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鐘錶匠的女兒》（7）

雖然歸程不算短，但埃洛蒂還是走了回去。她繞道去了蘭博康杜街，因為那條街很漂亮，而且珀爾塞福涅書店鴿灰色的店面看起來像是個巧克力盒子，總會讓她精神振奮。她習慣性地快步走進書店，翻閱著維爾·霍奇森的戰爭日記，耳邊響起的背景音樂是一首20世紀30年代的搖擺舞曲。這時，她的手機響起了刺耳的鈴聲。

又是佩內洛普，埃洛蒂突然感到一陣驚慌失措。

她離開了書店，迅速穿過西奧博爾德路，然後沿著霍爾本大街，一路來到林肯律師學院廣場。埃洛蒂在經過皇家法院時加快了步伐，見一輛紅色巴士駛過便快速穿過馬路，在她走上河岸街之後，幾乎是一路小跑。

她沒有直接回去工作，因為彭德爾頓先生現在心情不佳，正等著在她們打私人電話的時候揪她們的錯呢。她沿著一條鵝卵石鋪就的小巷，就著下坡路朝河邊走去，在維多利亞河堤街上找了一張長條椅，正好靠近碼頭。

埃洛蒂翻出筆記本，婚禮場地的聯絡電話就記在裡面。她找到了那一頁，撥通了電話，將參觀場地的時間定在了下個週末。她本想著消消汗，涼快一下，但沒敢耽擱片刻工夫，趕緊打電話給佩內洛普。對於之前自己沒接的那幾通來電，她表達了歉意，然後便開始彙報自己這邊的進展：婚宴場地、面紗、禮服和錄影的相關事宜等。

結束通話電話後，埃洛蒂又坐了幾分鐘。佩內洛普非常高興，特別是當埃洛蒂說她拿到了她母親的錄影帶時。佩內洛普建議說，不如在婚禮結束時再播放一段錄影。埃洛蒂答應說會預選出三首曲目，她們一起看過後再決定選用哪兩首。“最好能選出五首曲目，”佩內洛普說，“以防萬一。”

所以，這個週末算是有了個交代。

搭載遊客前往格林尼治的渡輪駛離了碼頭。一名戴著星條旗棒球帽的男子把長長的相機鏡頭對著克萊奧帕特拉方尖碑[6]拍照。一群鴨子佔據了剛剛渡船的位置，它們落在水面時的動作嫻熟，波浪起伏對它們沒有絲毫影響。

渡輪留下的水波沖刷著河岸，這會兒是落潮，空氣中充滿了泥漿和海水的氣味。埃洛蒂想起詹姆斯·斯特拉頓在日記中對1858年的“倫敦大惡臭”有一段描述。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倫敦的氣味有多難聞。街道上到處可見人畜的糞便、腐爛的菜葉和屠宰牲畜留下的雜碎。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東西的最終去處都是泰晤士河。

據報道，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臭不可聞，燻得威斯敏斯特宮都關了門，有能力的人也都被燻得撤離了倫敦。因為這件事，年輕的詹姆斯·斯特拉頓成立了倫敦清潔委員會。1862年，在一本名為《建造者》的雜誌上，他甚至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倫敦在排汙方面仍有待提高。在斯特拉頓卡德韋爾公司的檔案中，儲存著斯特拉頓和約瑟夫·巴扎爾杰特爵士之間的通訊。後者設計建造的倫敦排水系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完成的一項偉大壯舉。排水系統將糞便從已建成的市中心透過管道輸送出去，不僅使城市的氣味得到改善，水傳疾病的發病率也顯著降低。

一想到斯特拉頓，埃洛蒂想起自己還要上班，還有工作等著她去完成。意識到自己和皮帕分開後已過了不少時間，她走得很快。等到了辦公室，她高興地發現彭德爾頓先生被叫走了，整個下午都不會回來。

