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命運的核心》（4）
格雷厄姆·格林（共九冊） （英）格雷厄姆·格林 加書籤 章節報錯
一 他們站在彭德區專員單層住房的陽臺上，隔著寬闊的、似乎靜止不動的河水，瞭望著對面岸上搖曳的火把。“那邊就是法國呀。”德魯斯按照當地的叫法說。
貝羅特太太說：“戰前我們總是到法國去野餐。”
貝羅特從房子裡走出來，一隻手端著一杯酒。他生著羅圈腿，防蚊靴像馬靴似的套在褲腿上面，看起來彷彿剛剛騎過馬一樣。“這是你的，斯考比。”他說，“你當然知道，我很難把法國人當作敵人。我們這一姓人是隨著胡格諾派教徒[47]從法國過來的，所以看法就不同了，你知道。”貝羅特的一張瘦削的黃臉好像受了傷似的被鼻子從中分成兩半，這張臉在任何時候總是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絲毫不容人有看不起自己的表示。貝羅特的妄自尊大是他的一個生活信條——凡是對他聲譽地位有所懷疑的人都要受到他的搶白，遇到機會，他還會著實給人一點兒顏色看——他無時無刻不在向人顯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斯考比說：“如果他們真的投到德國人那邊去，我想這個地方免不了是他們進攻的一個目標。”
“我難道就不知道？”貝羅特說，“我在1939年就到這裡來了。咱們政府眼光很遠，早就料到可能發生的事了。一切都做了準備，你知道。唉，醫生到哪兒去了？”
“大概是檢查病床去了，最後再去看一眼準備得怎麼樣。”貝羅特太太說，“你太太已經平安到達目的地，你真應該感謝上帝啊，斯考比少校。河對岸的那些可憐蟲，在小艇上漂流了四十天，想起來都叫人心驚膽戰。”
“哪次出事都是在達喀爾到巴西這條倒黴的狹窄的海道上。”貝羅特說。
醫生面色陰鬱地從房子裡走到外面陽臺上。
河對岸這時又變得一片死寂，火把都已熄滅了。平房下面的碼頭上，燈火照亮了一塊幾英尺方圓的幽暗的河水。一塊木頭從黑暗處漂浮出來，緩緩地流過燈光投照的地方，斯考比一直數了二十下，木頭才又隱沒在黑暗裡。
“法國佬這回辦事還過得去。”德魯斯一邊憂傷地說，一邊從酒杯裡撿出一隻蚊子。
“他們送來的都是些婦女、老人和沒有幾天好活的人，”醫生扯著鬍鬚說，“這一點再辦不到就更不像話了。”
突然間，河對岸又響起了一陣嗡嗡聲，好像一下子出現了成群的飛蟲。這裡，那裡，一簇簇的火把像螢火蟲似的閃爍起來。斯考比把望遠鏡舉到眼睛上，看到一張黑色面孔在火光中倏地閃現了一下，一根帆布床的支棍，一隻白色的手臂，一個軍官的後臂。“我想人已經到了。”他說。沿著河岸，一長排燈火搖曳閃爍。“好了，”貝羅特太太說，“咱們還是進去吧。”蚊子一分鐘也不停地在耳邊轟鳴，發出縫紉機般的聲音。德魯斯叫了一聲，啪地在手上擊了一掌。
“進來吧，”貝羅特太太說，“這個地方的蚊子都是瘧蚊。”起居間的窗戶安著防蚊的紗罩，室內的空氣因為憋著一場大雨顯得格外悶濁。
“擔架會在早晨六點送過河來，”醫生說，“我想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經做好了，貝羅特。一個病人害的是黑水熱，另外還有幾個害熱病的，大多數都是精力枯竭——這是最危險的病症。咱們大多數人最後都是為這個送了命。”
“那些走得動路的交給斯考比和我，”德魯斯說，“到時候你得告訴我們，醫生，他們經受得住多少盤問。貝羅特，你的警察得看著點兒那些擔架夫，叫他們事後都從原路回去。”
“當然了。”貝羅特說，“咱們現在沒有什麼事好做了。再喝杯酒吧！”貝羅特扭動了一下收音機的轉鈕，克拉珀姆[48]的奧芬劇院的管風琴聲立刻從三千英里外飄送過來。河對岸，擔架夫的吆喝聲時起時落。有人敲了敲陽臺的門。斯考比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動了一下身體。烏利澤牌管風琴一會兒低聲嗚咽，一會兒隆隆轟鳴。陽臺門開了，走進來的是威爾遜。
“你好，威爾遜，”德魯斯招呼道，“我不知道你也在這兒。”
“威爾遜先生到這裡來檢查非洲聯合公司的商號。”貝羅特太太替威爾遜解釋說，“我想你在商號的客房休息得還舒服吧。那地方很少有人住。”
“噢，是的，很舒服。”威爾遜說，“怎麼，斯考比少校，沒有想到在這兒會遇見你。”
“我不知道你怎麼會沒想到，”貝羅特說，“我告訴過你他要到這兒來的。坐下喝杯酒吧。”斯考比想起露易絲對他講過一句關於威爾遜的話——人有些虛假，她這樣評論過他。他向威爾遜望過去，看到由於貝羅特揭了底，他那孩子似的臉上泛起的一層紅暈還沒有褪淨，也看到堆在他眼角上的皺紋，說明他畢竟不是一個年輕人了。
“斯考比太太有什麼訊息嗎，先生？”
“她上星期平安到達了。”
“我很高興，我非常高興。”
“來，咱們談談。”貝羅特說，“你們那個大地方有什麼熱鬧事啊？”“大地方”這個詞帶著一股譏誚的味道——貝羅特一想到有這麼一個地方，那裡人人都自以為了不起，而他待在這裡卻沒有誰認為他了不起，氣就不打一處來。就像胡格諾教徒心目中的羅馬城一樣，貝羅特幻想了一幅淫亂、墮落、腐化的畫面。“我們這些住在叢林裡的人，”他憤憤不平地說，“生活是非常平靜的。”斯考比很替貝羅特太太難過，這些話她一定已經聽過無數次了，她一定早已忘記他向她求愛的那段日子，那時，他無論說什麼，她沒有一句不相信的。她緊緊靠著收音機坐著，音樂聲音放得很低，她在傾聽，也許假裝在傾聽一支古老的維也納旋律。她的嘴巴緊閉著，竭力不去理會她丈夫嘴裡整天絮叨的這些臺詞。“喂，斯考比，咱們那些首長在城裡幹什麼呢？”
“噢，”斯考比心懷憐憫地望著貝羅特太太含糊其詞地說，“沒有發生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人們都忙著打仗的事……”
“啊，不錯，”貝羅特說，“市政廳的人都忙著翻閱一宗又一宗的公文，我倒寧願看見他們在這裡種稻子，那時候他們就知道什麼是工作了。”
“我想，最新的一件聳人聽聞的事，”威爾遜說，“就是鸚鵡案件了。你說是嗎，先生？”
“塔利特的那隻鸚鵡？”斯考比問。
“或者照塔利特的說法，尤塞夫的鸚鵡。”威爾遜說，“對不對，先生？還是我聽錯了？”
“我想我們永遠也弄不清楚誰對誰錯。”斯考比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在這裡一點兒也不知道你們那個大地方都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想的只是法國人。”
“是這樣的。大約三個星期以前，塔利特的表兄弟要乘一艘葡萄牙輪船到里斯本去。我們檢查了他的行李，沒有發現什麼；但是我聽到有謠言說，有的時候鑽石藏在鸚鵡的嗉囊裡偷運出去，所以我就把他帶的一隻鸚鵡扣下了。果不其然，在這隻鸚鵡裡藏著價值大約一百鎊的工業鑽石。輪船還沒有起航，所以我們就叫塔利特的表兄弟回到岸上來。看起來這個案件算是人贓俱獲了。”
“可是沒有吧？”
“敘利亞人從來也不會栽跟頭。”
“塔利特的表兄弟的傭人一口咬定，這隻鸚鵡不是他主人的——當然了，塔利特的表兄弟也說不是他的。他們說，有一個小孩用另一隻鸚鵡調換了塔利特原來的那一隻，給他栽贓。”
“小孩幹這事是尤塞夫指使的，我想。”醫生說。
“當然了。麻煩的是，這個小孩不見了。當然，這有兩種解釋——也許是尤塞夫給了他錢，他躲起來了；也很可能是塔利特給了他錢，叫他把罪名推在尤塞夫頭上。”
“要是在這裡，”貝羅特說，“我就把他們兩個人都關進監獄裡。”
“在我們那裡，”斯考比說，“我們得考慮法律。”
貝羅特太太扭動了一下收音機，一個聲音出其不意地大喊一聲：“踢他的屁股。”
“我得去睡覺了，”醫生說，“明天一天夠人受的。”
斯考比坐在床上蚊帳裡，開啟了日記。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每天晚上臨睡以前，總要把當天的事情記下來——一筆簡單不過的流水賬。如果有人同他爭論一個日期，他就可以查對一下；如果他一年雨季是從哪天開始的，上上屆市政建設廳主任是什麼時候調往東非的，日記裡都有據可查。斯考比家中床下有一隻鐵箱，鐵箱裡放著許多本日記，他要查的事肯定記在某一本上。除了偶然核對事實外，他從來不翻看這些日記——特別是其中的一本，他用無法再簡的字句寫著：“c[49]病故。”他自己也解釋不清，為什麼要把這些日記儲存起來。可以肯定，他留著這些日記不是為了給後人看。即便後代人對一個落後的殖民地的默默無聞的警官生活如何感到興趣，他們從這些暗碼似的記載中也不會知道多少事。斯考比記日記的起因也許要追溯到四十年以前的一件小事，當時他還在預備學校讀書，因為整個暑假記日記沒有間斷，所以得了獎——一本《阿倫·奎特梅因》[50]。從此以後，這個習慣就養成了，甚至記載的方式也沒有什麼改變。早餐香腸。天氣晴朗。午前散步。下午上馬術課。中午吃雞肉和蜜糖捲餅。幾乎連他自己也沒有覺察，這種記載已經變成：露易絲起程。y晚間來訪。凌晨二時第一次颱風。他的筆無力表現一件事的重要意義，只有他自己，如果他日後肯再翻閱一次的話，可以發現在倒數第二項記載中哀憐已經把他的誠實打穿了一個大洞。他寫的是y而不是“尤塞夫”。
斯考比在這一天的日記上寫道：五月五日。來彭德接43號輪船（為了保密他用的是輪船的代號）生還旅客。同行者德魯斯。猶豫了一會他又加上了一句：威爾遜亦在。他把日記本合上，仰面躺在床上開始祈禱。這也是他的一個習慣。他背了《天主經》和《聖母經》，然後他又做了懺悔，這時候他的眼皮已經睜不開了。這只不過是走一走形式，倒不是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會犯嚴重的罪，而是因為他一向認為，這樣也罷，那樣也罷，他的生活本身就是無足輕重的事。他不酗酒，不和人通姦，甚至從來不說謊話，但是他從來不認為自己不犯這些罪就是美德。有時他也思考這些問題，他這時總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小卒，一名初入伍的新兵，根本不可能違犯嚴重的軍事紀律。“昨天我只為了一點點兒小事就沒去參加彌撒。晚祈禱也漏掉了。”這也就同一個士兵承認自己沒盡到職責——該去參加雜役卻逃避了一樣。“噢，上帝，保佑……”但是在他還沒來得及提到人名以前已經進入夢鄉了。
二
第二天清晨，他們站在碼頭上。曙色未明，東方天際上掛著幾條淡淡的雲彩。村莊裡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銀輝裡。凌晨兩點刮過一陣颱風，烏雲像旋轉著的柱子一樣從海岸疾馳過來。暴雨初停，至今空氣還寒意襲人。他們翻起外衣的領子站在那裡，望著對面法屬地河岸。貝羅特太太沿著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過來，她兩眼睡意矇矓，一邊走一邊揉著眼皮。從河對岸隱約傳來一隻山羊的咩咩叫聲。“他們晚了嗎？”貝羅特太太問。
“沒晚，我們來早了。”斯考比的望遠鏡一直瞄準了河對岸，他說，“他們已經動起來了。”
“那些可憐的人。”貝羅特太太說著在早晨寒冷的空氣中打了個寒戰。
“他們活過來了。”醫生說。
“是的。”
“從我這個行業看，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經過這種事故，神經還能復原嗎？風吹雨打地在小船上過了四十天。”
“只要能活過來，”醫生說，“就可以說是復原了。人們逃不過的是失敗，而這次應該看作是成功。”
“他們正從小房子裡往外抬人，”斯考比說，“我想我一共數了六副擔架。現在正在往岸邊拖渡船呢。”
“我們接到的通知是準備接九個臥擔架的重病號和四個能行動的輕病號，”醫生說，“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數錯了。他們現在正往河岸抬。我看應該是七副擔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夠行動的。”
寒冷、朦朧的光線無力驅散晨靄，黎明時分的河面比在中午看上去還要寬闊。一隻土著人乘坐的獨木舟黑乎乎地從霧中顯現出來，載著的可能是那些還能自己行動的遇險人員；轉眼間，這隻船已經迫近他們眼前了。在河的另一邊，一艘汽艇的馬達大概出了毛病，站在這邊岸上可以聽到一陣陣不規則的噼噼啪啪的聲音，好像一隻野獸在喘氣。
第一個走到岸上來的人，一個能夠獨自行動的遇險者，是一個已經有了一把年紀的人，他一隻胳臂懸在吊帶裡。這個人頭上戴著一頂髒兮兮的白遮陽帽，肩上披著一塊土布，一隻沒有吊繃帶的手不斷地揪扯、搔弄著臉上的白鬍子茬。“我是洛德爾，輪機長。”他帶著濃重的蘇格蘭口音說。
