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人性的因素》（4）

1 戴維斯死後的許多夜晚，卡瑟爾的睡眠裡都充斥著夢，碎片拼成的夢追逐著他直到天明。戴維斯並不在其中——也許是因為如今在他們這個冷清蕭索的分部裡，對他的思念已填滿了醒著的時光。戴維斯的鬼魂還附在扎伊爾事務上，而辛西婭編譯的電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錯誤百出。

在夜裡，卡瑟爾會夢見由仇恨重建起來的南非，不過偶爾夾雜其中的也有那個他已忘記曾多麼熱愛的非洲。在一個夢裡，他和薩拉突然邂逅於約翰內斯堡一個垃圾遍地的公園，她坐在為黑人專設的長凳上：他轉身去找另外的凳子。卡森在廁所入口與他分開，進了為黑人保留的衛生間，留下他站在外面，為自己鼓不起勇氣而羞愧，可到了第三個夜晚，他又做了很不相同的夢。

醒來時他對薩拉說：“真滑稽。我夢見魯奇蒙了。有好多年沒想起他了。”

“魯奇蒙？”

“我忘了。你從不認識魯奇蒙。”

“他是誰？”

“自由州[1]的一個農場主。在某種意義上，我喜歡他就像我喜歡卡森那樣。”

“他是共產主義者嗎？肯定不是，假如他是農場主的話。”

“不是。他屬於那一類在你們的族人掌權後就得死的人。”

“我的族人？”

“我的意思當然是說‘我們的族人’。”他急忙說，同時悲哀地感到彷彿險些撕毀了一個誓約。

魯奇矇住在一塊半沙化地帶的邊緣，離布林戰爭的舊戰場不遠。他的先祖是胡格諾教徒[2]，在遭迫害時期逃離了法國，但他不會說法語，只會南非荷蘭語和英語。在出生之前，他已融入了荷蘭人的生活——但不包括種族隔離。他把界限劃得很清楚——他不投國民黨人的票，他鄙視團結黨，而某種無以言表的對祖先的忠誠感也使他對那一小撥進步分子敬而遠之。那不是一種英雄氣概，而也許在他眼裡，正如在他先人眼裡一樣，在沒有政治的地方才會出現英雄主義。他以仁愛和理解的態度對待僱工，從不擺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勢。有一天卡瑟爾聽見他在和自己的黑人工頭為莊稼的事辯論——爭論雙方完全是平等的。魯奇蒙的家族和那工頭的部落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來到南非。魯奇蒙的祖父可不像科尼利厄斯·穆勒的祖父，不是什麼開普省養鴕鳥的百萬富翁：六十歲時，魯奇蒙大爺還跨馬跟隨德·韋特[3]抗擊英國侵略軍，還在當地的一座小山丘上負過傷。小山坡倚著冬雲俯視著農莊，那裡也正是數百年前叢林居民在岩石上刻畫動物的地方。

“想象一下，揹著包、冒著炮火向上攀登。”魯奇蒙曾對卡瑟爾說。他欽佩英國軍隊的勇敢和堅忍，似乎他們是歷史書上富有傳奇色彩的掠奪者，就像曾經登陸薩克森沿岸的維京人。他對維京人這樣的侵略者並無怨恨，也許只因懷著對這樣四處漂泊的無根民族的某種憐憫，他們輾轉來到這片古老、疲倦而又美麗的土地，而他自己的家族也只是在三百年前才安家於此。有一天他藉著威士忌的勁道對卡瑟爾說：“你說你正在寫一本研究種族隔離的書，可你永遠也不理解我們這兒的錯綜複雜。我和你一樣痛恨種族隔離，可比起我的僱工，你對我而言更像是陌生人。我們是屬於這裡的——你是外人，和那些來來往往的遊客沒什麼分別。”卡瑟爾可以肯定，當要面臨抉擇時，他會摘下客廳牆上的槍，以保衛沙漠邊緣他們這塊艱辛開墾的土地。他不會為種族隔離或是白種人去戰死疆場，但會去為這無數摩根[4]的土地而拼命，他管這腳下的地叫自己的土地，儘管它受著乾旱、洪水、地震、畜疫的襲擾，還有蛇，他將其稱作和蚊子差不多的小害蟲。

“魯奇蒙是你的特工嗎？”薩拉問。

“不，但有意思的是我透過他遇見了卡森。”他也許還可以說“而透過卡森，我加入了魯奇蒙敵人的部隊”。魯奇蒙曾僱請卡森為他的一個工人辯護，後者被當地警察指控有暴力犯罪行為，而實際上他是無辜的。

薩拉說：“有時候我希望自己仍然是你的特工。你現在可以跟我說的比過去少多了。”

“我向來不會和你多說什麼——可能你覺得我說了不少，但為了你自身安全著想，我儘量不向你透露情況，而且即便說出來的也常常是謊話。就像我想寫的那本關於種族隔離的書。”

“我本以為到英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薩拉說，“我以為不再有什麼秘密了。”她吸了口氣，很快便又睡去，而卡瑟爾卻很長時間無法入眠。他曾不止一次有著強烈的衝動，想信賴她，向她和盤托出，正如一個結束了婚外戀情的男人突然希望向妻子全部坦白這段悲傷的羅曼史，毅然解釋清楚那麼多不曾說清楚的沉默，那些欺瞞的伎倆，那些他們無法分擔的憂慮，而最終他也會像那個男人一樣得出結論：“既然都結束了，為什麼還要拿這些來煩擾她？”因為他真的相信，即便是短暫的相信，事情確實是結束了。

2 坐在這間和戴維斯獨佔了這麼多年的屋裡，面對桌子那頭這個叫科尼利厄斯·穆勒的人，這一情景讓卡瑟爾覺得格外生疏——一個發生了奇特轉變的穆勒，這個穆勒竟對他說：“我從波恩回來以後聽到了這個訊息，很是難過……當然我還沒見過你這位同事……不過對你來說肯定是個很大的打擊……”這個穆勒竟開始與普通人有些相像了，似乎已不是boss頭目，而是他也許能在去尤斯頓的火車上偶遇的一個人。穆勒口氣裡的同情心讓他驚訝——聽起來古怪而又真摯。在英國，他想，我們對所有無關切身之痛的噩耗變得越發玩世不恭，甚至在此番情形下，得體的做法也是在陌生人面前迅速戴上一個漠不關心的面具。死亡與公務毫不相干。但卡瑟爾還記得，在穆勒所屬的荷蘭歸正教會，死亡仍是家庭生活裡最重要的事件。卡瑟爾曾在德蘭士瓦省參加過一個葬禮，留在他回憶中的並非悲痛，而是那種場合的肅穆，乃至端莊的禮儀。在社交意義上死亡對於穆勒而言仍是重大的，即便他是boss官員。

