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隱形的闖入者上》（37）

抗議在華盛頓

回到了美國,我一想起在實驗室裡所遭遇到的一切,就再也不想去上班了。這個“班”再上下去還不知道會發生些什麼呢?可是,不去上班又能怎麼辦呢?難道再回到從前那種憂鬱自閉的境況中去嗎?唉,真是走投無路啊!總有一天,“魔鬼”們會把我逼上絕路的。絕路有多種,自殺是一種,反抗是另外一種。對,我應該選擇反抗。可是,怎麼反抗?以他們的權威和手段要整死我就像捏死一隻螞蟻那麼容易。就算我不怕死,可我看不見他們,也摸不著他們,到哪裡去跟他們鬥爭?透過法律嗎?根本不可能,這我早就知道。如果我上街抗議呢?我又想到了抗議。

其實,早在一年前我就有這個打算,出去抗議,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去。一方面是覺得沒有證據,只憑感覺和體會很難說服人們,很難讓人相信這一切是真實地在發生。另一方面是擔心這種公開行動會激怒官方和那些正在進行這種罪惡行徑的人。他們會打人嗎?會抓人嗎?無法預料。最後一個原因是,子健和佟佳都不同意我出去抗議,認為被別人看見了他們會很難為情;並且,這一行動也有可能會給他們帶來麻煩。考慮到這些因素,我也就只好放棄了。

現在,我不得不又想起了這個最後的、也是唯一可以試試的辦法。儘管我沒上街抗議過,也不情願去抗議,但我沒有別的選擇,這好像是我唯一能做的了。對,我應該去抗議。我應該上街去揭露他們的罪惡,揭露這種黑暗的、慘無人道的行徑。他們可以控制法律,控制我的工作環境,甚至控制我周圍的人,但他們不能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腳。我一定要讓所有的人知道這個事實,哪怕只有一個人能相信我的話,那就是我的勝利。

我轉念又一想,我真的敢站到大街上舉起抗議牌嗎?從小到大我還從來沒幹過這種事,千萬雙眼睛盯著我時會害怕嗎?如果警察來抓我該怎麼辦?唉,連死都無所謂了,還怕什麼被人看?還怕什麼被警察抓?如果他們真的把我抓起來那倒更好,可能就會有人來過問此事了。退一萬步說,如果在抗議過程中遭什麼不測,那也比我沉默無聲地死在家裡強。我這是被逼出來的,如果我還能有任何其他路可走,我也不會選擇這條路。我是在為我的生命、我的人權在抗爭。

我決心已定,準備去陳睿那裡辭職了。我又來到了實驗大樓,找到了陳睿。他還以為我是回來上班的。

“怎麼樣?一切還好吧?家裡的事都處理好了?”他見到我就問。

“都處理好了。”我回答說。

“怎麼不在家多待一些時候?不用急著回來工作。”他又說。

“不,我不想再接著工作了。”我跟他說。

他很驚訝。

“為什麼?”

“再這樣做下去能做出什麼結果來?而且,說不定還會影響別人做實驗,搞得整個實驗室不得安寧。我在這裡對你來說是個大麻煩,你惹不起那些人。算了吧,我走了,你這裡就會安靜了。”

他沒說話,沉思了半晌。

“好吧,那我就不勉強你啦,就照你的意思吧。”他最後說。

他知道我說的是實情。

“我還會來一兩週,把手上的東西清理一下,交代了再走。”我臨出門時說。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還是每天去實驗室,把以前做出來的一些純化dna、一些細胞培養物等都找出來標記好,交給了實驗室裡的一個博士生,也許以後他們還能派上點用場。離開實驗室的那天,陳睿大概不太好來告別,就讓實驗實裡的一個技術員和一個博士後請我吃了一頓飯,算是告別了。我很感激陳睿,他已經盡了他的力量想幫助我,但誰也無法與這些“魔鬼”們抗衡,大概只有上帝有這個力量吧。