“歡迎你回到家裡來，洛德爾先生。”斯考比說，“你能不能先到上邊房子裡去？醫生隨後就來。”
“我不需要醫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會兒吧。我馬上就來。”
“我要向負責的官員做個彙報。”
“你帶他上去好不好，貝羅特？”
“我是區專員，”貝羅特說，“你可以把經過情況向我彙報。”
“那咱們還等什麼呢？”輪機長說，“輪船已經沉了快兩個月了。船長已經遇難了，擔子都落在我的肩上。”當他們往山坡上帶陽臺的平房走去的時候，這個人的蘇格蘭腔調好像轉動不息的發電機一樣仍然喋喋不休地傳到耳朵裡來：“我要對船主負責。”
另外三個人也上了岸。河對岸，修理汽艇的叮叮噹噹的聲音仍然在持續著：刺耳的穿鑿聲，金屬的敲擊聲，馬達仍然緊一陣、慢一陣噼噼啪啪地響著。兩個剛剛上岸的人是這種事故的慣例的犧牲品：兩個人都已經有了一把年紀，樣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個姓弗爾勃斯，另一個姓紐瓦爾，人們很可能把他們當作兩兄弟。這兩個人都是地位卑微、對什麼事都逆來順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兇險他們也視若平常。一個人軋壞了腳，拄著一支柺杖；另一個用撕碎的襯衫布條裹著一隻手。他們站在碼頭上，沒有半點兒興奮或驚奇的樣子，倒彷彿是站在利物浦街頭等著酒館開門似的。跟在這兩個人後面走出獨木舟的是一個穿著防蚊靴、頭髮灰白、身體壯實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魯斯一邊查對名單，一邊問，“是不是羅爾特太太？”
“我不是羅爾特太太。我是瑪爾坷特小姐。”
“您到上邊的房子裡去好嗎？醫生……”
“有比我嚴重得多的病人需要醫生照顧。”
貝羅特太太說：“也許你願意去躺一會兒。”
“我最不願意躺著，”瑪爾坷特小姐說，“我一點兒也不累。”她每說一句話就緊閉一下嘴巴，“我不餓。我神經不緊張。我要繼續往前走。”
“到哪兒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廳去。”
“我恐怕你還要有不少耽擱。”
“我在路上已經耽擱了兩個月了。我再也耽擱不起了。工作等著我呢。”突然間，她仰起頭來，像只小狗似的號叫起來。
醫生輕輕地挽著她的一隻胳臂說：“我們會盡一切力量讓你馬上到那邊去的。來，到房子裡去打個電話吧。”
“當然了，”瑪爾坷特小姐說，“什麼事在電話上都能解決。”
醫生對斯考比說：“叫那兩個人跟我們一起上去吧。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問題。如果你想問他們什麼事，你可以儘管問。”
德魯斯說：“我帶他們走。你留在這裡，斯考比。汽艇也許會過來。我不會講法語。”
斯考比坐在碼頭的欄杆上，向河對岸望去。晨霧已經散開，對岸顯得更近了一些，他現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對岸的景物了——白顏色的棧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銅製物件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地發亮，他還看到土著部隊戴的紅顏色的土耳其式軍帽。他想：在與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擔架抬過來的也可能是露易絲——也許我不是在等待著。有人在他身邊欄杆上坐下來，但是斯考比並沒有轉過頭來。
“你在想什麼，先生？”
“我在想露易絲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這個，先生。”
“為什麼你總叫我先生，威爾遜？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讓我覺得我已經是個老人了。”
“對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絲叫你什麼？”
“叫我威爾遜。我想她不喜歡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們已經把汽艇發動起來了。威爾遜，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醫生一下。”
一個穿著不太潔淨的白色軍服的法國軍官站在船首。一個士兵把一條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過來，繫到碼頭上。“日安[51]。”他說著敬了一個禮。
法國軍官給他還了一個禮：這個人乾枯瘦削，左眼皮總是抽搐著。他用英文說：“早上好。我把七個臥擔架的病號給你帶來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個。”
“一個在路上死了，昨天夜裡又死了一個。一個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個死於——死於——我的英文不好，你們是說勞累嗎？”
“衰竭。”
“對了，衰竭。”
“如果你允許我的工人上船，他們會把擔架抬下來的。”斯考比轉過身對擔架夫說：“手腳輕一些，儘量輕一些。”他這樣命令實際上是多餘的，就是白人護理人員抬送病人也不會像這些擔架夫這樣細心。“你上岸來活動一下好嗎？”斯考比問，“也許你願意到屋子裡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謝謝。我在這裡看著把事情辦完就成了。”法國軍官非常有禮貌，又很難令人接近，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他的左眼皮卻一直不停地跳動，傳送出懷疑和痛苦的訊號。
“我有些英文報紙，如果你想看看的話。”
“不用了，謝謝你。我讀英文很吃力。”
“你說得很不錯。”
“說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紙菸嗎？”
“謝謝，我不抽。我不習慣美國菸草。”
第一副擔架已經抬到岸上來——被單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從病人的一張呆板的、毫無表情的臉上很難看出這人的年紀。醫生從小山上走下來，迎向擔架，領著他們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經在那邊準備好了。
“我從前常常到你們那邊去，”斯考比說，“同你們的警察局長一起打獵。一個很好的人，姓杜蘭——一個諾曼人。”
“他已經不在這裡了。”軍官說。
“回國了？”
“他在達喀爾的監獄裡。”法國軍官回答說。他像一個船頭雕飾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著。擔架緩緩地從斯考比身旁抬過去，走上小山。一個年紀最多不過十歲的男孩兒，臉燒得滾燙，一隻像幹樹枝似的細胳膊伸到毛毯外邊來。一個灰白頭髮蓬鬆、散亂的老婦人一路扭動著身體，嘴裡喃喃地叨唸個不停。一個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張焦黃的臉上翹著一個又紅又藍的大鼻子。擔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擔架夫的腳步像騾子一樣穩健。“布呂勒神父呢？”斯考比問，“他是個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這個地方待了二十年，沒有休過一次假，對不對？很難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沒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國軍官說。他回過頭來對手下一個士兵厲聲吹喝了一句什麼。斯考比看了看下一個擔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頭轉到一邊。這副擔架上躺著一個小女孩——最多也不過六歲。她正昏昏沉沉地睡著，金黃的頭髮因為汗水浸泡而纏結成一團，張著小嘴，嘴唇焦乾，龜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會兒她就渾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說。
“什麼太可怕了？”
“像這樣的一個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沒有什麼關係了，反正她也活不長了。”
斯考比看著擔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們赤裸的腳板在地面上輕輕地拍打著。他想：這件事真需要布呂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釋得了。並不是說孩子要死的事——這是不需要解釋的。即使是異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寵兒常常是短命的，儘管異教徒可能把這個歸於其他原因。但是為什麼這個孩子竟活了下來，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經受風吹雨淋，這是個謎。這件事怎麼能用上帝的愛去解釋呢？
但是他卻不能相信，上帝會這樣無情，不愛他的創造物。“她怎麼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覺問出聲來。
軍官面色陰鬱地說：“他們在救生艇上當然儘量照顧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讓給她喝。這樣做當然是愚蠢的，可是一個人不能事事都講邏輯，遇到這種事誰都會思索一下。”這倒像是對斯考比要求解釋的一個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簡直無法捉摸。他接著說：“這又是一個讓人氣惱的例子。”
這個人的一張臉因為乾枯瘦削幾乎可以說是醜陋的，包在顴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綻裂似的，只是因為看不到任何皺紋才能斷定是一張年輕的面孔。法國軍官說：“她剛剛結過婚——啟程以前。丈夫遇難了。根據護照，她才十九歲。她也許能活下去。你看，她還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個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邊，手指緊緊接著一個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結婚戒指鬆鬆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麼？”
“郵票[52]。”法國軍官說，接著又惱恨地加了一句，“這場倒黴的戰爭開始的時候，她一定還在小學校唸書呢。”
她就是這樣躺在擔架上，緊閉著眼睛，手裡接著一本集郵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遠也忘不了這一情景。
三
這一天晚上，他們又聚集在一起喝酒，但是大家的情緒都很低，連貝羅特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誇誇其談了。德魯斯說：“好了，明天我就走了。你走不走，斯考比？”
“我想我也走。”
貝羅特太太說：“你們需要的東西都搞到了嗎？”
“凡是我需要的都搞到了。那個輪機長是個好樣兒的，他都在腦子裡準備好了，我的一支筆簡直跟不上。他一住嘴，馬上就暈倒了。支援著他的就是這個——‘咱的責任’。你們知道，這些人——這些還走得動路的——走了五天才到了這兒。”
威爾遜說：“他們在海上沒有護航的嗎？”
“他們出發的時候是編成一支船隊的，可是這艘輪船發動機出了故障——你們知道現在的航行規則，誰也不等瘸鴨子。他們落在大隊艦艇後面，落後了十二小時的航程。正在他們拼命想趕上的時候，船被水雷擊沉了。潛艇指揮官把潛艇浮上水面，給他們指示了方向。他說如果不是海上巡邏艇隊叫他歸隊，他會牽引這隻救生船一段路的。你們看，這種事不能怪任何一個人。”可“這種事”馬上浮現在斯考比的腦子裡——張著小嘴的孩子、捏著一本集郵簿的枯瘦的手臂。他說：“我想醫生要是抽得開身，會到咱們這兒來一趟的。”