“嗯，”卡瑟爾說，“的確太突然了。”他補充道，“我已請秘書把扎伊爾和莫三比克的檔案送過來。至於馬拉維，我們得靠mi5，而且未經允許我沒法給你看。”

“我和你說過話後就去看，”穆勒說，“那天晚上在你家我過得非常愉快。見了你夫人……”他猶豫了一會兒又續道，“還有你兒子。”

卡瑟爾希望在穆勒重提薩拉被送往史瓦濟蘭的路線之前，這些開場白只是客氣的預備。如果要將敵人擋在安全距離之外，就一定得始終把他往壞處想：永遠不能留給其翻身的機會。那些將軍做得對——對壘的戰壕間嚴禁互致聖誕快樂。

他說：“薩拉和我當然也很高興見到你。”他按了按鈴。“我很抱歉。他們整理卷宗要費這麼大工夫。戴維斯的去世讓我們這兒有些措手不及。”

一個他不認識的姑娘應了鈴聲走進來。“我五分鐘前就打電話要卷宗了，”他說，“辛西婭呢？”

“她不在。”

“她為什麼不在？”

姑娘用冰冷的目光看著他：“她請假了。”

“她生病了嗎？”

“也不算是。”

“你是誰？”

“佩內洛普。”

“好吧，能不能告訴我，佩內洛普，你講的‘也不算是’究竟是什麼意思？”

“她很難過。很自然的，不是嗎？今天是葬禮。阿瑟的葬禮。”

“今天？對不起。我忘了。”他又說道，“不管怎樣，佩內洛普，還是請你把卷宗拿來。”

她離開房間後，他對穆勒說：“很抱歉這兒的工作有些亂。我們這麼辦事肯定讓你很不習慣。我真的忘了——戴維斯今天下葬——葬禮十一點舉行。為了驗屍已經耽擱了。那姑娘記得的。我倒是忘了。”

“對不起，”穆勒說，“早知道的話我就改天來了。”

“這不是你的錯。是這麼回事——我有一本公務日誌和一本私人日誌。瞧，我在這兒給你做了標記，十日星期四。私人日誌我是放家裡的，我肯定把葬禮記在那上面了。我總是忘記核對一下兩個本子。”

“雖說是這樣……把葬禮忘了……是不是有點奇怪？”

“是啊，弗洛伊德會說我是想忘記。”

“只需再定個日子，然後我就走。明天或是後天？”

“不，不。說到底哪樣事情更重要？‘瑞摩斯大叔’還是聽為可憐的戴維斯做的祈禱？順便問一下，卡森葬在哪兒了？”

“在他家鄉。離金伯利不遠的一個小鎮。我猜要是我告訴你我去參加了他的葬禮，你會很驚訝，是嗎？”

“不，我能想象你得去留心注意那些哀悼者都是些什麼人。”

“有人在的——你說得對——有人在監視。但我是自己要去的。”

“範·丹克上尉沒去？”

“沒有。他很容易被認出來。”

“我真不明白他們在怎麼弄那些卷宗。”

“這個戴維斯——也許他對你無足輕重？”穆勒問。

“嗯，比不上卡森。你們的人幹掉的。不過我兒子挺喜歡他。”

“卡森是得肺炎死的。”

“是的。當然。你是這麼告訴我的。我把這也忘了。”

當卷宗終於送到後，卡瑟爾一邊翻閱一邊盡力回答穆勒的問題，可他有一半心思卻不在這上面。“對此我們還沒有可靠的情報。”他發覺這樣的話自己已說了三次了。當然那是故意的謊言——他在保護一個線人不受穆勒傷害——他們正涉足危險地帶，還沒有開始合作、雙方都懸而未決的領域。

他問穆勒：“‘瑞摩斯大叔’真行得通嗎？我真不信美國人又想捲進來了——我的意思是把軍隊開到陌生的大陸上。除了從像海明威這樣的作家那兒瞭解一點兒，他們對非洲跟對亞洲一樣無知。他也只是參加旅行社安排的一個月的狩獵團，寫一寫白人獵手和射殺獅子的故事——那些可憐的畜生，為留給那些遊客早已餓得半死了。”

“‘瑞摩斯大叔’的理想目標，”穆勒說，“就是要爭取兵不血刃。至少不用大動干戈。當然一些技術人員還是要的，不過他們已經在我們那兒了。美國在南非運作著一座導彈跟蹤站和一座太空跟蹤站，並擁有飛越領空權以維持那些基站的運轉——這你肯定都清楚。沒有人抗議，沒有遊行示威。伯克利沒有學生騷亂，國會也沒有質疑。我們的內部情報安全措施到目前為止做得十分到位。你瞧，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種族法令是正當的，是很好的掩護。我們沒必要判什麼人有間諜罪——那隻會招人耳目。你的朋友卡森是個危險分子——但如果我們判了他間諜罪就更危險。現在跟蹤站里正忙得熱火朝天，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要求與你們的人緊密合作。你們可以查明任何危險之處，而我們能夠悄無聲息地去處理好。在某種意義上你們比我們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去滲透進自由派組織的根基，或者甚至是黑人民族主義組織。舉個例子。我非常感激你們給我提供的關於馬克·甘博的情報——當然我們已經都知道了。可現在我們可以感到很滿意，因為我們沒有漏掉重要的資訊。從那個特定角度看是沒有危險的——至少眼下如此。接下來的五年，你瞧著，是至關重要的——我的意思是對於我們的生存而言。”

“不過我不明白，穆勒——你們能生存嗎？你們有漫長的、敞開的邊境線——長得根本無法佈雷。”

“從舊的理念上講是這樣，”穆勒說，“我們現在倒不如考慮一下，氫彈已使得原子彈成了戰術武器。戰術是個讓人放心的字眼。不會有人挑起核戰爭，因為使用的只是戰術武器，而且是在遙遠得幾乎全為沙漠的地帶。”

“那輻射問題怎麼處理？”

“我們很幸運，擁有對我們有利的風向，還有我們的沙漠。此外，戰術核炸彈算相當乾淨了。比廣島的好多了，而且我們知道其效用很有限。在輻射可能持續幾年的地區幾乎沒有白人。假如有入侵的話，也會從我們計劃的入口進來。”

“我有點兒明白了。”卡瑟爾說。他想起了薩姆，如同他在看報紙上的旱災圖片時想起他一樣——屍體橫陳，禿鷲盤旋，可到時候禿鷲也將被輻射殺死。

“這些就是我來想向你說明的——大概的情況——我們沒必要說得很詳細——這樣你就能恰當地評估你所掌握的任何情報了。目前跟蹤基站是敏感點。”