辭了工作後,我立刻著手準備去抗議。在什麼地方抗議最有效果呢?我在考慮著。當然應該選擇最有影響力的地方,我立刻想到了美國的首都,華盛頓dc。對,就到那裡去,而且要到國會山大廈門口去,要讓那些政府官員、大小議員們都能看見我的抗議牌。這些監控者們不是街上一般的小流氓,就憑他們能操控著國家的高階技術、高等權力,要麼他們就是直接受政府指使,要麼就是得到了政府的允許和肯定。我如果不讓最高政府首腦們看見或知道,我的抗議就不會有什麼效果。

可是,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只身一人,跑到華盛頓dc去,住在哪裡?怎麼吃飯?我拿著牌子能不能靠近國會大廈?警察會不會抓我?這些都是問題。

我不得不把我想去華盛頓dc抗議的事告訴了子健,反正早晚他都會知道,還不如早告訴他。他一聽,大驚失色。

“你還要不要命了,跑到那裡去抗議,警察不把你抓起來才怪呢。不行,我不准你去。”他喊道。

“我每天活得如此痛苦,要不要命有什麼要緊的,我反正都已經被逼得沒有了活路,警察如果想抓就讓他們抓起來好了。”我回答道。

“把你抓到牢裡去,還要讓我們去領你出來嗎?拜託,你不為你自己想,也該為我們想想吧。”

“你怎麼不為我想想,我每天過的是什麼日子。怕我連累你們嗎?你們可以跟我劃清界限啊。我得自己救自己。”

我心裡很難受。雖說子健心眼不壞,人也算厚道,但生性膽小怕事,沒有多少男人的血性和豪氣。我現在其實是最需要幫助和支援的時候,可子健根本不可能給我,他不是那種為了自己心愛的女人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的男人。像我這樣的女人,從小到大很少有真正需要男人臂膀和支撐的時候,可我現在感到需要,非常需要。我多麼希望現在能有一個男人堅實的臂膀讓我依靠啊,可我沒有,這個與我朝夕相處的、與我最親近的男人不可能給我。我只能孤孤單單地一個人去孤軍奮戰、生死不測。

我想起了住在華盛頓dc的蘇珊,也許我能在她家待幾天,再透過她找一個長期一點的住處,我就可以在那裡待上至少一個月了。如果能待上3個月是最好的,我就可以把想做的事都做了。如果我能在國會山大廈前面站上3個月,我相信那裡面的人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跟蘇珊通了電話,告訴了她我的想法。她聽了後好像也有些吃驚,但並沒有拒絕接待我,她只是有些擔心。

“9·11事件後國會山附近好像警戒得很嚴,不知你能不能靠近,再說,萬一你要是被警察抓起來怎麼辦?”她問。

“我不在乎,”我回答說,“我現在的狀況已經不能像一般人那樣去考慮,我現在不是怕不怕警察抓,而是怎麼能去掉頭上的‘死亡之光’。警察如果真抓我,也許不是什麼壞事,說不定還能有機會告訴他們我的冤情呢。”我接著說,“蘇珊,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也許去抗議起不了什麼作用,但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就應該去努力,這樣我才不會有遺憾。”

蘇珊大概還是把我看作病人。她可能徵得了丈夫的同意,又跟子健通了電話。她認為,如果去抗議能讓我發洩一下心中的怨恨,能讓我心裡舒服一點就應該讓我去做,這樣可能對我的心理修復有好處。當然,我去了同樣也會給她,以及她們全家帶來很大的壓力。她也會擔心我的安危,也會有被牽連的可能。她的一些dc的朋友都勸她不要惹這個麻煩。

我也知道,我去了會很為難蘇珊,還有可能帶給她很大的麻煩。可是,我能怎麼做呢?我就像一個溺水的人,沒有人能看得見我,任何一根漂過來的稻草或樹枝我都會緊緊地抓住的。

蘇珊為了醫治我的“疾痛”,冒著被牽連和承擔我安全的風險,以一個真正的朋友和大姐的方式接受了我,並甘願一道與我去面對風險。中國有句俗話:“為朋友兩肋插刀”,這用在蘇珊身上一點不為過。可是,在這個世界上,這樣的朋友一生能有幾個呢?就連子健都做不到,那蘇珊的友誼就是最難能可貴的珍寶了。