他心神不寧地走到室外陽臺上去，把身後的紗門仔細關好。一隻蚊子馬上嗡嗡地向他的耳邊飛來，蚊子沒有一分鐘停止轟鳴，只是在向面板飛落的時候，才發出像俯衝轟炸機般的低沉音響。臨時病房裡亮著燈，那裡面的全部痛苦都沉重地壓在斯考比的肩頭上。彷彿是，他卸掉了一個職責，只是為了再擔起另外的一個。這個職責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擔的，但是這並不能給他些許安慰，因為有時候他感到，認識到這一職責的只有他一個人。在“平原城市”裡，一個人也可能改變了上帝的旨意[53]。
醫生從臺階走上了陽臺。“你好，斯考比，”他語調低沉，拱縮著肩膀，“到外邊來透透氣？夜間這個地方對人的身體可不好。”
“那些人怎麼樣了？”斯考比問。
“我想，救不過來的只有兩個。也許只有一個。”
“那個小女孩？”
“她活不到明天早上。”醫生的口氣顯得很突然。
“她清醒過來了嗎？”
“一直沒有完全清醒過。有的時候要找爸爸，也許她還以為是在小艇上。他們在船上始終瞞著她——騙她說她的父母在另外一隻小船上。當然了，他們已經透過訊號聯絡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她會不會把你當成她的爸爸？”
“不會，我有鬍子。”
斯考比又問：“小學教員怎麼樣了？”
“瑪爾坷特小姐？她沒有什麼問題。我給她服了不少溴化物乳劑，讓她在天亮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她需要的就是這個——還有就是趕快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你們警車裡有沒有她的地方？她最好離開這裡。”
“只裝得下我和德魯斯，還有我們的傭人和行李。我們一回去馬上就派車來。幾個走得動路的人都好嗎？”
“都還可以。”
“那個男孩兒和那個老太太呢？”
“那兩個人都能恢復過來。”
“那個男孩兒是什麼人？”
“他原來在英國上預備學校。父母在南非，認為他到南非去會安全一些。”
斯考比帶著些躊躇問道：“那個年輕女人呢？拿著集郵簿的那個？”他自己也不瞭解是怎麼回事，縈繞在他的腦子裡的是那本集郵簿，而不是她的臉，還有鬆鬆地套在手指上的訂婚戒指。她好像是孩子裝扮成的一個成年人。
“我不敢說，”醫生說，“如果她能熬過這一夜的話——也許——”
“你太累了，是不是？進去喝杯酒吧。”
“可不是，我不想在這兒讓蚊子叮死。”醫生開啟了陽臺的門，一隻蚊子在斯考比的脖子上叮了一口。斯考比根本不注意蚊子叮不叮自己，他一步一步、腳步有些遲疑地順著醫生的來路走去，走下陽臺的階梯，走到下面坎坷的岩石路面上。鬆動的小石塊在他的靴子下面滑動。他想到了佩倍爾頓。在這樣一個充滿了苦難的世界裡想要得到幸福，這是多麼荒謬的想法啊！他已經把自己的生活需求減少到最低限度：照片已經收在抽屜裡，死者也已置於腦後；一條磨剃刀的皮帶、一副生鏽的手銬作為室內的裝飾品，只不過如此而已。但是他還生著眼睛，他想，也還有耳朵。指給我看一個幸福的人，我就會指給你自私、邪惡——或者是懵然無知。
走到招待所外邊，他又停住了腳步。如果一個人不知道底細，室內的燈光會給人一種平和、寧靜的印象，正像在這樣一個萬里無雲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給人一種遙遠、安全和自由的感覺一樣。他不禁問自己：一個人會不會也對這些星球感到悲憫，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們稱之為問題的核心的時候？ “啊，是斯考比少校。”說話的人是這裡的牧師的妻子，她像護士一樣穿著白衣服，灰白的頭髮從前額向腦後梳成一道道的，像是風化了的起伏的岩石。“你來看一看嗎？”她有些不以為然地問。
“是的。”他說。他想不起該怎樣回答，他無法向鮑爾斯太太描述他坐臥不寧的心情，他腦海裡的驅之不去的畫面，以及他對自己的職責、對自己的悲憫的那種無能為力的可怕的感覺。
“進來吧。”鮑爾斯太太說。斯考比像個孩子似的順從地跟在她的後面。招待所一共有三間屋子，那些還有行動能力的人被安置在第一間。這些人服了大量安眠藥以後，睡得很香甜，好像剛做過有益健康的運動似的。第二間屋子是那些很有希望復原的用擔架運來的病人。第三間屋子很小，只放著兩張床，由一個簾子分隔開，一邊是那個嘴唇乾裂的六歲的女孩兒，一邊是仰面昏睡的年輕女人，她手裡還攤著那本集郵簿。一個淺碟子裡燃著一盞油燈，在兩張床中間投下昏暗的陰影。“假如你想幫忙的話，”鮑爾斯太太說，“你就在這裡待一會兒，我要上藥房去一趟。”
“藥房？”
“原來廚子住的屋子。得儘量把地方利用起來呀。”斯考比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心裡感到一陣發冷。他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說：“我替你去不成嗎？”
鮑爾斯太太說：“別不通情理了。你會配藥嗎？我就去幾分鐘。如果看著這個孩子不成了，你就叫我。”如果她給斯考比時間的話，他就會想出一個藉口來，但是鮑爾斯太太話一出口，人已經走出屋子了。斯考比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頹然坐下。當他向床上的孩子望去時，他彷彿看到她頭上擎著一塊領聖體時的白紗，但這只不過是映在枕頭上的燈光和他的頭腦耍的把戲。他用手把頭遮住，不想再看。他自己的孩子死的時候，他正在非洲。他一想到自己躲過了這個場面，心裡就感謝上帝的仁慈。但是他現在才知道，歸根結底，一個人還是無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須歷盡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為走運、另一天又由於怯懦，某件事被你逃脫開，或遲或早你還會遇上第三次的。他對著手掌不出聲地祈禱著：“噢，上帝，在鮑爾斯太太回來以前，千萬別讓什麼事情發生吧。”他可以聽到孩子的沉重的、不均勻的呼吸聲，好像她正扛著一件重物極其吃力地爬一個漫長的山坡。想到他自己無法替她揹負這一重擔，他的心簡直都要碎了。他想：年復一年，做父母的無時無刻不處於這種感覺中，而今我為什麼連幾分鐘都想逃避呢？他們活著的每一個小時，不都是看著自己的孩子一點點地接近死亡嗎？他又開始禱告：“主啊，照看著她吧。給她寧靜吧。”呼吸停了一會兒，哽咽住，又非常吃力地恢復過來。從手指縫裡他看到這個才六歲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個幹苦力工作的人那樣扭曲著。“主啊，”他祈禱說，“給她寧靜吧。把我的寧靜永遠取走，只要你能給她寧靜。”他的手上涔涔冒出汗珠。“主……”
他聽到一聲微弱、沙啞的呼喊：“爸爸。”他抬起頭，看到一雙充滿血絲的藍色眼睛正盯著他。他毛骨悚然地想：這就是我自認為已經逃避掉了的。他很想大聲叫鮑爾斯太太，只是他已經叫不出聲來了。他看到孩子的胸口急促起伏著，想喘過一口氣來再喊一聲那個具有千鈞分量的字。他走到床前邊說：“唉，我來了，親愛的。別說話。我就在這兒。”小油燈把他緊握的拳頭的影子投到被單上，映入她的眼簾裡。她似乎想笑，臉又一次扭曲起來。斯考比把手拿開。“睡吧，親愛的，”他說，“你困了，睡覺吧。”他仔細埋葬起來的一個記憶回到腦子裡。他把手帕拿出來，折了只小兔子，讓小兔腦袋的影子落在她身旁的枕頭上。“這是你的小兔，”他說，“讓它跟你一起睡覺吧。它趴在你旁邊，等著你睡覺。睡吧。”汗珠從他的臉上流下來，他的嘴嚐到了同眼淚一般的鹹味。“睡吧。”他讓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動著，動著。過了一會兒，他聽見鮑爾斯太太站在他身後低聲說：“別弄這個了，”她的語氣很嚴厲，“孩子已經死了。”
四
早晨他告訴醫生說，他要留在這兒，等著運送病人的汽車來了再走；瑪爾坷特小姐可以坐他的警車一同離開。最好讓瑪爾坷特小姐離開這裡，孩子的死使她的神經又緊張起來，而且誰也說不準，其餘的病號是否都能活下去。第二天，他們把孩子埋葬了，用的是他們能弄到的唯一的棺木。這口棺材本來是為大人制作的，但是在這種氣候裡這種事是不能耽擱的。斯考比沒有參加鮑爾斯牧師主持的葬禮，但是貝羅特夫婦都去了，此外還有威爾遜和幾個法庭遞送傳票的，醫生則留在招待所裡忙著照料病人。斯考比在稻田裡匆忙地轉了一週，同負責農業的官員談了談灌溉的問題。他有意躲開正在舉行的葬禮。過了一會兒，把有關灌溉的各種事都談完了以後，他又走到商店裡，坐在堆放著各類罐頭的一個黑暗的角落裡：果醬罐頭、菜湯罐頭、黃油罐頭、餅乾罐頭、牛奶罐頭、馬鈴薯罐頭、巧克力罐頭……他在等著威爾遜。但是威爾遜並沒有來：也許葬禮弄得所有人都有些受不住，又都回到區專員的住房裡喝酒去了。斯考比走到下面的碼頭上，看著沿河向海駛去的帆船。有一次他發現自己把腦子裡的思想大聲地講了出來，彷彿在對一個坐在身邊的人講話：“為什麼你那時候沒有讓她淹死？”一個法院傳票遞送員斜著眼睛看了他一眼。斯考比離開這裡，向小山上走去。
鮑爾斯太太正在招待所外邊呼吸新鮮空氣，她像是服用什麼藥物似的非常認真地往肚子裡吸氣。她站在那裡，嘴一張一閉，吸進一口又撥出一口。鮑爾斯太太招呼了一句：“下午好。”她保持著緊張的姿勢，馬上又吸了一口氣，“你沒有去參加葬禮，少校？”
“沒有。”
“鮑爾斯先生和我很少能同時參加一場葬禮，除非在我們度假的時候。”
“還會有別的葬禮嗎？”
“也許還要有一個，我想。其餘的人慢慢都會好起來。”
“哪個快要死了？”
“那個老太太。昨天夜裡病情又惡化了。本來一直都很好。”
斯考比彷彿心安了一些，同時又感到自己太冷酷無情了。他說：“那個男孩子沒有問題嗎？”
“沒有。”
“羅爾特太太呢？”
“她還沒有脫離危險，但是我想她會好起來的。她已經恢復知覺了。”
“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了嗎？”
“知道。”鮑爾斯太太開始擺動手臂，齊肩舉到頭頂，再落下來。接著她又做了六次踮腳尖。
斯考比說：“我希望我能做點兒什麼，幫幫忙。”
“你會朗讀嗎？”鮑爾斯太太一邊踮起腳尖，一邊問。
“我想我還可以。”
“你可以給那個男孩子讀點兒什麼。他感到厭煩無聊，這對他很不好。”
“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本書？”
“佈道室裡有的是。有好幾書架。”
隨便做些什麼總比無事可做好。斯考比走到佈道室，發現果真如鮑爾斯太太所說，裡面有許許多多的書。斯考比不怎麼讀書，但甚至是他的眼睛也看得出，這些書完全不適合讀給一個生病的孩子聽。黴跡斑斑的維多利亞後期的作品，書脊上印的書名都是些《佈道二十年》《遺失與尋獲》《狹路》《傳道士的警告》。過去某個時候，顯然有人發起過為佈道團圖書館募集圖書的活動，這裡的幾書架宗教讀物就是從國內搜刮的結果：《約翰·奧可森亥姆詩集》[54]《人類的漁夫》。斯考比從架上隨便取下一本，轉身又回到招待所去。鮑爾斯太太正在藥房裡調藥。
“找到什麼了嗎？”
“找到了。”
“這些書都沒有問題，”鮑爾斯太太說，“從國內寄出來以前委員會都審查過。有的時候人們寄來一些非常不合適的東西。我們在這裡教孩子識字可不是叫他們以後讀一讀小說呀。”
“不，我想不是的。”
“讓我看看你挑了一本什麼。”
斯考比第一次看了看這本書的名字：《班圖人中的一個主教》。
“一定很有意思。”鮑爾斯太太說。斯考比帶著懷疑地表示同意。
“你知道他在哪兒。你可以給他讀一刻鐘——不能再多了。”
老太太已經搬進了最裡面的那間屋子——小女孩在裡面死去的那間，酒糟鼻子的男人移到鮑爾斯太太稱之為健康恢復室的屋子，這樣，中間的一間就給了男孩子和羅爾特太太兩個人。羅爾特太太面對牆躺著，閉著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到，他們終於把她一直緊握在手裡的集郵簿拿開了，現在這本集郵簿放在床旁邊的一張椅子上。男孩子看著斯考比走進來，一雙眼睛因為發燒顯得特別明亮有神。
“我叫斯考比。你呢？”
“菲舍爾。”
斯考比有些拘束地說：“鮑爾斯太太叫我來給你讀一點兒什麼。”
“你是幹什麼的？軍人嗎？”
“不是，我是警察。”
“你要給我讀的是殺人的故事嗎？”