“就像種族法令一樣，他們能遮蓋許多罪行？”

“完全正確。你我也沒必要兜圈子了。我明白你得到指示，某些材料是我不能看的，我也相當理解。我得到的命令也跟你一樣。最重要的是，我們得同等地看著同一幅圖景——我們將並肩作戰，所以我們得看著同一幅畫。”

“事實上我們在同一只箱子裡了？”卡瑟爾說，他用自己才明白的玩笑揶揄所有人，包括boss、他自身的情報部門，甚至鮑里斯。

“箱子？是的，我想你可以這麼說。”他看了看錶，“你是不是說葬禮十一點開始？現在十一點差十分了。你還是去吧。”

“葬禮少了我也能舉行。戴維斯如有在天之靈會理解的，如果沒有……”

“我敢肯定會有在天之靈的。”科尼利厄斯·穆勒說。

“你肯定？難道這想法不讓你有點兒害怕？”

“為什麼？我一直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

“可你那些小小的戰術核炸彈。想想有那麼多的黑人會死在你前面，並在那頭等著你。”

“恐怖分子，”穆勒說，“我認為不會再見到他們。”

“我不是說游擊隊。我是說所有那些生活在受輻射沾染的地區的家庭。兒童、姑娘、老奶奶們。”

“我想他們會有他們自己的天堂。”穆勒說。

“天堂也有種族隔離？”

“哦，我知道你在取笑我。可我認為他們不會享受我們那種天堂的，你覺得呢？不管怎樣，我把這都留給神學家去思考吧。你們轟炸漢堡時也沒放過孩子吧，不是嗎？”

“感謝上帝，我那會兒沒有參與我現在正參與的事。”

“我想你如果不準備去葬禮的話，卡瑟爾，我們應該繼續幹正事了。”

“很抱歉。我同意。”他的確有些後悔，他甚至感到了害怕，就像他那天早晨在比勒陀利亞boss的辦公室裡一樣。七年來他一直戰戰兢兢地穿越著雷區，而今面對科尼利厄斯·穆勒時他第一步便走錯了。會不會他已落入某個深知他脾性的人設下的圈套？

“當然，”穆勒說，“我明白你們英國人就愛為爭論而爭論。唉，連你們的專員都要拿種族隔離嘲諷我一番，不過談起‘瑞摩斯大叔’……嗯，你我還是要認真對待。”

“是的，我們還是回到‘瑞摩斯大叔’上來吧。”

“我已得到允許告訴你——當然也是粗線條的——我在波恩的遭遇。”

“你遇到困難了？”

“不是很大的麻煩。和其他舊殖民國家不同——德國人私下裡對我們抱有不少同情。可以說這能追溯到當年德皇致克魯格總統的電報。他們對西南非洲局勢很擔心；他們寧願由我們控制西南非洲也不願看到那兒有權力真空。畢竟他們統治西南非時比我們要殘暴，而西方世界也需要我們的鈾。”

“你是不是帶回來了一份協議？”

“協議談不上。我們不像過去那樣簽訂秘密條約了。我只與和我級別對等的人物接觸，不是外交部長或總理。就跟你們的專員一直在和華盛頓的cia談判一樣。我所希望的是我們三方能夠達成一種更明晰的理解。”

“一種秘密理解而不是秘密條約？”

“說得很對。”

“那法國人呢？”

“一切順利。如果我們是加爾文教派，那他們則是笛卡爾的信徒。笛卡爾從不擔心他那個時代的宗教迫害。法國人在塞內加爾和象牙海岸有著重大影響，他們甚至和金沙薩的蒙博託之間也有相當的瞭解。古巴不會再在非洲橫插一腳（美國已做出保證），安哥拉在很多年內都不會有什麼危險。如今誰也不想宣告世界末日的來臨。就連一個俄國人也願意在床上安息，而不是死在碉堡裡。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如果遭到襲擊，我們將用幾顆核炸彈——當然是小小的戰術炸彈——來換取五年和平。”

“那再往後呢？”

“那就是我們與德國達成諒解的實質內容。我們需要一場技術革命以及最新的採礦機器，儘管我們自身的先程序度是所有人都料想不到的。五年後我們能夠將礦井裡的勞力減半：對於技術熟練的工人，我們可以使其工資加倍，這樣就可以造就一個黑人中產階級，就像美國那種。”

“那失業的人呢？”

“他們可以回老家。那是老家的意義所在。我是個樂觀主義者，卡瑟爾。”

“那種族隔離還繼續保留嗎？”

“和現在一樣，某種程度的隔離將一直存在——在富人和窮人之間。”

科尼利厄斯·穆勒摘下金邊眼鏡擦著那金質的部分，直至擦得鋥亮。他說：“我希望你夫人喜歡她那條披肩。你要知道現在我們明白了你的真實職責，就隨時歡迎你回來。當然，帶著你家人一起來。你可以放心，他們會被當作名譽白人受到優待。”

卡瑟爾很想回一句“可我是個名譽黑人”，但這次他謹慎了些：“謝謝。”

穆勒開啟公文包拿出一張紙。他說：“關於我在波恩的會晤，我給你記了幾句。”他取出一支圓珠筆——又是金的。“下次會面時，你也許會給我一些涉及這幾點內容的有用資料。星期一你方便嗎？同一時間？”他補充道，“請看完後銷燬。boss不願它儲存在哪怕是你最機密的文件裡。”

“當然。就照你說的辦。”

穆勒走後，他將紙放進了口袋。

1 珀西瓦爾醫生與約翰·哈格里維斯爵士到達位於漢諾威廣場的聖·喬治教堂時，那裡還門可羅雀，哈格里維斯前一天晚上剛從華盛頓回來。

一個戴黑袖章的男子獨自站在前排過道里，珀西瓦爾醫生猜想他大概就是從德羅伊特威奇來的牙醫。他拒絕給任何人讓道——彷彿他是在作為活著的最親近的家屬守衛著整個第一排。珀西瓦爾醫生和專員找了靠後的位子坐下來。戴維斯的秘書——辛西婭，還在他們後面兩排。丹特里上校與沃森一塊兒坐在過道的另一邊，還有幾張面孔珀西瓦爾醫生則不太熟悉。也許只在走廊或是mi5的會議上瞥過幾眼，或許根本就是唐突進來的閒客——葬禮與婚禮一樣吸引著不相干的人。最後一排兩個穿著邋遢的人則幾乎可以肯定是戴維斯在環境部的室友。有人輕輕奏起了管風琴。

珀西瓦爾醫生對哈格里維斯耳語道：“坐飛機順利嗎？”

