸時，會發生什麼情況？那時你們準備怎麼辦？你們是不是打算在河邊一坐，然後就宣佈戰爭結束了？”法國軍官懷著陰鬱的耐心聆聽著格蘭傑的咄咄逼人的聲音。現在的戰士們，還得學會忍氣吞聲。“你們準備給他們投些聖誕賀卡嗎？”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譯這段話，甚至連“聖誕賀卡”這種詞也翻譯出來了。上校對我們冷笑，“不投聖誕賀卡。”他說。
我想是上校的年輕與英俊惹惱了格蘭傑。這個上校不是一個——至少不是格蘭傑以為的那樣——有男子漢氣概的男人。他說：“你們總不會投些別的什麼東西吧。”
上校忽然說起英語來，並且還很流利。他說：“如果美國人承諾的供給物資到位的話，我們就有更多可投的東西了。”儘管他的舉止文雅，但頭腦還是太簡單了。他居然相信一個新聞記者會去關心祖國榮譽，而枉顧新聞採訪。格蘭傑尖銳地指出（他的記性相當好，能記住每一個日期）：“你的意思是，應該在九月初就抵達的供給物資，現在還都沒運到嗎？”
“沒有。”
這下格蘭傑可得到他想要的新聞了，他立即動筆記下來。
“很抱歉，”上校說，“這一點不能在報上發表，只能作為背景來參考。”
“但是上校，”格蘭傑抗議道，“這可是新聞。在這方面，我們能間接地幫上忙。”
“不，還是讓外交官們去交涉吧。”
“發在報上的話，又有什麼弊端呢？”
法國記者一臉困惑：他們幾乎不懂英語。上校又沒有按照規定的那樣講法語，他們只好氣憤地相互低聲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斷，”上校說，“也許美國的報紙們會說，‘噢，法國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討。’那些在巴黎的共產黨人又會發出譴責，‘法國人正在替美國人流血，而美國卻連一架二手直升機也不給派過來。’無論怎樣，都不妥當。到頭來，我們還是得不到直升機，而敵人還在那裡，距離河內不過五十英里。”
“至少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登，你們急需直升機，可以嗎？”
“可以這麼寫，”上校說，“六個月前，我們有三架直升機，現在我們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複一遍，語氣驚詫又痛苦。“你可以說，如果有人在戰鬥時負傷，不是重傷，只是受了傷而已，那麼他大概會覺得自己是必死無疑了。躺在擔架上十二小時，或許二十四小時之後，才會被抬上救護車，然後在前方等著他的，是糟糕的路況，就地拋錨，或者遭遇一次伏擊，最後死於壞疽。倒不如當時就直接被打死，那樣還好過一些。”法國記者們都向前探著身體，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話的意思。“你們可以把這些都寫上。”他說，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襯之下，其怨恨情緒顯得更為強烈。“翻譯給他們聽。”他命令道，說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來完成那項極為生疏的任務：將英語翻譯成法語。
“戳到他的痛處了。”格蘭傑得意地說，然後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裡去寫電報了。我的電報也沒花很久就寫好了——反正我在發豔的那些經歷，也沒有必要去寫，那些新聞審查官肯定通不過的。如果故事足夠好的話，我可以飛到香港去，在那裡寫好併發出去，但是真有什麼新聞值得去冒被驅逐的風險嗎？我很懷疑。被驅逐可是一輩子的事情，那意味著派爾會取得勝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館，在信箱裡等著我的，恰是他的勝利，也是我的結局——一封恭喜我升遷的賀電。但丁從沒想過以這種方式懲罰他詩篇裡受譴責的情人們。保羅也從未這樣被提拔進入“煉獄”[26]。
我上樓回到我空蕩蕩的房間裡，冷水龍頭正在滴著水（河內是沒有熱水供應的），我坐在床邊，頭上的那頂蚊帳像是一大團烏雲。我要去擔任國際新聞部的新編輯，每天下午三點半上班，在倫敦黑衣修士站附近那座陰沉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裡，電梯口還掛著一幅索爾茲伯裡爵爺[27]的畫像。他們從西貢送來了這個好訊息，我不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是已經傳到鳳的耳朵裡了。我當不成記者了，以後我得發表意見，作為擁有這個空洞特權的回報就是：我跟派爾競爭的最後一絲希望也被剝奪了。對付這個幼稚的傢伙，我有足夠的經驗，在兩性的遊戲之間，年紀也是一張好牌，跟青春一樣，但現在，我連有限的十二個月的未來都無法提供，而前途才是真正的王牌。我很羨慕那些心懷家鄉又隨時準備赴死的軍官。我想大哭一場，但我的淚腺早已乾涸，就像這裡的熱水管。噢，讓別人回家去吧——我只要我在卡提拿街上的那間小屋。
入夜後的河內氣溫驟降，燈光也不及西貢那樣明亮，倒是跟這裡女性所穿的深色衣服和戰爭的氣氛很搭。我沿著甘貝塔街走去和平酒吧——我不太願意去大都會酒店跟那些法國高階軍官，以及他們的老婆和女人們一起喝酒。在我快走到酒吧時，我聽見遙遠的炮聲從和平府那個方向傳過來。白天時，那裡淹沒在交通噪聲裡，但現在一切都很安靜，只能聽見車鈴的叮噹聲，那是三輪車伕在招攬生意。佩特里坐在老地方。他長了一個古怪的長腦袋，那隻腦袋擱在肩膀上的樣子，活像一隻鴨梨擺在碟子裡。他是名警察，娶了一個美貌的東京女子為妻，這間酒吧就是他妻子開的。他這個人也不怎麼戀家。作為科西嘉人，他對馬賽情有獨鍾，但比起馬賽的話，他更願意天天在甘貝塔街的人行道旁閒坐。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經知道我那封電報的內容了。
“玩一把“四二一”？”他問道。
“幹嗎不呢？”
我們開始扔骰子，我覺得對我而言，重新開始另一種生活——遠離甘貝塔街與卡提拿街，喝不到味美嘉喜雞尾酒，聽不到這熟悉的骰子聲，瞧不見在地平線上像時針一般轉動著的炮火——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說：“我要回去了。”
“回西貢嗎？”佩特里一邊問著，一邊扔出個四二一點來。
“不。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