“我想不是。”他信手把書開啟，翻到的一頁是一張照片：一個穿著長袍的主教坐在鐵皮屋頂的小教堂外邊的一張硬椅上，周圍是一群班圖人，個個對著照相機咧著嘴笑。
“我喜歡聽殺人的故事。你辦過殺人的案子嗎？”
“沒有辦過你說的那種需要偵查線索、追捕兇手的真正的謀殺案。”
“那麼你的殺人案是什麼樣的？”
“打起架來的時候也會扎死人的。”為了不擾亂羅爾特太太，他的話音很低。羅爾特太太躺在那裡，一隻拳頭攥緊放在被單上面，她的拳頭比網球大不了多少。
“你帶來的書叫什麼名字？也許我讀過。我在小船上讀了一本《金銀島》[55]。海盜的故事也不錯。你那本書叫什麼名字？”
斯考比含含混混地說：“《班圖人中的一個主教》。”
“什麼意思？”
斯考比深吸了一口氣。“你知道，主教是主人公的名字。”
“可是你剛才說一個主教。”
“對了。他真正的名字叫阿瑟。”
“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兒不帶勁兒。”
“確實。但這個主人公本人就不帶勁兒。”突然，在斯考比的眼光從孩子身上挪開的時候，他發現羅爾特太太並沒有睡著，她正兩眼盯著牆壁，聽著這邊的談話。斯考比信口開河地說下去：“真正的英雄是班圖人。”
“班圖人是什麼人？”
“他們是一些特別兇狠的海盜，出沒於西印度群島，凡是從大西洋那一帶過往的船隻，他們都要打劫。”
“阿瑟主教追捕這些人嗎？”
“是的。這本書也有點兒像偵探小說，因為他是英國政府的一個秘密情報人員。他化裝成一個普通的水手在一艘商船上幹活，這樣班圖人就可以把他俘虜過去了。你知道，他們總給普通水手一個加入他們海盜船的機會。如果是個高階船員，他們就把他的眼睛蒙起來，叫他走蹺板。這個人混到海盜裡頭，把他們的暗號、巢穴和打劫的計劃都打聽清楚了，當然了，他是準備時機一到就把他們出賣。”
“這個人可不太地道。”男孩子說。
“就是。後來他愛上了班圖人頭頭的女兒，這時候他就變得不帶勁兒了。可是這是故事快完的事兒了，咱們講不到這個地方。在這以前有很多打仗和殺人的故事。”
“聽起來還有意思。開始吧。”
“好，你知道，鮑爾斯太太告訴我，我今天只能在這兒待一會兒，所以我只把這本書的大概意思跟你說一說，咱們可以明天再開始。”
“也許你明天不在這兒了。也許又發生了謀殺案什麼的。”
“但是這本書我不拿走，我把它留給鮑爾斯太太。這是她的書。當然了，她讀的時候也許同我讀的不太一樣。”
“你就開始吧。”男孩子哀求說。
“是的，開始吧。”對面床上一個低低的聲音說，聲音是那麼低，如果他沒有抬起頭來看到她正望著自己，也許會認為這是自己的幻覺而根本不去理會。她的兩隻眼睛在瘦成一條的臉上出奇的大，像是一個孩子的一樣。
斯考比說：“我一點兒也不會朗讀。”
“快點兒吧，”男孩子不耐煩地說，“誰都會朗讀。”
斯考比發現自己的眼睛正盯視著一個段落開始的地方，那上面寫著：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第一眼見到這個大陸的情景，我一生中的最美好的三十年今後將在這裡辛勞地度過。斯考比緩緩地說：“從他們離開百慕大群島的那一刻起，那艘低矮、細長的黑船就在他們後面尾追不捨。船長顯然非常不安，因為他每隔一會兒就用望遠鏡把這隻怪船打量一番。夜幕降臨的時候，它仍然跟在他們後面；破曉後，他們第一眼望到的仍然是這艘黑船。阿瑟主教思忖道，會不會我就要見到我尋找的物件了？是班圖人的頭子‘黑鬍子’呢，還是他的嗜血成性的二頭目呢……”他翻了一頁，思路暫時被一張照片打斷了：主教穿著白衣服，繫著神職人員衣領，戴著遮陽帽，正站在三柱門前，用球板擋住一個班圖人投過來的板球。
“念呀。”孩子催促道。
“……瘋子達維斯，人們這樣叫他也許是因為他發起火來像個瘋子，會把全船的水手都從蹺板上轟到海里去。事情很明顯，布勒船長害怕發生最糟的事，他把所有的船帆都升了起來。有一段時間，他們看來很可能把這艘怪船甩在屁股後頭了，可是忽然間轟隆一聲，海面上傳來一聲炮響，一顆炮彈落在他們船前面二十碼遠的海面上。布勒船長把望遠鏡舉到眼睛上，把阿瑟主教從船橋上喊下來。‘老天爺，海盜旗！’在全體船員裡面，布勒船長是唯一知道阿瑟此行目的的人。”
鮑爾斯太太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了進來。“好了，就唸到這裡吧。今天已經夠多的了。他給你念什麼了，吉米？”
“《班圖人中的一位主教》。”
“我希望你喜歡這本書。”
“棒極了。”
“你真是個懂事的孩子。”鮑爾斯太太稱讚說。
“謝謝你。”另外一張床上一個聲音說。斯考比又一次不很情願地轉過頭，看了一眼那張年輕的遭受生活蹂瞞的面孔。“你明天還接著念嗎？”
“別麻煩斯考比少校了，海倫。”鮑爾斯太太責備她說，“他得回海港去。沒有他，那裡的人就要彼此謀殺了。”
“你是警察？”
“是的。”
“我從前認識一個警察——在我們家鄉……”話沒說完，她已經沉沉入睡了。斯考比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的臉。那像是占卦人的紙牌，這張臉清清楚楚地顯示出她的經歷——航程、失去親人、疾病。再擺一次牌也許就可能推算出她的未來。他把集郵簿拿起來，翻到扉頁上，那上面寫著兩行字：“給海倫，你親愛的父親，於海倫十四歲生辰。”再翻開的一頁是巴拉圭的郵票，各種長尾巴小鸚鵡的裝飾畫——那種兒童喜歡收集的帶畫的郵票。“我們得給她找幾張新的。”他悲哀地說。
五
威爾遜正在外面等著他。威爾遜說：“葬禮以後，我就一直在找你，斯考比少校。”
“我在做好事。”斯考比說。
“羅爾特太太怎麼樣了？”
“他們認為她可能度過危險期了，那個小男孩也是這樣。”
“噢，是的，那個小男孩。”威爾遜把腳下的一塊小石頭踢了一下，說，“我要你給我出個主意，斯考比少校。我不知該怎麼辦好。”
“是嗎？”
“你知道，我到這裡來是為了檢查一下我們商店的賬目。我發現我們的經理在購買軍用物資，有不少罐頭食品都不是從我們出口商那裡買的。”
“解決的辦法不是很簡單嗎？把他撤職算了。”
“如果從一個小偷能引出一個大盜竊犯，只把小偷撤職了事似乎有些可惜。但是，當然了，這是你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找你談談的緣故。”威爾遜沒有再說下去，臉上泛起的紅暈道破了他心中的全部隱秘。他說：“你知道，他的貨物是從一個給尤塞夫管事的人那裡買來的。”
“你不說我也猜得到。”
“猜得到？”
“是啊。但是你知道，尤塞夫手底下的人並不等於尤塞夫本人，他要是不想承認一個鄉村小商店老闆同自己有什麼關係，那實在是太容易了。事實上也是這樣，儘管發生了這種事，尤塞夫真的可能是無辜的。說起來也許不會叫人相信，但是這種可能性還是有的。你自己的事就是個證明。你不是也剛剛才知道你的商店經理乾的這些事嗎？”
“如果證據確鑿，”威爾遜說，“警察局會不會檢舉？”
斯考比一下子怔在那裡。“你說什麼？”
威爾遜的臉又紅起來，嘴裡咕噥了一句什麼，接著，他說了一句極其惡毒的話，使斯考比大吃一驚。他說：“有謠言說，尤塞夫受到包庇。”
“你在這裡待的時間夠長了，應該懂得謠言值多少錢。”
“可是謠言已經傳遍了。”
“塔利特製造的——也許是尤塞夫自己製造的。”
“別誤解我，”威爾遜說，“你對我很不錯——斯考比太太也是這樣的。我認為你應該知道一下人們私下裡在議論什麼。”
“我在這個地方已經十五年了，威爾遜。”
“是的，我知道，”威爾遜說，“我也許太不知分寸了。但是人們對塔利特的那隻鸚鵡有不少看法，他們說，有人給塔利特栽贓，因為尤塞夫想把他從這個地方趕走。”
“不錯，我聽到過有人這樣說。”
“他們說，你同尤塞夫過從甚密。當然，這是胡說，但是……”
“這一點兒也不假。我同衛生督察來往也挺多，但是我還是照樣可以檢舉他……”斯考比忽然把話頭打住，過了一會兒才接著說，“我不想在你面前進行自我辯護，威爾遜。" 威爾遜又重複了一句：“我認為你應該知道一下的。”
“你做這個工作太年輕了，威爾遜。”
“這個工作？”
“別管是什麼工作了。”
威爾遜第二次使斯考比吃了一驚，他用沙啞的聲音說：“噢，你簡直叫人無法忍受。你老實得過分了，不懂得生活。”他的臉漲得通紅，因為憤怒、羞愧和蔑視自己，好像連裸露在外面的膝蓋都泛上一層紅暈。
“你應該戴頂帽子，威爾遜。”斯考比說。
他們倆面對面地站在區專員的住房和招待所中間的一段石路上；陽光平射到下面的稻田上，斯考比意識到他們兩個人的側影如何輪廓鮮明地映到任何一個旁觀者的眼睛裡。“你把露易絲弄走，”威爾遜說，“是因為你怕我。”
斯考比輕輕笑了一下。“太陽，威爾遜，都是太陽的緣故。明天早上這些事咱們就都忘記了。”
“她忍受不了你的愚蠢、沒有腦子……你不知道一個像露易絲這樣的女人在想什麼。”
“我想我不會知道。誰也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威爾遜。”
威爾遜說：“那天晚上我和她接吻了……”
“在我們殖民地這裡，這沒有什麼了不起。”他並不是在故意激怒這個年輕人，他只是非常希望這個場面趕快過去，誰也別動感情，這樣第二天清早再見面，兩個人就不會難為情了。這裡的陽光太毒了，他對自己說。這種事十五年來他不知遇見過多少次了。
威爾遜說：“她太好了，你配不上。”
“咱們兩個人都配不上。”
“你從哪裡弄到的錢讓她走的？這是我事。你掙不了那麼多錢，我知道。誰掙多少錢，殖民廳名冊上都有記載。”如果這個年輕人不是那麼蠻不講理，也許斯考比不會被激怒，最後兩個人倒能夠成為朋友。因為斯考比一直心平氣和，反而把火焰撥得更旺了。斯考比說：“咱們明天再談吧。到屋子裡邊去喝杯酒。”他想繞著威爾遜走過去，可是威爾遜卻把他擋住；威爾遜面紅耳赤，眼睛裡含著兩汪眼淚，彷彿是，他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現在唯一的路就是繼續往前走了——他絕對不能退回去了。他說：“不要認為你的一舉一動能逃得過我的眼睛。”
斯考比怔住了，他沒有想到對方居然說出這樣毫不留情的話。
“你要小心著點兒，”威爾遜說，“還有羅爾特太太……”
“羅爾特太太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不要認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藏起來，偷偷摸摸地老往醫院跑……我們都去參加葬禮，你溜到這裡來……”
“你真是犯神經了，威爾遜。”斯考比說。
威爾遜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像一隻無形的大手一下子把他折迭起來。他雙手捂著臉，嗚嗚地哭起來。
“都是太陽，”斯考比說，“這裡的陽光太厲害了。去躺一會兒吧。”他把帽子摘下來，給威爾遜戴上。威爾遜滿懷著仇恨從指縫裡望著他——望著這個看到自己掉眼淚的人。
一 報警器淒厲號叫，發出全面燈火管制的訊號。嗚嗚咽咽的聲音穿透了有如落不盡的眼淚般的連綿不絕的雨水。僕人們跌跌撞撞地跑進廚房，好像躲避叢林中的魔鬼似的急忙把門插上。一百四十四英寸雨量的降水一分鐘也不停息地傾瀉到這個港口城市的屋頂上。不可能想象任何人會選中一年中這樣一個時刻發動一次進攻，更不要說維希區的那些喪魂落魄、受盡熱病折磨的敗將了。但是，當然了，人們想到的是亞伯拉罕平原之戰[56]……一次乘人不備的大膽行動可以改變人們對可能與不可能的全部概念。
斯考比擎著一把帶條紋的大傘走到外面黑魆魆的雨地裡，雨衣穿起來太熱了。他在住房四周轉了一圈兒。燈光遮蔽得很好，廚房的護窗板關得很嚴，克里奧爾人的房子隔著雨簾連看也看不見了。在公路那一邊的停車場上，一隻手電筒晃動了一下，但是在斯考比吆喝了一聲以後，那亮著的燈馬上就關掉了。也許只是偶爾的巧合，因為在雨點敲擊著房頂的一片嘈雜聲中，那邊的人根本不會聽到斯考比的喊聲。山上開普區警察所的警官食堂裡仍然燈火通明，隔著雨簾投照到海面上，但那不屬於斯考比的管轄範圍。軍用卡車的車燈在山坡公路上像珠串似的緩緩移動，但這也是別人的事，用不著斯考比操心。
公路上邊，汽車停車場後面的一排尼森式活動房屋[57]中突然有一間房子亮起了燈光。這裡是小職員的宿舍，亮燈的一間前一天還空著，可能現在已經有人搬進去了。斯考比本想把汽車從車庫裡開出來，可是這間住房離他住的地方只不過幾百碼遠，他決定還是步行過去。除了雨點噼噼啪啪地落在路面、屋頂和雨傘上以外，四周一片寂靜，只有逐漸停息下來的警報器的悲鳴在耳鼓裡繼續顫抖了一會兒。事後斯考比回憶起這一天的事，他覺得當時他是到達了幸福的頂點：黑暗中，隻身一人，周圍只有嘈雜的雨聲，沒有愛，也沒有憐憫。
他敲了敲這間尼森式住房的門，因為雨水像在隧道里奔流似的敲打著黑鐵皮的屋頂，他敲門的聲音很重。他敲了兩次，門才開啟。室內的燈光一時晃得他睜不開眼睛。他說：“請原諒我來打攪你。你有一盞燈沒有擋好。”