去華盛頓之前,我起草了一份傳單,一封給民眾的公開信。我把這幾年在衛星和監控者追蹤下的悲慘遭遇簡單扼要地敘述了一番,希望能得到公眾的理解和同情。並且,提醒公眾,如果任這種技術發展下去,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那就會在不久的將來危及大眾的隱私及生命安全。

我知道,單靠一個抗議牌是很難把我現在的境況表達清楚的,就算加上這份傳單也很難使大多數人相信和理解。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哪怕是一個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沒有白做。對於那些與此事有關的人、作了這個罪惡決定的人,以及正在施行這種虐待的人,見到這種抗議一定心知肚明,一定不會逃過良心和道德的質問和譴責。

傳單寫好了,我列印了100份,又把簡單的日用品,以及一些換洗衣服收拾好,放進了一個小旅行箱內。我準備即日啟程,趕往華盛頓dc。子健見攔不住我,也就只好任我自己去闖華盛頓了。

2004年的3月21日,我就像一個整裝待發的戰士,拉著一小箱簡單的行李,揹著一個黑色的挎包,裡面裝滿了傳單和各色粗細不一的標記筆,向著火車站的方向進發了。兩小時後,我就坐上了去華盛頓dc的火車。波士頓到華盛頓的火車非常方便,是高階快速線,不比飛機便宜多少,車廂裡有封閉式空調,設施高當,有點像飛機座艙,但走道較寬,座位較大,感覺更加舒適些。我找到了位子,坐了下來。火車開始啟動了,向著華盛頓的方向進發了。

今天的頭痛異常地兇猛,好像是要動搖我去鬥爭的決心。我咬緊了牙關,拼命地挺著。我當時的心情很複雜,好像是要趕赴殊死搏鬥的戰場一樣的悲壯,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心境。可同時又好像有一點不可名狀的激動和興奮,彷彿在我周圍那密不透風、鐵筒一般的透明罩子上很快就要劈開一條通道,讓我能重新感受到人間的氣息。我那死去的心又重新活動起來,又重新振奮起來。我要去戰鬥!去為我的生存和自由戰鬥! 下午將近6點時分,火車到了華盛頓,全程約7個小時。蘇珊和她的丈夫林抒翰已經在車站等候我了。我們一起來到了蘇珊的家。蘇珊住在dc城附近的一個名叫貝賽斯達的小城裡,離華府很近,坐地鐵可直達國會山莊。許多在華府工作的人都住在這個小城裡。

蘇珊住的房子是一種典型美國式的tohouse,也就是中國的排樓式別墅。每家一個門洞,有上下兩層,樓下是客廳和廚房,樓上是三間臥房。蘇珊把我安排在她女兒的房間裡,女兒去上大學了不在家。他們的房子雖不大,但收拾得很溫馨,完全是中國式的風格,牆上有中國的字畫扇,餐廳裡有中國的紅木餐桌和餐椅,壁櫃格里放滿了各式家庭照和蘇珊的藝術照。

蘇珊準備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算是歡迎我的到來。儘管蘇珊和她丈夫對我都很熱情,但我能看出他們都心事很重,多半是由於我的到來和明天的抗議行動。我知道有些勉為其難,一定給他們帶來不少的心理壓力。如果是以前,我是決不會幹這種讓別人為難的事情的,可我現在還能有別的辦法嗎?為難朋友也是迫不得已,只好硬著頭皮。

晚飯後,我就開始著手準備第二天去抗議的事了。我沒有時間浪費,我必須抓緊來華府的每一分、每一秒。我從帶來的黑包裡找出紅色和黑色的粗芯筆,這都是來之前準備的,又讓抒翰搞來一塊半米見方的厚紙板,就開始琢磨怎麼寫這塊標語牌。我想,發生在我身上的這整個事件前後比較複雜,一兩個字很難表達清楚。可是,又不能寫太多字,必須簡練、突出、醒目才行。那該寫幾個什麼字呢?它既能把整個事件反映出來,又能讓人們明白它的邪惡性和危險性呢?我有些犯難。最後,我決定在標語牌上寫下這樣幾個字:“stopabusing from satellite”(停止從衛星來的虐待),其中“stop”特別用紅顏色填上,顯得既醒目又有強烈要求的意思。當然,這四個字不可能表達出整個事件,也許還會引起人們的一些困惑,但我至少抓住了關鍵之所在:衛星和虐待兩個詞。有困惑也不見得是壞事,如果他們好奇就會來要一張傳單看看。