“在希思羅晚點三小時，”哈格里維斯說，“食物難以下嚥。”他嘆了口氣——也許他在不無遺憾地回味他夫人做的肉排腰子餡餅，要不就是他俱樂部裡的燻鱒魚。管風琴奏出最後一個音符便歸於沉寂。幾個人跪下去，幾個站了起來。似乎接下來該怎麼做大家都有猶豫。

一個眾人大概都不認識，甚至棺材裡的死者也沒見過的牧師拖長了調子吟詠道：“請將爾之病禍帶離我；我甚或被爾之重掌吞噬。”

“是什麼病禍要了戴維斯的命，以馬內利？”

“別擔心，約翰。驗屍都安排得很妥當。”

對於多年未參加過葬禮的珀西瓦爾醫生而言，這種儀式充斥著無關的資訊。牧師開始唸誦《哥林多前書》經文：“世間肉體並非同一：人有人體，獸有獸軀，魚有魚身，鳥亦自有其血肉。”這話不可否認是正確的，珀西瓦爾醫生想。棺材裡裝的並不是魚；要真是魚，他會更感興趣的——或許是條碩大的鱒魚。他飛快地掃了一眼四周。那姑娘的睫毛裡閃動著一滴淚珠。丹特里上校帶著惱怒抑或陰鬱的表情，也許在忍受著痛苦的折磨。沃森顯然也在為著什麼悶悶不樂——大概在想將誰提到戴維斯的職位上。“完了以後我要跟你談談。”哈格里維斯說，而那可能也很無聊。

“看吧，我向你們展示神蹟。”牧師讀道。什麼神蹟，關於我殺了該殺的人？珀西瓦爾醫生可這永遠不會有答案，除非繼續有情報洩露——那就肯定意味著他犯了一個不幸的錯誤。專員會非常惱火，丹特里也一樣。很遺憾我們不能像將魚放生那樣把人扔回河裡。牧師升高了音調開始念英國文學裡熟知的一段：“死啊，你的毒鉤在哪裡？”他像一個飾演哈姆雷特的拙劣演員，剛剛念出這句著名的獨白，聲音卻又低沉下去，復歸乏味而酸腐的結尾：“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的毒鉤就是罪，罪的權勢就是律法。”[5]聽來如同歐幾里得的一個命題。

“你說什麼？”專員悄聲說。

“qed[6]。”珀西瓦爾醫生回答。

2 “你說的qed到底是什麼意思？”當他們終於出了門時約翰·哈格里維斯爵士問道。

“是對牧師的回應，似乎比‘阿門’更恰當。”

之後他們差不多在沉默中向“旅行者”俱樂部走去。出於一種默契，他們都覺得這天在“旅行者”吃飯好像比在“革新”更合適——戴維斯已成為一個榮譽旅行者，踏上了去那不可探知的世界的旅程，況且他已失去了一人一票的選舉權利。

“我記不得上回什麼時候參加葬禮了，”珀西瓦爾醫生說，“我想是一個伯祖母的，不止十五年前了。儀式弄得很呆板，是吧？”

“過去在非洲我很喜歡參加葬禮。有很多音樂——即便樂器只是些盆盆罐罐和空沙丁魚罐頭。這使人想到死亡畢竟也許是很有樂趣的。我看見的那個掉眼淚的姑娘是誰？”

“戴維斯的秘書。她名叫辛西婭。顯然，戴維斯愛著她呢。”

“這種事情很常見，我想。在我們這個部門是避免不了的。丹特里徹底查過她了，我猜？”

“哦，是的，是的。實際上她提供給了我們一些有用的情報——非常無意地。你記得在動物園的那件事。”

“動物園？”

“當戴維斯……”

“哦是的，我現在想起來了。”

與往常的週末一樣，俱樂部幾乎空無一人。他們的午餐本要先上燻鱒魚的——這差不多已成了一種自動反射，可今天卻不供應。珀西瓦爾醫生很不情願地接受了鮭魚作為替代。他說：“我但願能更好地瞭解戴維斯。我想我會很喜歡他的。”

“但你仍然認為是他捅的婁子？”

“他很聰明地扮演了頭腦相當簡單的人。我欣賞聰明，還有勇氣。他肯定需要很多勇氣的。”

“在錯誤的事業中。”

“約翰，約翰！你我所處的位置可沒法談什麼事業。我們不是十字軍戰士——我們活在一個錯誤的世紀裡。薩拉丁[7]早就被趕出耶路撒冷了。而耶路撒冷也沒因此得到太多好處。”

“不管怎樣，以馬內利……我沒法讚賞叛變行為。”

“三十年前，當我是學生時，我更願意把自己想成是個共產主義者。現在……？誰是叛徒——我還是戴維斯？我過去是真相信國際主義的，而現在正秘密地為民族主義而戰。”

“你長大了，以馬內利，就這麼回事。想喝什麼——紅葡萄酒還是勃艮第[8]？”

“紅葡萄酒吧，如果對你來說都可以的話。”

約翰·哈格里維斯蜷縮在座椅裡，將自己深埋在酒單中。他一副怏怏不樂的樣子——也許只因為無法在聖埃美隆和梅多克之間拿定主意。最後他終於做了選擇點好了飲料。“有時候我搞不清你為什麼要幹我們這行，以馬內利。”

“你剛才說了，我長大了。我認為共產主義成不了氣候——從長遠看——不會比基督教好到哪裡，而我又不是十字軍士兵那種型別。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可能上帝是個資本家。我想加入在我有生之年贏面最大的一方。別這麼大驚小怪的，約翰。你覺得我玩世不恭，可我不想白費那麼多時間。贏的一方將有能力建造更好的醫院，更致力於癌症研究——當所有這些核子破爛都可以壽終正寢的時候。眼下我挺喜歡我們玩的這個遊戲。喜歡。喜歡而已。我不想裝作是上帝或馬克思的狂熱信徒。對那些信徒你要留神。他們不是什麼可以信賴的玩家。不管怎麼說，遊戲另一方的高手還是會讓人慢慢喜歡上的——增加了許多樂趣。”

“即使是個叛徒？”

“哦，叛徒——那是個過時的詞兒了，約翰。玩家和遊戲是同等重要的。要是桌子那頭的對手很蹩腳，我不會喜歡玩兒的。”

“而你……你殺了戴維斯？或許不是？”

“他是因肝臟問題死的，約翰。去讀讀驗屍報告吧。”

“一次皆大歡喜的巧合？”

“那張做了記號的鈔票——這可是你的主意——出現了，你瞧——最古老的把戲了。只有他和我知道我那關於波頓的小小幻想。”

“你應該等到我回來的。你跟丹特里商量了嗎？”