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說：“噢，對不起。我太不小心了……”
斯考比的眼睛看清楚了，但是對他看到的這張非常熟悉的面龐，他卻一時叫不出名字來。這裡的人他誰都認識。面前的這個人是從外邊來的……一條河……清晨……一個垂死的孩子。“啊，”他說，“你是羅爾特太太，不是嗎？我以為你還在醫院裡呢。”
“我就是。你是誰？咱們見過面嗎？”
“我是警察局的斯考比少校。我在彭德見到過你。”
“真是對不起，”她說，“那裡發生的事我什麼也記不起了。”
“我把你的燈光遮起來可以嗎？”
“當然可以。請吧。”他走進屋子，把窗簾拉嚴，又把一盞桌燈的位置移動了一下。這間住房中間有一張簾子把屋子分成兩半：一邊是一張床、一件權作梳妝檯用的傢俱；另一邊是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所有這些傢俱都是發給年薪不足五百鎊的那些下級小官員使用的。他說：“他們也沒有把這間房子給你佈置佈置。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我會來幫點兒忙的。”他仔細把她打量了一下，一張年輕的、憔悴的臉，頭髮都脫光了……她穿的一套睡衣太大了一些，身體裹在裡面一點兒輪廓也顯不出來，渾身上下都是難看的大褶子。斯考比注意看了一下她手上是否還鬆鬆地套著結婚戒指，可是那戒指已經不見了。
“誰都對我那麼好，”她說，“卡特太太還送給我一個漂亮的坐墊。”
他的眼睛在屋子裡巡視了一下，看不到一件屬於她個人的東西：沒有照片，沒有書，也沒有一件小擺設，但是他馬上就記起來，她從海上什麼也沒帶來，只有她自己和一本集郵簿。
“有危險嗎？”她有些焦急地問。
“危險？”
“警報啊。”
“噢，一點兒危險也沒有，只不過是空襲警報。大概每個月都有一次。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他又打量了她一會兒，“他們不應該這麼早就讓你出院，還不到六個星期……”
“是我自己要出來的。我想一個人待著。在醫院裡總是有人來看我。”
“啊，我馬上就走。記著，如果你需要什麼，我就住在馬路下邊停車場旁邊那片沼澤地上的兩層白樓裡面。”
“你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啊？”她問。
“我看我等不了，”他說，“你知道，這雨要一直下到9月才停呢。”他的話使她臉上浮現出一絲笑容，但是她笑得那麼不自然，她似乎已經不知道該怎樣笑了。
“雨聲太可怕了。”
“過幾個星期你就會習慣的，就如同住在鐵路旁邊一樣。但是你用不著住那麼久，他們很快就會把你送走。每兩個星期就有一艘輪船經過這裡。”
“你喝一點兒酒好嗎？卡特太太送我坐墊的時候，還給了我一瓶杜松子酒。”
“那我就幫你把它喝了吧。”在她拿出酒瓶以後，他發現瓶裡的酒將近一半已經喝掉了，“你有酸橙嗎？”
“沒有。”
“我想，他們給了你一個傭人吧？”
“是啊，可是我不知道該讓他幹什麼，而且他好像總不在這裡。”
“你喝酒的時候什麼也不摻嗎？”
“噢，不是，我一口也沒喝。我的傭人把瓶子打翻了——他是這麼說的。”
“明天早上我同他談談。”斯考比說，“有冰箱嗎？”
“有，可是傭人弄不到冰塊。”她在一把椅子上無力地坐下來，“別認為我是個傻子，我只不過還摸不清自己究竟到了一個什麼地方。我從來也沒有到過這樣的地方。”
“你的老家是什麼地方的？”
“伯裡聖埃德蒙茲，薩福克郡。八個星期以前我還在那裡呢。”
“八個星期以前你不在那裡。你在救生艇上。”
“對了，我忘了救生艇的事了。”
“他們不該就這樣把你孤零零地推出醫院來。”
“我已經好了。他們需要我的病床。卡特太太說她可以給我安排個地方，但是我想一個人住。醫生對他們說隨我怎麼做都可以。”
斯考比說：“你不願意和卡特太太同住，我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果也不想讓我待在這裡，你只要說一聲就成了。”
“我倒願意讓你待在這兒，等警報解除再走。我有一點兒緊張，你知道。”婦女們忍受磨難的能力永遠使斯考比感到驚異。拿這個女人說吧，她能在一艘沒有遮掩的小船上熬過了四十天，可是現在卻談什麼神經緊張！斯考比想起輪機長的彙報：三副和兩個水手都死在小船上，司爐因為喝海水發了瘋，跳海自盡了。在這種生死的關頭上，總是男人首先支援不住。可是現在事情早己過去了，她卻像癱在靠墊上似的氣力毫無地躺在自己的軟弱上。
斯考比說：“你考慮好了嗎？你預備回伯裡嗎？”
“我不知道。也許我要在這兒找個工作。”
“你有什麼工作經驗嗎？”
“沒有。”她避開他的眼光說，“你知道，我離開學校才一年。”
“在學校裡他們沒教你什麼嗎？”他覺得，她現在最需要的是聊天，沒有什麼意義的聊天。她自己以為需要孤獨，但實際上只是害怕別人同情這一沉重的擔子。像她這樣的一個孩子怎麼能表演親眼看著丈夫死在面前的悲劇角色呢？其困難程度，也許不小於叫她扮演麥克白夫人吧！她無法適應當前的處境，卡特太太一點兒也不能理解。當然，如果是卡特太太，就能應付自如，因為她已經埋葬了一個丈夫和三個孩子了。
她說：“我打無擋板籃球[58]打得最好。”斯考比的思路被她打斷了。
“啊，”他說，“你的體形不太像一個體育教練。也許你身體好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是不是？”
一下子她的話匣子開啟了。斯考比一點兒也沒料到，他好像無意中說了一句什麼暗號，於是便把一扇門開啟了。他自己並不知道他用的是哪句暗號，也許是“體育教練”這個詞兒，因為她滔滔不絕地談起無擋板籃球來（卡特太太，他想，喜歡談論的也許是小艇上的四十天生活以及和她同居了僅僅三週的丈夫）。她說：“我在校隊裡打了兩年。”她興奮地把身體向前倚過來，一隻手託著下巴，瘦骨伶仃的胳膊肘支在滿是骨頭的膝蓋上。她蒼白的面板——還沒有被阿的平和陽光染黃——使他想到被海水淘洗後沖刷到岸上的一塊白骨。“在那以前，我在學校二隊裡待過一年。如果在學校裡再多待一年，我就會當上隊長了。1940年我們打敗過羅丁女子學校隊，同切爾滕納姆女子學校隊打成平局。”
他聚精會神地聽著，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這是對一個陌生人的生活感到的興趣，而年輕人卻常常誤把它當作愛情的流露。他端著一杯杜松子酒，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聽著她隅隅低語，他感到自己的年齡完全可以叫他不必擔心什麼。她告訴他她的學校在緊挨著海港後面的一片丘陵上；她們有一個法國女教師叫杜邦小姐，脾氣壞透了；女校長看希臘文書就跟看英文一樣——維吉爾[59]……
“我一直認為維吉爾是拉丁詩人。”
“噢，不錯。我是說荷馬。我希臘文、拉丁文都學得不好。”
“你除了打球以外還有什麼功課比較好？”
“除了球以外我想我學得最好的是數學，但是三角我可一點兒也不會。”夏天她們經常到港口去洗海水浴，每到星期六她們就在野地裡舉行野餐——有時候還騎著小馬玩獵人追兔子的遊戲。有一次比賽腳踏車闖了禍，鬧得方圓幾十裡都傳遍了；有兩個女孩子直到深夜一點鐘才回來。斯考比一邊轉動著手裡的酒杯，看著酒在杯子裡團團旋轉，一邊津津有味地聽著。汽笛又在雨中長鳴起來，發出解除警報的訊號，可是他們兩個人誰也沒有理會。斯考比說：“那麼放假的時候，你就回伯裡去了？”
她的母親顯然在十年以前就已經去世了，父親是個牧師，同教區總教堂有一定的關係。她家在安琪希爾街上有一所小房子。或許她在伯裡家中沒有像在學校裡那麼快樂，因為沒有談幾句家裡的事，她便又把話題轉回到學校上，談起一位和她同名（也叫海倫）的體育教師來；她在整整一學年裡，對這位女教師簡直崇拜得入了迷[60]。她笑了起來，似乎對當時的那種感情有些不以為然。這是在整個這場談話裡，她讓斯考比感到她已長大成人、已經或者毋寧說曾經結過婚的唯一的地方。
她突然把話頭停下來，說：“我告訴你這些事多麼沒意思啊。”
“我喜歡聽。”
“你還一次也沒有問過我——你知道……”
斯考比知道，因為他讀過輪機長的報告。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救生艇裡每個人的飲水定量是多少——一天兩次，一次一茶杯，二十一天以後減少到一次半茶杯。這個定量所以能維持到遇救以前二十四小時，主要是因為不斷死人，使水餘了下來。在港口的校舍背後，在那根像圖騰柱似的無擋板籃球杆子背後，斯考比看到的是叫人無法忍受的洶湧巨浪，小艇一會兒升起來，一會兒落下去，一會兒升起來，一會兒落下去……“離開學校的時候我難過極了，那時是7月底。我乘坐出租汽車去火車站，哭了一路。”斯考比算了算日子——從7月到次年4月，只有九個月，正好是妊娠期，可落生的是丈夫遇難，大西洋把他們當作沉船殘骸一般推向非洲漫長的淺灘，以及投海自殺的水手。斯考比說：“你說的事更有意思。別的事我猜也猜得出來。”
“我說得太多了。你知道，我想我今天夜裡不會失眠了。”
“你一向睡得不好嗎？”
“在醫院裡前後左右都是出氣聲，總是有人翻身、喘氣、說夢話。熄燈以後，簡直像——你知道的。”
“你在這兒可以睡個安穩覺，什麼也不用害怕。有一個守夜的人整夜都值更。我明天再叮囑他一下。”
“你對我太好了，”她說，“卡特太太還有其他的人——他們對我都很好。”她抬起她的憔悴的、真誠的、孩子似的臉說，“我那麼喜歡你。”
“我也喜歡你。”他嚴肅地說。他們兩個人都感到非常、非常放心。他們倆是朋友，他們只可能是朋友，不可能有別的關係。他們被許許多多的事物分隔開：一個死去的丈夫，一個活著的妻子，一個做牧師的父親，一個名叫海倫的體育女教師，以及那麼多年的不同的經驗閱歷。他們彼此無論說什麼，都用不著有什麼顧慮。
斯考比說：“晚安。明天我要給你帶幾張郵票來，給你的集郵簿添一點兒新東西。”
“你怎麼知道我有個集郵簿？”
“這是我的工作。我是警察。”
“晚安。”
他離開了這裡，心裡感到非常、非常幸福，但是他卻沒有把這個夜晚當作幸福記在心裡，正像他沒有把在黑暗中隻身走在雨地裡當作幸福留在記憶中一樣。
二
從早上八點半到十一點他審理一件盜竊的小案件，需要審問六個證人，可這六個人的供詞他一句也不信。如果審問的是歐洲人，就有一些話他可以相信，有一些話他不相信，可以在真話同謊言之間根據他的推測畫一條槓槓——至少“誰能得到好處[61]”這一原則能起作用；如果是盜竊案而又不摻雜保險費的問題時，至少可以斷定確實有東西被偷掉。可是他現在辦的這個案子卻無法作出這個判斷，什麼槓槓也畫不出來。他知道有的警官就是因為好像沙裡淘金似的費盡心思想分析出一小點確鑿無疑的真實情況而弄得精神崩潰，他們中間有的人忍不住動手打了證人，在本地克里奧爾人辦的報紙上受到冷嘲熱諷，最後不得不告病回國或者調動到其他地方去。在某些人身上這類事會引起他們對黑面板人的刻骨仇恨，但是斯考比在他十五年任職期中，早已經過了這種危險的階段了。雖然陷入了一團亂麻似的謊言裡，他現在反而更加喜愛這些人了：他們用了這麼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把一種外國的司法手續弄得完全癱瘓了。
最後，辦公室裡的人又都走淨了，事故記錄上的案件一件件地都已處理完畢，斯考比拿出一個拍紙簿來，在手腕下面墊了一塊吸墨紙，以便不使手上流的汗把信紙洇溼。他開始給露易絲寫信。對他說來，寫信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許是因為警察這門職業多年培訓的結果，他在簽署自己名字的紙上從來不肯寫下任何不真實的話，哪怕是為了安慰別人而扯的小謊。他需要非常精確；如果為了使人心安，也只能把某些事略去不談，所以在他寫了“我親愛的”幾個字後，他決定略去一些事。他不肯寫他很想念她這樣的詞句，但是他可以不告訴她自己現在安然自得的心情。我親愛的，這封信又寫得很短，你一定要原諒我。你知道我不怎麼會寫信。我昨天接到了你的第三封信，就是那封告訴我你要在德班城外哈里法克斯太太的朋友家住一個星期的信。這裡一切都很寧靜。昨天晚上發了一次警報，事後才知道是一個美國駕駛員誤把一群海豚當成敵人的潛艇了。雨季當然已經開始了。我在上一封信裡告訴過你的那位羅爾特太太已經出了院，他們讓她住在汽車停車場後面的一間尼森式住房裡等船。我要盡我的力量讓她舒適一些。咱們的傭人仍然在醫院裡，但是已經沒有危險了。我真的再也想不出有什麼新聞要告訴你了。塔利特的案子仍然拖著沒完——我想就是到了最後也不會弄個水落石出。前兩天阿里不得不去牙科醫生那裡拔掉幾顆牙。為了這件事，他鬧了個人仰馬翻。如果我不用汽車硬把他拉去，他自己一輩子也不會去醫院的。斯考比擱下了筆，他想到信件檢查員——恰好檢查員是卡特太太和卡洛威——會讀到他最後要寫的幾句溫情的話，心裡很不舒服。你要保重身體，親愛的，別為我擔心。只要你快樂，我就感到快樂。再過九個月我就要休假，那時候咱們就可以在一起了。他本來還要寫“你永遠在我的心裡”，但這不是一句他願意簽署自己名字的話。取而代之，他寫的是：一天中，你常常出現在我的心裡。接著，他考慮該籤哪個名字。因為他相信這樣寫可以使她高興，所以儘管不太情願，還是寫了“你的蒂奇”。蒂奇——他突然想到了另一封署名“迪奇”的信，這封信在他的夢中出現過兩三次。