在我忙著準備明天的抗議過程中,蘇珊一直沒露面,大概是待在臥房裡與抒翰商量著什麼。只見抒翰下來了幾趟,看我準備得怎麼樣了,然後又上樓了,可能是去向蘇珊彙報情況。當我把標語牌寫好之後,抒翰下來看了看,臉上顯得有幾分擔憂和凝重。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但他並沒有問什麼,我也就不想說什麼了。寫好後,我把東西都收拾好,把帶來的傳單都放進挎包裡,上樓去睡覺了。

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不知是因為想起明天抗議的事有點緊張呢,還是疼痛比較嚴重。我一直折騰到下半夜才昏昏入睡。

第二天,抒翰專門請了半天假,陪我坐車去了華府的“國會山”大廈。我預先帶去了幾卷膠捲,請他幫我在白宮和“國會山”前面照了幾張舉著我寫好的標語牌子的照片以備後用。到了“國會山”附近,抒翰說要趕回去上班。我心裡清楚,就算他不上班,他也不會陪著我再往前走了。他能來,並撐著陪我走到這裡已經非常不錯了,別說看不見打在我身上的光波,就算能看見,中國人也很難在這種事情上見義勇為;特別是在美國的中國人,更是處處小心謹慎,決不願意引火上身。

前面的路就要靠我自己走了。我目送著抒翰離開,轉過頭來看了看那高大雄偉的“國會山”大廈,那白色圓頂的巨大建築物正透射出一種逼人的威嚴。我心裡多少也感覺有些忐忑,這畢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上街頭去抗議,心裡難免有些緊張,但我很快就克服了這種心理壓力,抬起頭,勇敢地往前走去。

我開始了我偉大的抗議之舉。雖然這只是我一個人的抗議鬥爭,但我還是感到有一種英勇悲壯、視死如歸的感覺。此時此刻的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也不在乎會被警察抓起來或被送進瘋人院,因為我現在的狀況比這些強不了多少。我走到離“國會山”幾十米外的臺階前,想了想,還是應該找一個警察問一問,對這樣的抗議活動有沒有什麼規定和限制。路上的一個警察告訴我,應該去警察總部去申請“許可證”。幸虧不太遠,它就在“國會山”附近的d街147號,我走去了。

接待我的是一位黑人警官。他問我是不是需要作什麼表演。

“不,不,是抗議。”我說。

“有多少人?”他又問。

“就我一個人。”

他看了我一下。

“那你不需要任何許可證。”

“站在哪裡都行?國會山門口行嗎?”

“可以。”

隨後,他給了我一張名片。

“如果有人找你麻煩,可以叫他來找我。”他說。

“非常感謝”我說了一句。

我轉身立刻趕往國會山。到了國會山後,我選擇了國會山右側的一個路口站了下來。我向四周看了看,心臟不由自主地怦怦跳了起來。我在那裡站了足足有2分鐘,想讓自己定定心神。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將罩在抗議牌外面的黑色罩子取了下來。然後,我又慢慢地將牌子一點、一點地舉了起來,舉過了頭頂。

像我這樣的人,活了大半輩子都是跟和實驗室打交道,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有今天之舉。剛開始,我真有點覺得緊張心跳和難為情。那些行人的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和臉上時,我覺得有些渾身不自在。可是,人都是逼出來的,真走到了這個份上,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只要一想起這些年所遭受的虐待,想起在這透明牢房中的掙扎和呻吟,想起那生不如死的境遇,我的心變得剛硬起來。我將眼光從那些投過來的目光中移開,帶著一臉冷峻、堅定和固執的神情站在那裡。我耐心地等待著好奇的人們來向我詢問和討要傳單。