“你走的時候讓我負責的，約翰。當你感到魚線有動靜了，你不會站著傻等岸上的另外什麼人給你建議吧。”

“這大寶莊園[9]——你是否覺得物有所值？”

“非常好。”

“我想在華盛頓他們肯定毀了我的味覺。整天喝乾馬提尼。”他又嚐了一口酒，“要不就是你有問題。從來就沒有事情讓你煩心嗎，以馬內利？”

“嗯，有啊，葬禮就讓我有些煩心——你注意到他們甚至還奏了管風琴——還有下葬儀式。所有這些都不便宜，而我猜戴維斯不會剩幾個錢的。你覺得那個可憐的牙醫會照單全收嗎——或者由我們從東方來的朋友照料了？我認為這很不合適。”

“別為這個操心，以馬內利。辦公室會掏錢的。我們不必動用秘密基金。”哈格里維斯把酒杯推到一邊。他說：“我感覺這大寶不像是1871年的。”

“戴維斯的身體這麼快就有了反應，讓我著實有些吃驚，約翰。我精確計算過他的體重，而且給了他我認為是少於致命性的劑量。你瞧，黃麴黴毒素從沒在人體上試驗過，我也想在遭遇緊急情況時能更有把握地開出適當的劑量。也許他的肝臟情況已經不妙了。”

“你是怎麼給他下藥的？”

“我下在酒裡了，他給我喝了一種可怕的威士忌，他稱之為‘白沃克’。那味道足以蓋住黃麴黴毒素。”

“我只能祈禱你捉到了該捉的魚。”約翰·哈格里維斯爵士說。

3 丹特里悶悶不樂地拐進聖·詹姆斯街，在回自己公寓途經懷特酒店時，他聽見有人從臺階上叫他。此時他的思緒和目光都落在排水溝裡，他抬起了頭。他認出了那張面孔，但一時想不起名字，更記不得是在何種境況下和他見過。他覺得好像是叫鮑芬。巴芬？ “有‘麥提莎’嗎，老夥計？”

於是當初見面的情景不無尷尬地重新浮現出來。

“來吃點午飯吧，上校？”

巴菲是個可笑的名字。當然這傢伙肯定還有另外的名字，可丹特里一直無從知曉。他說：“對不起。家裡已做好了午飯。”這不完全是個謊話。在去漢諾威廣場之前，他拿好了一罐沙丁魚，昨天的午飯還剩了些麵包和乳酪。

“那就來喝一杯吧。家裡的飯總可以等的。”巴菲說，丹特里再也想不出什麼藉口推辭了。

時間還早，酒店只有兩個人。他們似乎對巴菲太熟悉了，只淡淡地打了個招呼。巴菲看來也不在意，將手大咧咧地一揮，將酒吧招待也包括在內。“這是上校。”那兩人沒精打采地咕噥了幾句客套話。“一直不知道你名字，”巴菲說，“打獵那次。”

“我也不知道你貴姓。”

“我們在哈格里維斯家見的面，”巴菲解釋說，“上校是幹秘密工作的。詹姆斯·邦德那種。”

那兩個中的一個說：“我從沒讀過伊恩[10]寫的那些書。”

“對我來說太色情了，”另一位說，“誇張。我也像正常人那樣喜歡幹那個，不過那不是最重要的，是嗎？我的意思是，不像你那樣熱衷。”

“你想來點什麼？”巴菲問。

“幹馬提尼，”丹特里上校說，他記起了跟珀西瓦爾的初次會面，便又說道，“要很乾的。”

“一大杯特幹馬提尼，喬，再一大杯粉紅馬提尼。要用大杯裝滿了，老夥計。別小氣。”

一種深沉的靜默籠罩在了酒吧裡，似乎人人都各懷心事——伊恩·弗萊明的小說，打獵聚會，或是葬禮。

巴菲說：“有一樣東西上校和我都愛吃——‘麥提莎’。”

另外兩人中的一個從沉思中轉過神來，說：“‘麥提莎’？我更喜歡‘聰明豆’[11]。”

“‘聰明豆’是什麼鬼玩意兒，迪基？”

“巧克力豆豆，什麼顏色都有。吃起來味道一樣，但不知怎的我就偏愛紅色的和黃色的。我不喜歡紫紅的。”

巴菲說：“我看見你從街那頭走過來，上校。你好像是在自言自語，假如你不介意我這麼說的話。國家機密？你準備去哪兒？”

“就是回家，”丹特里說，“我住附近。”

“你好像在生悶氣。我對自己說，國家肯定有危難了。這些幹情報的知道得比咱多。”

“我剛參加過一場葬禮。”

“不是親近的人吧，我希望？”

“不是。辦公室裡的。”

“哦，嗯，在我想來葬禮總是比婚禮強。我忍受不了婚禮。葬禮是結束。婚禮呢，嗯，只是通向另一段生活的倒黴的階梯。我寧願慶祝一場離婚——可那常常也是一段階梯，不過是通向另一次婚姻的。人們都習慣成自然了。”

“少來這套吧，巴菲，”迪基，就是那個喜歡“聰明豆”的人說，“你自己也不是沒想過成家。我們都知道你在婚姻介紹所的那樁事兒。後來逃脫了算你走運。喬，給上校再來一杯馬提尼。”

丹特里喝乾了第一杯，他感到自己迷失在了陌生人當中。他說話時，就像從他不懂的外語課本上的常用習語裡揀了一句：“婚禮我也參加了。就在不久前。”

“也是幹情報的？我是說，你們局子裡的？”

“不。是我女兒。她結婚了。”

“老天，”巴菲說，“我再也沒想到你也是那撥子裡的——我的意思是已婚人士。”

“幹這行的不一定就不成家啊。”迪基說。

還沒怎麼開過口的第三個人此時發話了：“你別擺出高人一等的臭架子，巴菲。我曾經也是那撥子裡的，雖然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實還是我老婆把‘聰明豆’介紹給迪基的呢。你記得那天下午嗎，迪基？我們吃了頓讓人洩氣的午飯，因為我們有點兒明白這個家是沒法維持了。然後她說‘聰明豆’，說的就是這個，‘聰明豆’……我不懂為什麼。我猜當時她想我們應該說點兒什麼。她可是很會表演的。”

“我不能說全記得這些了，威利。‘聰明豆’好像很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現了。本以為是我自個兒發現的好東西。再給上校來杯乾的，喬。”

“不了，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我真得回家了。”

“該輪到我了，”那個叫迪基的人說，“把他的杯子加滿，喬。他剛參加了葬禮，需要開心一點。”