巡佐走進他的辦公室，他邁著行軍的步伐走到屋子中央，精神抖擻地轉過身來，向他敬了個禮。在巡佐進行這一套儀式的時候，斯考比從容地寫好信封。“有事嗎，巡佐？”
“長官，專員要你去見他。”
“好的。”
專員的辦公室裡坐著不止一個人。殖民廳廳長的一張臉在這間幽暗的屋子裡汗涔涔地閃著亮光，此外，他身邊還坐著一個斯考比從未見過面的高大瘦削的人——這人一定是坐飛機來的，因為過去十天中並沒有輪船在這裡靠岸。這人佩戴著上校的肩章和領章，可是在他的一身寬鬆、邋遢的軍服上，這些標記好像安錯了地方，根本不是他的。
“這是斯考比少校，這位是賴特上校。”斯考比一眼就看出來，專員很不安，有些氣惱。專員說：“坐下，斯考比。是關於塔利特案件的事。”因為外面下著雨，屋子裡光線暗淡，一點兒風也不透。“賴特上校從開普頓來，要了解一下這件事。”
“從開普頓來的，先生？”
專員把腳挪動了一下，手裡擺弄著一把小刀，他說：“賴特上校是軍情五處的代表。”
“這件事真是讓人感到遺憾。”殖民廳廳長說。他說話的聲音很低，別的人不得不把頭湊過去才能聽清楚。專員開始用小刀削起桌角來；他顯然不想聽廳長說的是什麼。“不同別的部門協商，我認為警察局本來不該採取行動——不該這樣處理的。”
斯考比說：“我一直認為堵塞鑽石走私是我們的職責。”
殖民廳廳長又用他那含混、低啞的聲音說：“查獲的鑽石還不值一百英鎊。”
“這是查獲的唯一一批走私的鑽石。”
“塔利特犯罪的證據不足，斯考比，不該進行逮捕。”
“他沒有被逮捕，我們只不過傳訊了他一下。”
“他的律師說，他是被強行帶到警察廳去的。”
“他的律師扯謊。這一點你不會不知道。”
殖民廳廳長對賴特上校說：“你知道我們這裡事情多麼難辦。信仰天主教的敘利亞人總說他們是受迫害的少數派，說信伊斯蘭教的敘利亞人把警察收買了。”
斯考比說：“如果這件事不照現在這個方法處理，他們又會說另外一套話——只不過那樣事情就會更糟。國會議員對伊斯蘭教徒比對天主教徒更有好感。”斯考比意識到，直到目前為止，誰都沒有提到這次開會的真正目的。專員一小片一小片地只顧埋頭削自己的辦公桌，對一切充耳不聞。賴特上校用肩膀緊抵著椅子靠背，一言不發。
“就我個人而言，”殖民廳廳長說，“我會……”他的低啞的聲音轉為一陣模糊不清的咕噥。賴特用手指堵著一隻耳朵，側著頭，彷彿在努力傾聽一隻出了毛病的電話耳機，也許他分辨得出廳長的字音。
斯考比說：“我聽不見你說的是什麼。”
“我說，就我個人而言，我會相信塔利特的話，他對尤塞夫提出反控。”
斯考比說：“那是因為你在這塊殖民地只待了五年。”
賴特上校突然插嘴說：“你在這裡待了多少年了，斯考比少校？”
“十五年。”
賴特上校不置可否地哼了一聲。
專員不再削桌子了，他砰的一下把小刀往桌面上一戳，開口說：“賴特上校這個情報的來源。”
“這你是知道的，專員。尤塞夫提供的。”賴特和殖民廳廳長並排坐在那裡望著他；他低著頭靠後一步站著，等著下一步棋。但是並沒有下一步棋。他知道他們正等著他進一步解釋他剛才的大膽的回答；他也知道，如果他這樣做了，他們就會認為他承認自己心虛膽怯了。沉默變得越來越不能令人忍受了，這種沉默彷彿是對他的指控。幾個星期以前，他曾經同尤塞夫說過，他準備讓專員知道他向尤塞夫借錢的詳細情況。也許當時他確實有這個打算，也許他只是想嚇唬尤塞夫一下，他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他只知道，現在已經太遲了，他應該在對塔利特採取行動以前把這件事告訴專員，不應該事後再說。弗萊塞爾從辦公室後面的過道上走過來，用口哨吹著那支他心愛的歌曲。他推開辦公室的門，說了一聲“對不起，專員”，馬上又縮了回去，留下一股熱烘烘的動物園的氣味。淅淅瀝瀝的雨聲一直在繼續著。專員從桌子上拔出小刀，又開始了切削的工作，好像他再一次下決心置身事外，對這一切都不聞不問。殖民廳廳長清了清喉嚨。“尤塞夫？”他重複了一句。
斯考比點了點頭。
賴特上校說：“你認為尤塞夫這人可靠嗎？”
“當然不可靠，上校，但是隻要我們得到情報，不管來源如何，總應該採取行動，再說這次的情報在某一點上還是正確的。”
“在哪一點上？”
“確實查獲到鑽石了。”
殖民廳廳長說：“尤塞夫常常給你提供情報嗎？”
“這是我第一次從他那裡得到線索。”
殖民廳廳長又說了一句什麼，可是除了“尤塞夫”這個名字以外，斯考比什麼也沒聽清楚。
“我聽不見你說什麼，廳長。”
“我說你同尤塞夫有聯絡嗎？”
“我不懂你所謂的聯絡指的是什麼。”
“你常常同他見面嗎？”
“我想，在過去這三個月我同他見過三次面——不，四次面。”
“因為公事？”
“不一定都是公事。一次他的車在路上拋了錨，我讓他搭我的車回家去。一次我在班巴得了熱病，他來看我。一次……”
“我們並不是在對你進行審訊，斯考比。”專員說。
“我認為這些先生是在審訊我，專員。”
賴特把他蹺起來的二郎腿放下，說：“咱們把問題歸結到一點吧，斯考比少校。塔利特提出了反訴——對你們警察廳，對你。他說尤塞夫給了你錢。他給過嗎？”
“沒有，上校。尤塞夫什麼也沒有給過我。”他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奇怪的感覺：他還不需要說瞎話。
殖民廳廳長說：“自然了，送你的妻子去南非靠你個人的收入是完全辦得到的。”斯考比緊緊貼著椅背坐著，什麼也沒說。他又一次感到，沉寂正在渴望著他的語聲。
“你不想回答？”殖民廳廳長有些不耐煩地說。
“我不知道你們是在提出一個問題。我再重複一遍——尤塞夫什麼也沒有給過我。”
“這個人可得提防著點兒，斯考比。”
“如果你在這裡待的時間同我一樣長，你也許會了解，警察正是要同那些市政廳不屑於理睬的人打交道。”
“我們不想叫大家感情激動，是不是？”
斯考比站起身來。“我可以走了嗎，專員？如果這兩位先生要問我的話已經問完了……我有個約會。”他的額頭上冒著汗珠，一顆心因為憤怒而怦怦地跳個不停。這樣的時刻一定要小心提防：血液從身體兩側往下流，眼前晃動著一塊紅布。
“就這樣吧，斯考比。”專員說。
賴特上校說：“打攪你了，務必請你原諒。我接到一份報告，不得不正式調查一下。我對咱們這次的談話很滿意。”
“謝謝你，上校。”但是上校這些撫慰的話說得太晚了一些，斯考比一閉眼腦子裡就浮現出殖民廳廳長的一張溼漉漉的面孔。殖民廳廳長低聲細氣地說：“這不過表示一下，我們辦事很審慎，沒有別的意思。”
“如果在半小時內你還需要我，專員，”斯考比對專員說，“我將在尤塞夫那裡。”
三
他們還是逼著他說了一句謊話：他同尤塞夫並沒有訂什麼約會。雖然如此，他確實想同尤塞夫談幾句：很可能他還需要把塔利特這件事再澄清一次，倒不是法律上有此必要，而是為了使自己心安一些。當斯考比在雨地裡緩緩地駕駛著汽車的時候——他的擋風玻璃上的刮水器早已失靈了——他看見哈里斯正在貝德福德旅館門外同自己的雨傘較勁。
“我可以送你一段嗎？我和你是同路。”
“發生了最振奮人心的事了，”哈里斯說，他的一張凹陷的面孔因為雨水和興奮而發著亮光，“我終於搞到了一所住宅了。”
“祝賀你。”
“說住宅也許並不合適，是你住的那個地方的一間活動房屋，但是我總算有家了。”哈里斯說，“我要找一個人合住，總算有家了。”
“誰同你合住？”
“我想找威爾遜，可是他到別處去了——他要在拉各斯待一兩個星期。這個讓人抓不住的可惡的紅繁縷[62]！恰恰在我需要他的時候，人不見了。這又引起了第二件振奮人心的事。你知道我發現我們都在道恩海姆待過嗎？”
“道恩海姆？”
“道恩海姆公學呀。他不在的時候，我到他的屋子去借墨水，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期《老道恩海姆人》。”
“太巧了。”斯考比說。
“你知道嗎？這一天出人意料的事真是層出不窮，在我翻看這本雜誌的時候，我看到最後一頁有這樣一段話：‘道恩海姆校友會秘書希望與下列失去聯絡的校友重新取得聯絡。’在一大串人名中間，赫然印著鄙人的名字。你看，竟有這樣的事。”
“你怎麼辦了？”
“我馬上回到辦公室，坐下寫了封回信——連電報都顧不得處理了，當然，幾封急電除外。可是後來我發現我忘記抄下秘書的通訊地址了，所以我還得回去取地址。你不想進來看看我寫的信吧？”
“我不能待得太久。”哈里斯在艾爾德·鄧普斯特公司的大樓裡有一間別人不用的小屋子做辦公室。這間屋子同老式人家僕人的臥室差不多大小。由於屋子裡還有一箇舊式的洗臉檯、一個冷水龍頭同一個環形煤氣灶，所以更像僕人住的下房了。在洗面盆同一個比輪船舷窗大不了多少的窗戶中間，擠著一張辦公桌，桌子上雜亂地堆放著電報紙。窗戶緊對著海濱大道和波浪起伏的灰濛濛的海灣。一隻托盤裡擺著一本做課本用的縮寫本《艾凡赫》和半塊麵包。“抱歉，屋子亂得不成樣子。”哈里斯說，“找一把椅子坐下。”可是屋子裡並沒有多餘的椅子。
“我把信放在哪兒了？”哈里斯一邊大聲問自己，一邊在桌子上的電報紙裡翻來翻去，“啊，我想起來了。”他開啟《艾凡赫》，從裡面取出一張折迭起的信紙，“這只是一個草稿，”他有些擔心地說，“當然還得修改一下。我想還是等威爾遜回來再發吧。你看，我在信裡提到他了。”
斯考比開始讀信：敬愛的秘書——由於偶然的機會，我在另一個道恩海姆校友，e.威爾遜（1923—1928）的房間裡看到一本《老道恩海姆人》。我怕我同咱們老家已經有很多年不通訊息了，見到你們正努力同我取得聯絡的訊息，我又是高興又有些內疚。也許你們些我的訊息——我在這個‘白人的墳墓裡’究竟幹些什麼。因為我是個電報檢查員，所以你們一定理解我不能多談我的工作，只能等到我們打贏了這場戰爭以後再談這方面的事。我們現在正處於雨季中——雨下個沒完沒了。這裡有很多人害熱病，我就剛剛害過一場，e.威爾遜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嘗過這種滋味。我們現在合住在一所小房子裡，所以你們可以知道，即使在這樣一個蠻荒、遙遠的地方，道恩海姆的校友還是互相扶持的。我們組織了一個只有兩名隊員的道恩海姆狩獵隊，只不過我們一同捕獵的物件不是別的，而是蟑螂（哈哈！）。好了，信就寫到這裡，我要參加打勝這場戰爭的偉大事業去了。一個非洲海岸的老居民向全體道恩海姆老校友致敬！ 斯考比抬起頭來，正碰到哈里斯的焦急而困窘的目光。“你覺得這封信的腔調合適不合適？”他問，“我不知道該不該稱呼他‘敬愛的秘書’。”
“我覺得你這封信的語氣恰到好處。”
“當然，你知道，那所學校並不很好，我在那裡的日子很不愉快。我還逃跑過一次呢。”
“現在他們還是把你抓到了。”
“叫人思考不少問題，對不對？”哈里斯說。他凝視著窗外灰濛濛的海水，一雙充滿血絲的眼睛裡噙著眼淚。“過去在學校裡我總是嫉妒那些成天歡天喜地的人。”他說。
斯考比安慰他說：“我也不怎麼喜歡學校生活。”
“如果從一上學起就很快活，”哈里斯說，“以後的生活就會大不相同了。很可能從一開始就養成一種樂觀的處事態度，對不對？”他拿起托盤裡的那塊麵包，順手扔到廢紙簍裡。“我老是想把屋子收拾一下。”他說。
“好了，我該走了，哈里斯。我很高興你找到了一所房子——還有道恩海姆校友會的事。”
“我不知道威爾遜在學校裡快活不快活。”哈里斯沉思道。他又從托盤裡拿起《艾凡赫》，四面看了看，想找個地方放起來；但是因為沒有找到地方，最後還是把書放在托盤裡。“我想他也不會快活的，”他說，“不然的話，他到這裡來做什麼呢？”
四
斯考比把汽車停放在尤塞夫的大門口，好像有意對殖民廳廳長表示蔑視。他對尤塞夫的管家說：“我要見你的主人。我認識路。”
“主人不在家。”
“那我等著他。”他把管家推到一邊，走了進去。這所帶陽臺的單層住房隔成一間間的小套間，每個套間都擺著同一式樣的沙發、靠枕、喝酒用的矮腿桌子，好像是妓院的小單間。斯考比開啟簾子，從一間穿到另一間，最後走進了兩個月以前他在裡面喪失了自己廉正的那間小屋。尤塞夫正躺在一張沙發上酣睡。
尤塞夫穿著一條麻布褲子仰面朝天地躺著，張著嘴，鼻息咻咻，身旁的矮桌上放著一個酒杯，斯考比看到杯子底上有一些細碎的白屑。尤塞夫服的是溴化物。斯考比在他旁邊坐下，等待著。窗戶開著，但是雨水卻像簾幕一樣非常有效地把氣流擋住。也許是由於汙濁的空氣，也許是因為他又回到了犯罪的場景，斯考比情緒非常低沉。為自己辯解，不承認幹了壞事，這是沒用的。他好像一個沒有愛情而結了婚的女人，坐在這間佈置得如同旅館房間一樣的小屋裡，清清楚楚地記起了同別人的一次“通姦”。