我想起臨來抗議之前,鄰居的北京夫婦來看我,聽說我要去抗議,一臉嚴肅緊張的表情對我說:“會不會有危險啊?有人認出你來怎麼辦?戴上口罩吧。”大概指的是熟人看見我吧,又不是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怕什麼?一個連臉都不敢露的人還來抗什麼議啊!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把抗議看作是犯上作亂、要掉腦袋的,哪怕它是正義的、合法的。這種觀念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深入到了每一箇中國人的心裡。這大概就是東西方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差別,也就是西方民主很難在中國體現的重要原因吧。

“國會山”附近的確是壁迭森嚴、警察密佈。我剛在那裡站了兩分鐘,兩個警察就走過來詢問。他們檢視了我的driver‘slessens(身份證),探問我的事由。我給了他們一張我早已寫好的給民眾的公開信。我觀察著他們臉上的每一個細微的表情,心裡不免又忐忑起來。他們讀了傳單,抬起頭來看了看我,沒說什麼。他們能相信多少我不好說,但至少我感到他們不能阻止我站在那裡。過一會他們走了,我就大大方方地在那裡站了下來。

當時正值早春3月,華盛頓的天氣已經比波士頓暖和多了,但那天還是比較冷。我站了一會後手腳都凍僵了,只好在附近走一走再回來。這天行人和遊客不多,我列印好的一大沓傳單隻發出去了兩三張。

晚上,我安全地回到了蘇珊家。我比他們預計的時間晚到了一小時,他們正著急呢,不知我是被抓起來了?還是走迷了路?一見我進了家門,提著的心才算放了下來。其實,還有一個擔心的原因他們沒有說,我心裡明白,是怕我真的神經有問題,瘋瘋癲癲地跑丟了。吃晚飯的時候,我很輕鬆地把當天所發生的一切向他們倆陳述了一遍。

“也就是說抗議不會招來什麼麻煩,是合法的?”聽完後,蘇珊問。

“應該是這樣吧。”我回答。

從昨天起一直籠罩在這個房子裡的緊張而沉重的氣氛被打破了,特別是蘇珊夫婦倆,大有如釋重負的神情。我也感覺輕鬆許多,我知道我的到來將不再給他們夫婦帶來心理壓力和不必要的麻煩,心中的負罪感消除了許多。

我在想,中國人常常把上街抗議政府不良執政的舉動與反政府的暴動等同起來,感覺會受到政府鎮壓,是一種很危險的舉動,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去做的。而歐美國家的人則認為上街抗議是很正常、很合法的事情,任何人都有權利表達他的意見和不滿。這大概就是民主國家的最大優越性吧。我既身處這樣一個國家,不去利用這樣一種優越性,不是很可惜、很可笑嗎?我慶幸自己做出的正確決定。可是,民主國家也不能避免錯誤和邪惡,特別是當權者們的錯誤,如果抗議沒有一定的聲勢和規模,他們完全可以熟視無睹,你抗議你的,他做他的。但是,不管怎麼樣,我至少可以把我所遭受的說出來,我很知足了。

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抗議至少一個月的時間,能3個月當然更好。如果我長時間地、每天不斷地站在國會山門口,我相信一定會引起不少人,包括政府官員們的注意。但是,我不能長期住在蘇珊家,太麻煩他們了。我向蘇珊打聽能不能幫我租一間房子,哪怕一個月也行,只要我能在裡面簡單吃住就行。蘇珊當時答應了。後來,估計是打電話問子健,又跟抒翰商量了一下,他們都說我不適宜在華盛頓久留。於是,最後她跟我說不行,找不到合適的房子。

我知道她是藉口推託,也不好說什麼,無奈之下,決定一週後離開華府回波士頓。不過,我已經感到很幸運了,能有機會到美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地抗議了一週。也許,這對於我來說已經是很奢侈了,這是以朋友的愛和支撐、朋友的心理壓力和擔憂作為代價的。