“我很早以前就習慣葬禮了。”在一口喝下第三杯幹馬提尼後，丹特里說的話使他自己都感到吃驚。他意識到自己現在與陌生人的談話比以往放縱了許多，而這世上大多數人對於他而言都是生人。他很想自己也來為他們每人買一杯，可不用說，在這裡，他們是做東的。他覺得和他們相處得很友好，可他——這一點他很肯定——在他們眼裡仍然不是一路人。他希望能讓他們感興趣，但有許多話題都是他的禁區。

“為什麼？你家裡有很多人死了？”迪基帶著醉意好奇地問。

“不，不完全是這樣。”丹特里說，他的羞怯已淹沒在第三杯馬提尼中。不知何種原因他一直記得一座鄉村火車站，三十多年前他和自己帶的野戰排曾到過那裡——敦刻爾克撤退後為防止德軍入侵，站上的地名牌都拆掉了。彷彿他重又給自己壓上了沉重的揹包，而今他砰地將包袱卸在了懷特酒店的地板上。“你們要知道，”他說，“我父親是牧師，所以小的時候我去過很多葬禮。”

“這我怎麼也猜不到，”巴菲說，“還以為你出生軍人家庭呢——將門虎子，可以帶大隊人馬打仗的那種。喬，我的酒杯嚷著要添哪。不過，當然了，仔細琢磨琢磨，你父親是牧師，這說明了很多問題。”

“說明了什麼？”迪基問。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他有些火氣，對什麼都要質問一番。“‘麥提莎’？”

“不，不，‘麥提莎’得另當別論了。現在我可不能跟你們講這個。說來話長了。我的意識是上校是幹情報工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牧師也是，你們好好想想……你們明白，懺悔室裡的秘密，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們也得對工作守口如瓶。”

“我父親不屬於羅馬天主教。他甚至也不是高教會派。他是海軍的隨軍牧師。在一戰中。”

“一戰，”那個曾結過婚且有些乖僻、名叫威利的人說，“那是該隱和亞伯之間的戰爭。”他淡淡地來了這麼一句，似乎想終結這一毫無必要的談話。

“威利的父親也是幹牧師的，”巴菲解釋道，“大人物。主教對隨海軍牧師。贏了。”

“我父親參加過日德蘭戰役。”丹特里告訴他們。他並沒有向他們挑釁，用日德蘭來壓過主教職位的意思。那只是他重溫的另一段記憶。

“不過是作為非戰鬥人員。那算不上什麼，對吧？”巴菲說，“不是跟該隱和亞伯打。”

“你瞧上去沒那麼老。”迪基一邊帶著懷疑的神氣對他說，一邊啜著杯中酒。

“那時我父親還沒結婚。他戰後娶的我母親。在二十年代。”丹特里意識到這談話越來越離譜了。那杜松子酒簡直像真正的毒品一樣發揮著效用。他知道自己說得太多了。

“他娶了你母親？”迪基像個審訊員一樣尖刻地問道。

“他當然娶的是她。在二十年代。”

“她還健在嗎？”

“他們去世很長時間了。我真得回家了。我的飯菜要擱壞了。”他補充道，同時惦記著那碟正在風乾的沙丁魚。那種與陌生人友好相處的融洽感覺已不知去向。談話的內容越來越難聽。

“這些都和葬禮有什麼相干？什麼葬禮？”

“別和迪基計較，”巴菲說，“他就愛盤問。戰爭期間他在mi5工作。再來點杜松子，喬。他已經告訴我們了，迪基。是辦公室裡的一個可憐鬼。”

“你親眼見他入土為安了嗎？”

“沒有，沒有。我只參加了葬禮。在漢諾威廣場。”

“那是聖·喬治教堂。”大主教的兒子說。他拿著杯子伸到喬的面前，彷彿那是一隻聖餐杯。

丹特里費了好一會兒工夫才從懷特酒家的吧檯脫身出來。巴菲甚至一直將他送到了臺階邊上。一輛計程車開了過去。“你懂我的意思，”巴菲說，“聖詹姆斯路上的公共汽車。誰都不安全。”丹特里不知道他在說什麼。當他沿著街走向王宮時，他明白已多年沒在這個鐘點上喝那麼多了。他們人挺不錯，但也得小心。他話太多了，還說了父親、母親。他走過羅克帽子店；走過歐弗頓餐館；他在帕爾摩爾街拐角的人行道上停住腳步。他走過頭了——總算及時意識到了。他折回頭向寓所的門走去，他的中飯還在候著他。

乳酪好端端地擱著，還有面包以及那罐沙丁魚，原來早上他並沒有將魚倒出來。他的手指很笨拙，罐頭只開了三分之一那小小的拎手就斷了。他還是設法用叉子將沙丁魚零零碎碎地捅出了一半。他不餓——那就夠了。他拿不定主意，在喝了幹馬提尼之後是否還要再來點兒什麼飲料，然後挑了瓶杜伯啤酒。

他的午餐用了不到四十分鐘，可不停的沉思使他覺得已過了很長時間。他的思緒像醉漢一樣飄忽不定。他先想到的是葬禮之後，珀西瓦爾醫生和約翰·哈格里維斯爵士一起走在他前面，腦袋低著，就像兩個同謀。然後他想到了戴維斯。並非他個人有多麼喜歡戴維斯，但他的死讓他感到煩悶。他大聲對唯一的見證者——穩居其叉子上的一條沙丁魚尾巴說：“就那點兒蛛絲馬跡，陪審團決不會定罪的。”定罪？他根本沒有戴維斯並非自然死亡的證據——驗屍報告已表明了這一點——肝硬化是被歸為自然死亡的。他試圖回憶打完獵的那天晚上，珀西瓦爾醫生對他說的話。那天晚上他喝太多了，就像今天上午，因為與他所不能理解的人在一起，他總感到焦慮，而珀西瓦爾當時竟不請自來，在他房間裡大談一個叫什麼尼科爾森的畫家。

丹特里沒有碰乳酪；他將乳酪和油膩的盤子一起端回了廚房——或按現在的說法叫小廚房——一次只能容下一個人。他記起了父親那所昏暗的教區住處，其地下室裡有間好大的廚房。教區住處在薩福克，日德蘭戰役後他父親便被海浪送了回來。他又想起巴菲剛才口沒遮攔地談著什麼懺悔室。他父親從不贊成由鄰近高教會派主教所設立的懺悔制度及懺悔室。即便有人來找他懺悔，那也已是二手的了，因為人們有時更情願向他母親傾訴，她在村裡是廣受愛戴的。他曾聽到她把懺悔的內容透露給他父親，其中不摻雜任何粗鄙、惡意或是冷酷。“我想你應該知道貝因斯夫人昨天告訴我的事情。”