窗戶上面，有一段簷溝出了毛病，雨水像開啟的水龍頭一樣嗶嗶地往下流，因此他聽到的一直是兩種落雨的聲響——淅淅瀝瀝的雨聲和嗶嗶的流水聲。他點起一支紙菸，望著尤塞夫。他對這個人並無恨意。他有意識地、成功地捕捉住尤塞夫，正如同尤塞夫有意識地而且成功地使他墜入陷阱一樣。這場“婚姻”是雙方自願締結的。也許是他那目不轉睛的凝視刺穿了尤塞夫的溴化物的迷霧，兩隻肥胖的大腿在沙發上挪動了一下，一聲呻吟，在睡夢中咕噥了一句“老夥計”，尤塞夫翻過身來，把臉轉向了斯考比。斯考比又把屋子環視了一下，但是在他到這裡借錢的那次，早已經把什麼都看得一清二楚了。這次來屋子一點兒也沒有變樣：還是那幾個醜陋不堪的淺紫色的綢靠墊，套子黴爛的地方露出下面的網線來，橘紅色的窗簾，甚至藍色的蘇打水瓶也還在原來的地方放著。這些東西好像地獄的設施似的給人以永恆不變的感覺。沒有書架，因為尤塞夫不認識字；沒有書桌，因為他不會寫字；也甭想找到一張紙，紙對尤塞夫一點兒用處也沒有。什麼東西都記在他那羅馬型的大腦袋裡。
“啊……斯考比少校……”他的眼睛睜開了，尋找斯考比的目光。因為服了溴化物，這雙眼睛迷迷濛濛，對眼前的事物還看不真切。
“早上好，尤塞夫。”這一次斯考比總算把尤塞夫打了個措手不及。有那麼一刻鐘，尤塞夫彷彿又要沉入到昏睡裡，但是他掙扎著用一隻胳膊肘把身子支了起來。
“我想同你談一談塔利特，尤塞夫。”
“塔利特……請原諒我，斯考比少校……”
“還有鑽石的事。”
“想鑽石想得發瘋了。”尤塞夫費力地說，聲音裡還充滿了睡意。他搖了搖頭，一綹花白頭髮在額頭上顛動了一下，接著就迷迷糊糊地伸出手去取蘇打水瓶。
“是你安排的圈套想誣陷塔利特？”
尤塞夫把蘇打水瓶從桌子的另一邊拉過來，盛溴化物的玻璃杯也被他打翻了。他把瓶口的噴嘴對準了自己的臉，勾動扳柄，蘇打水噗的一下噴到他臉上，連腦袋下邊淡紫色的靠墊上也濺滿了水點。他鬆快地長出了一口氣，好像一個在炎熱的天氣裡洗淋浴的人一樣。“怎麼回事，斯考比少校？出了什麼問題了嗎？”
“塔利特的事不會起訴了。”
尤塞夫像是一個疲憊不堪的人拖著身子從海水裡走出來，海潮卻緊緊地在後面追著他。他說：“請你原諒我，斯考比少校。我剛才沒有睡好。”他思索著什麼，把腦袋顛動了兩下，彷彿在搖晃一隻盒子，想聽聽裡面有什麼響動似的。“你剛才說塔利特，斯考比少校。”他又解釋說，“這都是因為清點貨物。這麼多數字。三四家鋪子。他們想騙我，因為我的賬只記在腦子裡。”
“塔利特的事，”斯考比又重複了一遍，“不會起訴了。”
“沒關係。早晚有一天他要栽跟頭的。”
“是你的鑽石嗎，尤塞夫？”
“我的鑽石？他們讓你懷疑起我來了，斯考比。”
“那個小傭人是你收買的嗎？”
尤塞夫用手背抹去臉上的蘇打水：“當然我給了他錢，斯考比少校。我的情報就是這麼來的。”
尤塞夫又恢復了優越感：雖然四肢仍然懶洋洋地攤在沙發上，一顆大頭已經把迷迷糊糊的感覺搖晃掉了。“尤塞夫，我不是你的仇人。我還是喜歡你的。”
“你一說這樣的話，斯考比少校，我的心就撲通撲通地跳起來。”他把襯衫扯開，彷彿真的要讓斯考比看到他的心如何跳動似的。一道道的蘇打水正澆灌著他胸膛上的黑黲黲的“叢林”。“我太胖了。”他說。
“我是肯相信你的，尤塞夫。你要對我說實話。那些鑽石是你的還是塔利特的？”
“我同你說的都是實話，斯考比少校。我從來沒有對你說過那些鑽石是塔利特的。”
“那麼是你的嘍？”
“是我的，斯考比少校。”
“你把我耍弄得真夠嗆，尤塞夫。如果我這裡有證人的話，我就要讓你蹲監獄。”
“我沒有想耍弄你，斯考比少校。我只是想把塔利特弄走。他不在這個地方，對誰都好。敘利亞人分成兩派沒有什麼好處。如果只是一派，你就可以來找我，對我說：‘尤塞夫，政府想叫敘利亞人做這麼一件事，做那麼一件事。’我也就可以回答：‘好，就這麼辦吧。’”
“偷運鑽石的買賣也就可以由一個人包辦了。”
“啊，鑽石，鑽石，鑽石，”尤塞夫厭煩地說，“我告訴你，斯考比少校，我的一家最小的店鋪一年賺的錢也比搗弄三年鑽石賺得還多。你不知道那需要向多少人行賄。”
“好了，尤塞夫，我絕對不要你給我的情報了。咱們的關係算完了。當然了，每個月我會把利錢給你送來。”他覺得自己說的這些話有一種奇怪的不真實感。橘紅色的帷幔一動不動地懸在那裡。生活中，有一些地方你無論如何也拋不到腦後去：這間屋子的帷幔和靠墊、通向閣樓上的一間臥室、一張墨跡斑斑的書桌、伊靈的裝飾著花邊的祭壇——只要思想意識存在一天，這些東西就永遠不會從記憶裡消失。
尤塞夫把兩腳放到地板上，挺直著腰板坐起來。他說：“斯考比少校，你對我開的這個小玩笑太認真了。”
“再見了，尤塞夫，你不是一個壞人，可是咱們還是再見吧。”
“你弄錯了，斯考比少校，我是個壞蛋。”他一本正經地說，“在我的一顆黑心裡，唯一的一點兒善良是我對你的友誼，我捨不得丟掉它。咱們倆一定要永遠做朋友。”
“我怕這不可能，尤塞夫。”
“聽我說，斯考比少校。我不要你替我做任何事，除了有的時候——也需要在天黑以後，沒有人看見的時候——我求你來看看我，同我談談，此外再沒有別的要求了。只有這一件事。我不再對你講塔利特的什麼事了。我什麼事都不同你講了。咱們就坐在這兒，桌子上擺著一瓶蘇打水、一瓶威士忌……”
“我不是個傻瓜，尤塞夫。我知道，如果人們相信我和你是朋友，這對你有好處。我不想幫你這個忙。”
尤塞夫把一個手指伸進耳朵裡，挖弄耳朵裡的蘇打水。他有些淒涼又有些厚顏無恥望著斯考比。斯考比想，當尤塞夫望著那個想利用他只把賬目記在腦子裡的弱點進行欺騙的商店經理時，一定也是這麼一副面相。“斯考比少校，你同專員說了咱們那件小交易沒有？還是你那次只是想嚇唬嚇唬我？”
“你自己去問他吧。”
“我想我要去問的。我心裡有一種被人拋棄的感覺，有些憤憤不平。它逼著我要到專員那裡跑一趟，把一切都告訴他。”
“你要永遠聽從心的勸告，尤塞夫。”
“我要告訴他，你拿了我的錢，你我一同計劃逮捕塔利特。可是你中途變卦了。我為了報復，所以把事情講出來。為了報復。”尤塞夫沉著臉又重複了一遍，一顆羅馬型的大腦袋耷拉到肥胖的胸脯上。
“去吧。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尤塞夫。咱們倆的關係算完了。”但是斯考比不論怎麼精心表演，還是不能相信這幕戲裡的情節是真實的，這只不過是一對情人在吵鬧而已。他既不相信尤塞夫的恫嚇，也不相信自己的故作鎮靜，就連最後兩人分手也不能相信。在這間淡紫和橘紅色的房間裡發生的事實在太重要了，不可能成為重大、平靜的過去的一部分。因此，他絲毫也沒有感到驚奇。尤塞夫最後把頭抬起來說：“當然我不會去。總有一天你會回來要我的友誼的。我會歡迎你的。”
我真的會這樣走投無路嗎？斯考比自己問自己說，彷彿他在這個敘利亞人的話語裡聽到了先知者的真實的語調。
五
在回家的路上，斯考比把車停在天主教堂門前，走了進去。這一天是這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他總是在這一天到教堂來作告解。六七個老婦人，頭髮像做雜活的女僕那樣用破布包裹著，正按順序等著。此外，準備作告解的還有一個女護士和一個戴著皇家裝備部隊標識計程車兵。從懺悔室裡傳來一陣陣蘭克神父的單調的嗡嗡的話語聲。
斯考比眼睛盯著十字架，開始祈禱——他連續背誦了《天主經》《聖母經》和《悔罪經》幾篇禱文。這一套儀式使他感到非常倦怠。他覺得自己像是耶穌受難時的一個旁觀者——簇擁在十字架周圍的許多看熱鬧的人中的一個，基督的目光一定已經從這些人的臉上掠過，挑出朋友和敵人了。有時候斯考比覺得，他的職業同制服已經無情地把他劃入了那些無名的羅馬士兵之列，這些人正在遠處的街頭上維持秩序。克魯族老婦人一個個地走進懺悔室又走出來。斯考比開始為露易絲祈禱——他含含混混地信口叨唸著。他祈求上帝能讓露易絲現在幸福，將來也永遠幸福，祈求上帝不要因為他的緣故而叫露易絲遭遇邪惡。當那個士兵從懺悔室裡走出來的時候，斯考比站了起來。
“以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義，”他說，“從一個月以前我作懺悔後，我有一次沒有參加主日彌撒，有一次沒來領聖體。”
“因為有事耽擱了嗎？”
“是的，但是隻要上上心我還是可以把執勤的班次安排得好一些的。”
“是嗎？”
“整個這一個月我根本沒有在這方面動腦筋。我對一個人毫無必要地表現得非常粗魯。”他半天沒有說下去。
“就是這些了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神父，但是我覺得——對宗教有些厭倦，好像信不信教對我都無所謂似的。我一直在努力愛上帝，但是——”他做了一個神父看不到的手勢，從柵欄裡把身體轉向側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現在還有沒有信仰了。”
“一個人很容易為這種事擔心的，”神父說，“特別是在這種地方。如果我能夠辦到的話，我要給許多人的贖罪苦行將是六個月假期。這裡的天氣使人的精神非常抑鬱，很容易把疲勞誤認為是——一種宗教熱誠的衰退。”
“我不想耽擱你太多時間，神父。還有許多人等著來作告解。我知道這只是我自己在胡思亂想，但是我感覺到——空虛。一片空虛。”
“有時候這是上帝選擇的時刻。”神父說，“現在你去吧，念十遍《玫瑰經》。”
“我沒有念《玫瑰經》的念珠。至少……”
“好吧，那麼背五遍《天主經》和《聖母經》。”他開始讀赦罪文。但是問題在於，斯考比認為，他根本沒有罪可赦。赦罪文不能給他帶來任何輕鬆的感覺，因為他的靈魂上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需要卸下來。赦罪文只不過是一個公式——許多拉丁字胡亂堆在一起，好像是變戲法時用的一種咒語。斯考比走出懺悔室以後，又跪了下來，這也是儀式的一部分。接近上帝是沒有困難的。上帝像是一個民眾領袖，隨時歡迎那些對他最缺乏信心的追隨者走近自己的身邊。斯考比望著十字架，心中想，“他”在眾目睽睽下受苦受難，對誰也不隱瞞。
一 “我給你帶來了一些郵票。”斯考比說，“我收集了一個星期——看見誰就向誰要。連卡特太太也捐獻了一張，一張非常漂亮的鸚鵡郵票——你看看——是南美洲哪個國家的。這裡還有一套賴比瑞亞改值美國佔領期間的郵票。這是我從海軍觀測員那裡弄來的。”
他們倆的心境都非常恬適——兩人都覺得只要有這種心境就非常安全了。
“你為什麼要收藏郵票？”他問，“過了十六歲，很少有人再幹這種事了。”
“我也不知道，”海倫·羅爾特說，“我不是認真地在收集，我只不過隨身帶著。可能是一個習慣。”她把集郵簿開啟，又接著說，“不，不只是個習慣，我真的喜歡它們。你看見這張喬治五世頭像的半便士郵票了嗎？這是我攢的第一張。那時我才八歲。我用熱氣把它從信封上起下來，夾在一個練習本里。我父親就是為了這個才送我一個集郵簿的。我母親已經死了，所以父親給了我一個集郵簿。”
她想把事情解釋得更精細一些：“郵票就同照片一樣，走到什麼地方都可以隨身攜帶。有的人收集瓷器——瓷器不能老帶著，書也是這樣。但是你用不著把集郵簿整頁撕掉，像撕掉一頁照片簿那樣。”
“你從來沒有同我談過你的丈夫呢。”斯考比說。
“沒有談過。”
“把整頁撕掉並不太好，因為這會看到撕毀的痕跡。你說對不對？”
“對的。”
“如果把心裡的事談出來，”斯考比說，“你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問題不在這兒，”她說，“問題在於，我對這件事太淡然了。”她的話使他吃了一驚；他沒有想到，她已經這麼成熟，在生活閱歷上已經學到了這麼深的課程了——螺絲已經擰到這一扣上。她說：“他已經死了——多久了？還不到八個星期吧，可是對我來說，他這個人已經完完全全地不再存在了。啊，我是個多麼沒有心肝的女人啊！”
斯考比說：“你不需要有這種想法。我想，誰都是一樣。當我們對一個人說‘你死了我就活不下去’的時候，我們真正的意思是：‘看到你這樣痛苦、不幸，或者愁困，我簡直活不成了。’只不過是這樣的意思。人一死，我們的責任也就完了。我們對這件事再也無能為力，我們的心也就安寧下來了。”
“我過去不知道自己會這樣剛強，”海倫說，“簡直有些冷酷了。”
“我有過一個孩子，”斯考比說，“後來死了。死的時候我在這裡，不在英國。我的妻子從貝克斯希爾[63]給我拍來兩封電報，下午五點鐘拍來一封，六點鐘又拍來一封，但是電報局把次序弄顛倒了。你知道，我的妻子不想讓我一下子知道這個可怕的訊息。我在吃過早飯後接到一封電報。那是早上八點鐘，一天中最平靜的時刻，誰也不會在這時候聽到任何訊息。”這件事斯考比過去沒有同任何人談過，連露易絲也不知道，可是現在他卻把兩封電報稿一字不差地仔細講出來。“那封電報稿說：凱瑟琳午後病故死前未受痛苦上帝保佑你。第二封電報是午飯後接到的，內容是：凱瑟琳病危醫生尚抱希望新愛的。這是五點鐘拍出的那封。‘新愛的’我想應該是‘親愛的’[64]，電碼譯錯了。你看，她不想一下子叫我知道噩耗，電報上說‘醫生尚抱希望’，可是再沒有別的說法比這個更讓人絕望的了。”