第二天,陽光明媚,風和日暖,比昨天暖和多了。我來到“國會山”,還是站在右側的小道旁。站了一會,我看見大部分遊客都在正門前的一片開闊平臺上,我這裡顯得有些隱蔽和冷清。昨天我大概有點被這幢威嚴雄偉、象徵著美國最高權力的建築物給怔住了,感覺站在正中間、舉著抗議牌是不是太蔑視美國的最高權力了,那感覺就好像有人舉著牌子站在中國的天安門城樓前一樣不可接受。所以,我就選擇了側面的路旁站下了。今天來了一想,不是說哪裡都可以站嗎,既然來了就應該站在最顯眼、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讓越多的人看見越好。有了昨天的經歷,我膽子更大了一些,乾脆站到了正門口的那一片開闊的平臺上,面對國會山大廈舉起了抗議牌。我希望裡面的人從視窗也能看見我的抗議牌。

我剛一站定,警察又來了,要看我的身份證。我照常發給他一份傳單。過一會他走了,只好讓我站在那裡。我想若不是有規定,他一定會把我轟走的,我現在站的位子太扎眼了。這天天氣很好,行人很多,有遊人,也有附近的工作人員。我站在了一個顯眼的位子,路過的人都會看一眼牌子上寫的是什麼。大多數人都很好奇,只靠牌子上的那幾個字“stop abusingfrom satellite”,他們很難明白是什麼意思,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些好奇的人會乾脆跑過來問我是什麼意思,我就發一張印好的傳單給他們。看完傳單的人表情多少有一些驚恐,變得嚴肅起來,有各種不同的反應。大多數人不知是因為害怕還是不想惹事,立即走了,誰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些人不太相信,覺得我有毛病;有些人半信半疑,他們覺得如果這是真實的,那既可怕又可惡。我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表情。中學生們特別地好奇,他們常常看過信後又回過頭來問一些問題:“這個衛星它會跟蹤我嗎?”、“我身上的痛是不是也是衛星打的?”等等。還有一群高中生用錫紙做了一頂帽子,第二天帶來送給我,他們認為這樣一定可以擋住從衛星來的攻擊。他們很可愛。他們以他們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理解和同情。

成人提的問題有些不同,比如:“你現在靠什麼生活?”、“你是哪國來的?從中國來?那很有可能盯著你”、“你做的工作很機密嗎?”等等。

“我們很贊同你的說法,”幾個法國遊人看了信後對我說,“你認為法國也會幹這種事嗎?”

“不,我認為不會。”我回答。

“我們能跟你留影嗎?”

“當然”我同意了。

人們的同情和相信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援,有時我甚至會覺得很受感動和鼓舞。

當然,也有人問:“你去看過醫生嗎?”、“看過心理醫生嗎?”,這些人大概認為我有心理問題。我不會在乎這樣的誤解,我這麼多年的誤解還少嗎?我本來也沒有奢望每個人的理解,只要有一個人能理解就是我的勝利。

這一個星期都是陽光燦爛,就好像是上帝對我的眷顧,我再也不用凍得縮手縮腳了,甚至連“國會山”附近的櫻花也開始開放,真是春意盎然。可惜我沒有時間和心情去欣賞華府的春色,不過這樣的好天氣,卻能讓我順利完成在華府的抗議行動。

最後一天,一個警察又來了,出乎意料地對我說:“你可以去找你們麻州的州議員,他現在正在russellbuilding大樓 3層,kennedy office(肯尼迪辦公室)。他會在華府待上一週的時間。”

我有些詫異地看了他一眼,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告訴我這個資訊,我不知道他是想支開我呢,還是真想幫助我? “等我回麻州後再去找他吧。”我想了想後說。

“你既然來了就應該去。”