丹特里大聲對著廚房水槽說——這無疑已快成為他的習慣了——“沒有任何對戴維斯不利的證據。”他為自己的無所作為感到內疚——一個早已過了不惑之年、行將退休的男人——從哪裡退休出來？他將用一種孤獨換取另一種寂寥。他願重返薩福克的教區駐地。他想走上通向前門的那條長長的小徑，路面雜草密佈，兩旁是從不開花的月桂。甚至那門廳都比他整間寓所還要大。左手邊的架子上掛了不少帽子，右邊有隻銅製的炮彈箱，上面擱著雨傘。他走過門廳，輕手輕腳地開啟面前的門，著實讓手牽手坐於印花棉布沙發上的父母吃了一驚，因為他們以為沒有別人在了。“我應該辭職嗎？”他問他們，“還是等到退休？”他很有把握他們的回答一定都是“不”——他父親這麼表態是因為他和他那巡洋艦的統帥的觀點是一樣的，即國王的權威乃是神聖的，他兒子對該如何採取正確的行動，知道得不可能比他的指揮官更清楚——他母親不同意是因為，嗯，她總是告訴村子裡和老闆發生摩擦的女孩：“別草率行事，再找個職位可不容易。”作為前海軍牧師、對他的艦長和上帝深信不疑的父親，會給他一個基督徒的回答，而母親則以務實和世俗的忠告相勸。如若現在辭職了，他比他們村子裡的一個日雜女工又能有多少更大的把握去再找一份工作？ 丹特里上校回到客廳，忘了手上還拿著油膩的叉子。這些年來他第一次得到了女兒的電話號碼——婚禮之後她將號碼印在卡片上寄給了他。這是他與她日常生活的唯一聯絡。或許可以去吃頓飯，他想。他不會真的提出來，但如果她邀請的話……

他沒聽出來接電話的聲音。他說：“是嗎？”

“是的。你找哪位？”是個男子的聲音——一個陌生人。

他失去了勇氣和對名字的記憶。他答道：“找克拉特太太。”

“你打錯了。”

“對不起。”他掛了電話。當然他應該說的是“我的意思是要找克拉夫太太”，可現在太遲了。他猜那個陌生人就是他女婿。

4 “你不介意我沒能去參加嗎？”薩拉問道。

“不。當然不。我自己也沒能去——我和穆勒有個約見。”

“我擔心不能在薩姆放學之前趕回來。他會問我到哪兒去了。”

“不管怎麼說，他總要知道的。”

“是的，可現在為時太早。去了很多人嗎？”

“不太多，辛西婭說的。沃森當然去了，作為單位的頭兒。珀西瓦爾醫生、專員。專員能去還是挺不錯的。戴維斯又不是處裡的什麼大人物。還有他的堂兄——辛西婭認為那是堂兄，因為他戴著黑臂章。”

“葬禮完了以後呢？”

“我不知道。”

“我是說——怎麼處理那遺體。”

“哦，我想他們把它拉到戈爾德斯格林去火化。那由家人決定。”

“就是那個堂兄？”

“是的。”

“以前在非洲我們的葬禮可比這個好。”薩拉說。

“哦，嗯，各國風俗各有不同。”

“你們應該是個更古老的文明國家。”

“是的，但文明古國並不總以對死亡的深切感受而出名。反正不比羅馬人更糟糕。”

卡瑟爾喝完了威士忌。他說：“我上去給薩姆讀五分鐘書——否則他會覺得有地方不對勁。”

“你發誓什麼都不對他說。”薩拉說。

“你不相信我？”

“我當然相信你，只是……”這聲“只是”追著他上了樓。生活中常有“只是”伴隨著他——我們相信你，只是……丹特里檢查他的公文包，沃特福德的那個陌生人，其職責是確認他是單獨來會晤鮑里斯的。甚至鮑里斯也如此。他尋思：生活中是否會迎來如孩提時代般簡單的一天，我可以終結“只是”，可以得到所有人的信任，就如同薩拉和薩姆對他的信賴一樣？ 薩姆正等著他，雪白乾淨的枕套襯著他黝黑的臉。床褥肯定也在今天換過了，使得這種對比更為強烈，就像為“黑白威士忌”做的廣告。“怎麼樣啊？”他問，因為他想不出還能說什麼，可薩姆沒有回答——他也有自己的秘密。

“在學校裡好嗎？”

“挺好。”

“今天上了什麼課？”

“算術。”

“學得怎樣？”

“挺好。”

“還學了什麼？”

“英語作——”

“作文。怎樣？”

“挺好。”

卡瑟爾知道他很快就要永遠失去這個孩子了。每一聲“挺好”落在耳際，都如同遠處燃爆的炸藥，那炸藥正在摧毀他倆之間的橋樑。假如他問薩姆：“你相信我嗎？”也許他會答道：“是的，只是……”

“我給你讀書吧？”

“好的，請開始讀吧。”

“你想聽什麼？”

“那本關於花園的。”

卡瑟爾一時間不知所措。他看了看由兩隻很像布勒的瓷狗託著的單排書架，書大多已翻舊了，有些還是他自己幼年時看的：其他差不多都是他親手挑選的，薩拉讀書的時間不長，她的書也都是大人看的。他取下一冊詩集，那是他從童年一直珍藏到現在的。薩姆和他之間沒有血緣的紐帶，無法保證他們能有共同的志趣，但他一直心存希望：哪怕一本書或許也能成為溝通的橋樑。他隨意將書翻開，或者說他相信是隨意的，然而書就像沙子鋪就的小徑，總留存著足印。兩年以來他用這書給薩姆讀過幾次，但他自己童年的足跡更深地印在上面。他翻到了一首從未朗讀過的詩。讀了一兩行後他意識到他對這首詩幾乎爛熟於心。他想，兒時的一些詩句比任何經文都更能塑造人的一生。

“逾越了邊界，不可饒恕的罪過， 折斷了枝條在樹下爬行，

鑽出了花園破損的牆垛，

沿著河岸，我們走個不停。”[12] “什麼是邊界？”

“是一個國家的終點和另一個國家的起點。”這個概念一說出來就顯得很是費解，不過薩姆接受了。

“什麼是不可饒恕的罪過？他們是間諜嗎？”

“不，不，不是間諜。故事裡的孩子被告知不準出花園，而……”

“誰告訴他的？”

“他爸爸，我估計，或者是他媽媽。”

“那就是罪過嗎？”

“這首詩是很久以前寫的了。那時候人們比現在嚴厲，但無論怎樣也不會當真懲罰孩子的。”

“我原來以為殺人才是罪過。”

“是的，嗯，殺人是錯誤的。”

“那像溜出花園呢？”