“這對你太可怕了。”海倫說。
“不，最可怕的是，在我接到第二封電報以後，我的頭腦完全混亂了。我想，他們把事情弄錯了。孩子一定還活著。在我搞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以前，有那麼一剎那，我感到有些——失望。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我當時想：‘現在憂慮和痛苦要開始了。’但是當我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以後，一切就都沒有問題了，孩子已經死了，我可以把她忘掉了。”
“你已經把她忘了嗎？”
“我很少想起她來。你知道，我躲開了那個場面，沒有看到她臨死的情況。我的妻子看著她死掉的。”
他們這麼容易、這麼快地成為朋友，他感到很奇怪。他們跨過了兩個人的死亡，毫無保留地走到一起。她說：“如果沒有你，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大家都會照顧你的。”
“我認為他們都有些怕我。”她說。
他笑了。
“他們是有些怕我。空軍上尉巴格斯特今天下午帶我到海濱去，但是他也害怕了，因為我一點兒也不高興，也因為我死了丈夫。海濱上，每個人都裝出一副因為什麼事而非常快樂的樣子，我坐在那兒，也擺出一副笑臉，可是一點兒用也沒有。你記得你第一次參加社交集會的情形吧。一走上樓梯，你聽到到處笑語喧譁，可是你不知道該怎樣同別人談話。這就是我那時的感覺，所以我就穿著卡特太太的游泳衣坐在那裡，擺著一副笑臉。巴格斯特摸我的大腿。我想回家。”
“你很快就會回去的。”
“我不是說的那個家，我是說這兒的家。我在這個家裡可以把門一關，有人敲門我也不開。我暫時還不想離開這裡。”
“可是你在這裡一定很不快活。”
“我非常害怕海。”她說。
“你常常夢見海嗎？”
“不，我有時夢到約翰——這比夢見海更糟，因為我總是在一些噩夢裡夢到他，我現在還總是做這樣的噩夢。我是說以前在夢裡我同他總是吵架，現在在夢裡我們仍然不斷地吵架。”
“你們吵過架嗎？”
“沒有，他對我挺好。我們結婚才一個月，你知道。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對一個人好並不難，是不是？那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對自己的新環境還沒弄清楚。”斯考比覺得她從來也沒有弄清楚她的環境，至少在她離開她的無擋板籃球隊以後就一直沒有弄清楚過。那是一年之前的事嗎？有的時候他看見她正在漂著浮油似的水天相連的大海里仰臥在救生艇上，小艇裡還有一個面臨死亡的孩子、一個精神錯亂的水手、瑪爾珂特太太和那個念念不忘要對船主負責的輪機長；另一些時候他又看到她躺在擔架裡從自己面前抬過去，手裡緊緊攥著她的集郵簿。現在他看到的又是另一幅景象：她穿著借來的不合身的浴衣，在一片笑語喧譁和潑濺的水聲中手足無措，只能對著撫摸她大腿的巴格斯特憨笑……他心頭一陣黯然，感到自己對她的責任正像晚潮一樣把自己託舉到岸上。
“給你父親寫信了嗎？”
“啊，當然寫了。他給我打電報說，他正託人給我搞船票。我不知道他在伯裡怎麼能使得上勁兒，可憐的爸爸，他什麼人也不認識。他在電報上自然也提到了約翰了。”她從椅子上拿開一隻靠墊，取出電報紙來，“你念念。他對我真好，可是他一點兒也不瞭解我。”
斯考比讀道：非常為你悲痛，親愛的孩子，勿忘他已入福境。愛你的父親。電報上蓋著拍發時間的戳記，上面有伯裡的地名。這使斯考比想到父女兩人，天涯海角，相隔萬里。他說：“你說他一點兒也不瞭解你，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他相信上帝和天國這一類的事。”
“你不相信嗎？”
“我離開學校以後就都不相信了。約翰常常拿這些事跟他開玩笑，開無關緊要的小玩笑，你知道。爸爸並不在乎，但是他從來不知道我的想法同約翰一樣。如果你是一個牧師的女兒，有很多事你都要裝樣子。如果他知道我和約翰在結婚以前兩個星期就——就在一起了，他一定要氣死了。”
斯考比又一次想到，他面前的這個人對人情世故如何渾噩無知，難怪巴格斯特對她有些害怕。巴格斯特不是一個肯承擔責任的人，他想，如果有了什麼事，誰能叫這個對人情世故一無所知的傻孩子承擔責任呢？斯考比翻著自己給她收集來的一沓郵票，說：“我倒你回國以後準備做什麼。”
“我想，”她說，“他們可能讓我到軍隊裡去服務。”
斯考比想：如果我的女兒還活著，她也到了應徵的年齡，也要被扔進一所可怕的寄宿處去適應新環境了。經歷了大西洋的這段遭遇後，還要回英國本土去當國防後備隊員，或者婦女輔助陸軍隊員，聽大胸脯的女軍曹訓話，在廚房裡削土豆皮，看著金黃頭髮、薄嘴唇的女軍官搞同性戀。下班以後，有小夥子在營地外邊草地上金雀花叢裡等著要同你幽會……同這一切比起來，即使大西洋這裡也能給你一個家的感覺。他說：“你學沒學過速記，學過其他任何一種語言嗎？”只有聰明的人、機敏的人以及有影響勢力的人才逃脫得了這場戰爭。
“沒有，”她說，“我什麼都不好。”
不可能想象：她從大海里被拯救出來以後，又像是一條不值得捕捉的小魚似的重新給扔到海水裡去。
他說：“你會打字嗎？”
“我用一個手指頭打得蠻快。”
“我想你可以在這裡找到個工作。我們很缺少秘書。你知道，這裡官員的家屬都在市政廳工作。雖然這樣，我們的人手還是不夠。只不過這裡的氣候對婦女的健康不好。”
“我願意留在這兒。來，讓我們為我的工作乾一杯吧。”她開始招呼她的僕人。
“你學會了，”斯考比說，“一個星期以前你還很怕他……”海倫·羅爾特的傭人端著一個托盤走進來，托盤上擺著酒杯、酸橙、水和一瓶沒有開啟的杜松子酒。
“這不是我同他談過話的那個人。”斯考比說。
“不是，那個人走了。你同他談話態度太兇了。”
“所以又換了一個。”
“對了。”
“你叫什麼名字，孩子？”
“萬德，老爺。”
“我從前見過你，是不是？”
“沒有，老爺。”
“我是誰？”
“你是很大的警察，老爺。”
“別把這個人再嚇跑了。”海倫說。
“你從前在誰那裡？”
“我在叢林地那邊區專員佩倍爾頓家裡，老爺。我是他的小傭人。”
“我是不是在那兒見過你？”斯考比說，“我想我見到過你。你好好地伺候這位太太。她走了以後，我給你找個好差事。別忘了。”
“是的，老爺。”
“你還沒有看這些郵票呢。”斯考比說。
“沒有，我大概還沒有看呢。”一滴杜松子酒落在一張郵票上，留下一個斑痕。斯考比望著她把這枚郵票撿了出去，他的目光落到她的後頸上——她的直撅撅的頭髮像小老鼠尾巴似的緊貼在上面，好像大西洋已經把她的體力永遠吸乾了。他望著她的一張凹陷的臉，他覺得，很多年以來，在同別的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安詳寧靜，這種心情他只是在露易絲年輕的時候曾經有過。但是這一次情況並不一樣，他對自己說，同海倫在一起沒有任何危險。他比她大了三十多歲，熱帶的氣候早已使他失去了慾念。他懷著悲哀、愛憐和無限的同情望著她，因為他知道，將來他絕對不可能帶著她到各處走動，把這個她毫不瞭解的世界指點給她看。當她轉過頭來的時候，燈光照在她的臉上，她的樣子看上去有些醜陋——孩子在發育過程中常常有一段時候就是這樣醜陋。她的這種醜相好像是銬在他的雙腕上的手銬。
他說：“這張郵票糟蹋了，我再給你弄一張來。”
“啊，不用，”她說，“這沒關係，我還是把它收在集郵簿裡。我不是一個真正的收藏家。”
對於美麗、嫻雅、聰明的人，斯考比認為自己並不承擔任何義務。這些人自己可以闖出一條生活道路來。只有這種沒有人為之傾心的臉，這種誰也不肯偷眼斜睨的臉，這種不久就要習慣於呵斥和冷漠的臉，才需要他的真誠扶助。“憐憫”和“愛情”兩個詞人們一向用得不夠嚴謹，很少有人對這種可怕的、混淆不清的感情能夠體驗得那麼清楚。
她說：“不論什麼時候，我一看到這塊斑跡，就會想到這間屋子……”
“那麼，這張郵票就成了照片了。”
“你可以把一張郵票抽出來，”她用孩子似的清晰、真切的聲音說，“一點兒也看不出來這裡短了一張。”突然，她把身體轉向他說：“跟你談話我覺得非常舒服，我愛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我不怕得罪你。你不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我覺得很安全。”
“我們兩個人都很安全。”他們被包圍在一片雨聲中，雨點以一定的節奏一刻不停地敲打著鐵皮屋頂。她忽然熱情地說：“我的上帝，你多麼好啊！”
“我不好。”
她說：“我有一種感覺，你永遠也不會做出對不起我的事。”她的話像是對他發出的一道命令，不論執行多麼困難，他也要服從。她的手裡塞滿了他帶來的這些莫名其妙的小紙片。她說：“我要永遠儲存著這些郵票。我永遠也不用把它們抽出來。”
有人在門上敲了敲，一個興高采烈的聲音說：“弗賴第·巴格斯特來了。不是別人，是我，弗賴第·巴格斯特。”
“別做聲，”她低聲說，“別做聲。”她挽住他的胳膊，望著門，好像喘不過氣來似的微微張著嘴。他覺得她像是一隻逃回自己洞穴中的被追捕的動物。
“讓弗賴第進來吧，”那聲音央求著，“大方點兒，海倫。是弗賴第·巴格斯特呀！”這人顯然有些醉了。
她的身子緊緊靠著他，一隻手攏著他的腰。當巴格斯特的腳步聲走遠了以後，她抬起嘴巴來，他們的嘴吻在一起。他們本來以為的“安全”，原來是化了裝的敵人，它總是藉著友誼、信任和憐憫的名義施展自己的伎倆。
二
雨一刻不停地傾瀉著，把他房子下面的一小塊填築的沼澤地又變成一片汪洋。臥室的窗戶被風颳得來回搖擺；夜間某個時候刮過一陣狂風，窗鉤被風颳斷了。雨吹進屋子來，梳妝檯被澆得溼淋淋的，地板上積了一攤雨水。他的鬧鐘的指標指到四點二十五分上。他覺得自己好像回到一所離棄多年的老屋，如果他發現鏡子上蛛網密結、蚊帳爛成穗絡、地板上積滿鼠糞，他也不會感到驚奇的。
他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雨水順著他的褲腳滴滴答答地流下來，在他的防蚊靴四周又積了一攤水。他往家走的時候，把雨傘落下了；當時他處在一種奇特的狂喜的心情裡，彷彿是，他再度尋獲到自己失去的一件東西，一件屬於他青年時代的東西。在潮溼、喧囂的黑暗中，他甚至提高嗓門唱起弗萊賽爾經常哼唱的那首歌裡的一句歌詞來，雖然他唱得並不入調。但是，就在他從尼森式活動房屋到自己住房的這段路上，他又在某處把自己的歡樂失落了。
他是在清晨四點鐘醒來的。她的頭倚在他的腰部，他可以感到她的頭髮擦著他的胸脯。他把手伸出蚊帳，摸到了電燈開關。她的身體蜷縮著躺在那裡，那姿勢使他想到一個在逃跑中途遭受槍殺的人。他覺得在一剎那間，在他的溫柔和喜悅還未覺醒前，自己看到的是一具死於戰火的屍體。當燈光把她晃醒以後，她說的第一句話是：“讓巴格斯特見鬼去吧！”
“你做夢了嗎？”
她說：“我夢見我在一片沼澤裡迷了路，巴格斯特找到了我。”
他說：“我得走了。要是再睡下去，醒來的時候天就亮了。”他開始周密地盤算起他們兩人的這件事來。好像一個罪犯，他開始通盤考慮這件不能為外人發生的罪行。他計劃著下一步應該採取的步驟。在他的一生中，這是他第一次為了欺騙而嚴密思考、反覆推論。如果這樣這樣……就會如何如何。他說：“你的傭人什麼時候來？”
“大概六點左右。我不太清楚。他七點鐘喊我起床。”
“阿里六點差一刻給我燒水。我最好走吧。”他到處仔細察看了一番，是否自己在這裡過夜留下什麼痕跡。他把一塊席子弄平，猶豫了一會兒，要不要把菸灰缸倒掉。但是最後，他還是忘了那把靠牆放著的雨傘。他也覺得，這是罪犯經常犯的那種典型的錯誤。當雨點淋到身上，使他想起雨傘的時候，他發現已經太晚了。他需要大聲敲她的房門，而且有一間宿舍已經亮起了燈光。當他拿著一隻防雨靴，站在自己房間裡的時候，他疲倦地、淒涼地想，以後我一定要做得好一些。
以後——令人悲哀的就在這個“以後”。是說蝴蝶在尋愛的過程中死掉嗎？人可不是這樣，人是要承擔後果的。責任同負疚，都要他承擔——他不是巴格斯特，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他發過誓，要使露易絲幸福，而今他卻又承擔下另外一個與他的誓言矛盾的責任。他想到他有一天不得不說那些謊言，就感到非常疲倦；他現在已經感到了那些還沒有淌血的受害者身上的傷痛。他倚著枕頭仰面躺著，睡意全無，怔怔地望著窗外灰暗的黎明。在這一片迷茫的水霧上面，他感到流動著另一件冤屈，漂浮著另外一個受害者，不是露易絲，也不是海倫。遠處市鎮裡，公雞過早地喔喔啼叫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