我看了他的眼睛一秒鐘,發現他的眼神和麵部表情很誠懇,而且帶有同情。去見議員的確是個好主意,我採納了他的建議,去russellbuilding大樓去找肯裡迪議員。

russell building大樓就在國會山大廈的後面不遠,我揹著抗議牌來到了russell building大樓門口。我發現這裡很繁忙,崗哨和警察也很多。出入大樓的人都是一些西服革履的人,有一些看起來真有點議員的派頭。看來這裡才是議員們經常出入的地方,我真後悔沒早些來到這裡,如果我在這裡站上一星期,也許能讓更多的議員看見我的牌子。

我揹著牌子剛準備進大樓,門口的警衛把我攔住了,不許我把牌子帶進去。我只好把牌子擱在大樓外的牆根下。透過安檢後,我來到了肯裡迪議員的辦公室。這裡好像是接待室,坐滿了人,大概都是來訪者。裡面還有一間,可能是議員真正辦公的地方。接待室裡有兩三個年輕的辦事員正在接待來訪者。

“我想見見肯裡迪議員。”我走上前去,對一位辦事員說。

“你需要提前一週預約。”他回答。

可是,我已經沒有時間了,這是我在華府的最後一天。我只好留下一份傳單、我的姓名和電話號碼,希望他能跟我聯絡。我準備回麻州後再去找他。

3月28日,我回到了麻州。儘管沒有死,也沒有被抓起來,但我也沒有什麼凱旋的感覺。我在家中休息一週後就開始給肯裡迪議員打電話,準備找他談一次,結果被他的女秘書擋住了。她對我說,肯裡迪議員不管這種事,只管什麼申請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等。這當然是秘書的搪塞之詞,看來我跟這位議員是無緣相見了。

我不能就此罷休,我還是要繼續去抗議,不能去華盛頓,我就在麻州、在波士頓抗議。我在家又休息了兩週,一方面是我回來後一直有些累,另一方面是麻州的天氣還太冷。

到了4月的第三週,我又開始跟子健商量要繼續去麻州政府抗議的事。子健不同意,說怕對佟佳影響不好。他說我在街上舉著牌子,他們倆出去見人都很難為情。我認為這是藉口,堅持要去。他說如果我一定要去就必須從這個家搬出去。我當時有些吃驚,沒想到了這種時候,子健還挺絕情,大概是怕我連累他們吧。我反正是豁出去了,死活都無所謂,也許是不該拖著他們跟我一起死,我願意搬出去。

我們出去打聽了一些公寓,都需要月薪1200美元以上才有資格租。我現在連工作都沒有,怎麼能租得到房子。我又四處託人打聽是不是有人家可以接受我一個人進去住,按月付房租。一聽我這種情況,一聽我要去抗議,朋友們都躲之不及,生怕惹是生非,趕緊回絕了。

我最後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自己在屋裡越想越傷心,開始流起淚來,到了後來實在忍不住,就大聲哭起來。我怕隔壁的佟佳聽見,就跑到洗手間,關上門,放聲痛哭起來。我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就是止不住。這幾年來,我還從沒這樣哭過,以前都是一個人暗自流淚,這次也許是壓抑在心裡的痛苦太長、太深,今天終於再也無法隱忍下去了,猶如山呼海嘯一般勢不可擋、不可休止。後來,長達三小時的聲嘶力竭讓我已經哭不出來了,已經沒有了眼淚,但我還是想哭,心中的痛楚就像身上的疼痛一樣彷彿永遠無法釋放和擺脫。我幾乎已經是在無淚地乾號,可我要嚎,要把內心的悲哀嚎出來、喊出來,那已經變成了悲憤的吶喊。

我在洗手間的地上連哭帶喊地也不知多長時間,我以為別人聽不見,其實房子沒那麼隔音,我那麼大的動靜最後被佟佳和子健聽見了。他們都嚇呆了,從來還沒聽見我這麼哭過,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佟佳不敢進來,子健慢慢走了進來,望著我痛哭的背影和抽泣的雙肩有些心不忍。他在我身旁蹲了下來,開始安慰我。

“如果你想去抗議就去吧。”他說。

他也只好讓步了。

“只要你不讓佟佳看見你的行蹤和舉動就行。”他最後說。

其實,我也並非想用眼淚來取勝,只是到了傷心之處止不住眼淚罷了,沒想到獲得了意外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