卡瑟爾開始後悔隨便挑了這首詩，他踩上了自己曾留下的一長串足印。“你要我繼續讀嗎？”他預先瀏覽了接下來的幾行——似乎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

“不要那個了。那個我不懂。”

“噢，那要哪個？”

“有一首是講一個人……”

“是點街燈的人嗎？”

“不，不是那首。”

“那人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他待在黑暗中。”

“這很難找呀。”卡瑟爾翻著書頁，尋找那個待在黑暗中的人。

“他騎了一匹馬。”

“是這首嗎？”

卡瑟爾讀道： “每當月亮和星辰當空，

每當狂風呼嘯，

長夜昏黑雨朦朧……”

“對，對，就是這首。”

“一個人騎馬而過。

在篝火已熄的深更半夜，

為何還嘚兒嘚兒跑個不歇？”

“繼續呀。幹嗎停下？”

“每當樹林在大聲嗚咽，

船兒在海里顛來蕩去， 過來了，在大道上，輕柔的和狂野的，

過來了，他嘚兒嘚兒地跨著愛駒。

過來了，他嘚兒嘚兒地騎走了，接著 過來了，他嘚兒嘚兒地又騎了回來。”

“就是這個。我最喜歡的。”

“有點兒讓人害怕呢。”卡瑟爾說。

“所以我才喜歡。他有沒有蒙上長筒襪面具？”

“沒說他是強盜呀，薩姆。”

“那他為什麼在房子周圍轉來轉去？他長著像你和穆勒先生一樣的白麵孔嗎？”

“詩裡沒說。”

“我覺得他是黑的，跟我的帽子一樣黑，跟我的貓一樣黑。”

“為什麼？”

“我想所有的白人都嚇壞了，鎖上了門，怕他闖進來用雕刻刀割了他們的喉嚨。”他又意味深長地補充說，“慢慢地割。”

薩姆從沒顯得這麼黑，卡瑟爾想。他用胳膊以一個保護的姿勢摟住他，可他沒有辦法保護這個孩子不受他心靈中開始滋生的暴力與復仇的侵擾。

他進了書房，用鑰匙開啟抽屜，取出穆勒的便條。上面有個題頭：“最終解決方案。”穆勒在向德國人做此遊說時分明沒有絲毫猶豫，而這個解決方案顯然也沒有遭到拒斥——還是可以討論的。那個意象如同魔咒一般不斷地展現出來——瀕死的孩子和禿鷲。

他坐下來仔細地謄寫穆勒的便條。他甚至不想費心將其打出來。打字機的匿名作用非常有限，希斯的案子[13]已表明了這一點，而且他毫不在乎這些細枝末節的預防措施。至於書碼，隨著他最後的那句留言“再見”已棄之不用。現在當他寫下“最終解決方案”並開始一字不漏地抄寫時，他第一次那麼真切地把自己看得和卡森一樣了。在如此關頭，卡森也會鋌而走險。正如薩拉所言，他“走得太遠了”。

5 凌晨兩點時卡瑟爾仍醒著，薩拉的一聲哭叫使他吃了一驚。“不！”她哭叫道，“不！”

“怎麼了？”

沒有回答，可當他擰開燈時，他看見她睜大著眼睛，滿臉恐懼。

“你又做噩夢了。僅僅是噩夢而已。”

她說：“真可怕。”

“和我說說。如果你在忘掉之前趕快說出來，就再也不會做那個夢了。”

他能感到她依偎在他身邊顫抖著。他開始體會到她的恐懼了。“只是個夢，薩拉，只管告訴我，就沒事了。”

她說：“我在車站的火車裡。火車開動了。你還在月臺上。我只身一人。票在你那兒。薩姆跟著你。他好像不大在乎。我甚至不知道我們該上哪兒。我聽見檢票員就在隔壁車廂。我知道我走錯車廂了，是給白人留的。”

“你現在把夢說出來了，就不會再做了。”

“我知道他會說‘滾出來。這兒跟你沒關係。這是白人包廂’。”

“只是個夢，薩拉。”

“是的。我知道。對不起把你吵醒了。你很需要睡眠。”

“有點兒像薩姆做過的。記得嗎？”

“薩姆和我對膚色很敏感，是吧？這在我倆的夢裡都陰魂不散。有時候我納悶你愛我是不是正因為我的膚色。如果你是黑人的話，你不會僅僅因為一個白種女人是白的就喜歡她，對嗎？”

“不會。我不是到史瓦濟蘭度週末的那種南非人。我在愛上你之前已認識你差不多一年了。是循序漸進的。我們一起秘密工作了那麼多個月。我是所謂的外交部官員，背靠這棵大樹是很安全的。你擔當了所有的風險。我沒有做噩夢，但我以前常常睡不著，總在想下次你是否還會來赴約，或者是否會從此消失，讓我永世都對你的下落不得而知。也許只能從其他人嘴裡打聽到這條線就這麼斷了。”

“那麼你擔心的是這條線。”

“不。我擔心你會怎麼了。我已愛上你好幾個月了。我明白若是你失蹤了，我真無法繼續活下去。現在我們安全了。”

“你能肯定嗎？”

“我當然能肯定。難道七年來我不是一直在證明這一點嗎？”

“我不是說你愛我。我是說你肯定我們很安全？”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不輕鬆。最後一份以“再見”結尾的書碼報告為時太早了，他選的那段“我已抬起了手，讓它掉落”在“瑞摩斯大叔”的世界裡並不意味著自由。

[1]即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曾為獨立國家，1910年加入南非聯邦。

[2]17世紀信仰新教的法國人，為逃避路易十四的迫害大批流亡海外。

[3]克里斯蒂安·德·韋特（christiaan de wet， 1854—1922），布林戰爭時期的重要將領。

[4]荷蘭、南非等的地積單位，合2.116英畝。

[5]出自《哥林多前書》。《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做了部分引用：oh death, ere is thy sting oh grave, ere is thy victory。

[6]“證訖”（quod erat demonstrandum）的縮略形式。

[7]薩拉丁（saladin， 1137—1193），埃及阿尤布王朝第一任蘇丹，伊斯蘭世界抗擊十字軍東征的英雄。

[8]勃艮第與下文聖埃美隆、梅多克均為法國地名，也指該地出產的葡萄酒名。

[9]chateau talbot，位於梅多克地區的葡萄酒品牌名。

[10]指007系列小說的作者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 1908—1964）。

[11]雀巢公司生產的糖果品牌。

[12]出自英國小說家、詩人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詩集《一個孩子的詩之花園及草叢》（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and underods）。

[13]當代著名的間諜案，前美國高階政府官員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1904—1996）於1948年被指控為蘇聯間諜，1950年被判入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