想要趕緊恢復工作效率的埃洛蒂把整個下午都用在給盒子裡剩餘的物品編制目錄上——越早給這些物品歸檔越好。

她先在資料庫裡搜尋了一下“拉德克利夫”，發現有兩個查詢結果，這令她感到驚訝。埃洛蒂剛來這家公司工作時被分配的第一批工作中有一項是將索引卡片上的資訊錄入計算機。她頗為自豪的一點是，對於詹姆斯·斯特拉頓所知道的人和地方，自己幾乎過目不忘，可她並不記得自己曾經看見過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埃洛蒂感到好奇，便去檔案室把相關檔案取了出來，拿回自己的辦公桌。第一份檔案是1861年詹姆斯·斯特拉頓寫給藝術品經銷商約翰·哈弗斯托克的信，裡面寫著兩人打算共進晚餐。斯特拉頓在信的最後一段寫道：“我最近遇到一位叫愛德華·拉德克利夫的畫家，想聽聽您對他了解多少。聽說他天賦不凡，雖然我也有機會匆匆看過他的畫作樣品，但在我看來，他的‘天賦’，至少從區域性來說，是他的魅力不凡，讓他那些年輕的女模特在他作畫時穿著更暴露些——當然啦，那都是為了藝術。”

在埃洛蒂的記憶中，詹姆斯·斯特拉頓沒有收藏過拉德克利夫的畫作(不過，她還是做了筆記準備回頭確認這一點)。這麼說，儘管他對這位畫家感興趣，但他最終並不打算買下拉德克利夫的畫。

斯特拉頓第二次提到拉德克利夫是時隔幾年後，在他1867年的日記中。在某天晚上記錄的內容裡，他寫道：

今晚，畫家拉德克利夫登門造訪。他的到來出乎意料，而且來得很晚。我得承認，他敲門時把我吵醒了。我之前手裡還握著書便睡著了。可憐的梅布林已經上床睡了，我不得不搖鈴叫醒她，讓她準備些茶點。也許，我就不該把那個疲憊的女孩兒叫醒，而該讓她繼續睡。因為對於這頓晚餐，拉德克利夫連丁點兒麵包屑都沒碰。打從一進門，他就在地毯上煩躁不安地踱來踱去，一直無法平靜下來。他就像一頭瘋狂的野獸，眼裡透著狂躁，不停地把修長而蒼白的手指插在自己的長髮裡，頭髮被弄得凌亂不堪。他表現出的那股精力不似他自己的，彷彿是他被附身了一樣。他一邊踱著步子，一邊喃喃自語，說的都是些關於詛咒和命運的話，讓人難以理解。事情會變成這樣著實令人難過，這讓我非常擔憂。他的未婚妻過世了，我知道這令他非常痛苦。相比於大多數人，我更能體會他的痛苦。但看著他悲傷至此，實在讓人於心不忍。他讓人知道，傷心欲絕會令那些最敏感的人變成什麼樣子。我承認，我聽說他一蹶不振，但要不是親眼所見，我不會相信他的狀態竟是如此糟糕。我決心盡我所能，助他一臂之力。如果能讓他恢復往昔，那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把失衡的天平擺正。我勸他留下來，讓他放寬心，收拾一間房費不了多少事，可他拒絕了。不過，他讓我幫他保管幾樣私人物品。我當然同意了。在提出這個請求時，他很緊張。我覺得，他來看我時，並沒打算把那幾樣東西留在我這裡。更確切地說，他這麼做是心血來潮。他放在我這裡的不過是一個皮書包，除了一本素描簿，裡面空空如也。開啟素描簿看看裡面有什麼——這種罔顧信任的事，我是絕對不幹的，但他堅持要在離開之前開啟素描簿給我看一下。他讓我發誓，我會把書包和素描簿保護好。可憐的傢伙!我問他，讓我保護好這些東西是要防著誰，但我沒勉強他回答。我問他可能什麼時候回來，他也沒回答。他只是傷心地看著我，感謝我給他準備了晚餐，雖然他一口都沒吃，然後便離開了。他走後，我忘不了他那副痛心疾首的樣子，甚至是現在，當我坐在就要熄滅的爐火旁寫下這段話時，他的樣子依然在我眼前揮之不去。

日記的這段摘錄呈現了一幅憂鬱的畫面，這幾頁日記中描寫的“痛心疾首的樣子”也在埃洛蒂的心中揮之不去。這段內容讓她清楚了詹姆斯·斯特拉頓怎麼會有愛德華·拉德克利夫的書包。但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六年的時間裡，拉德克利夫怎麼會和詹姆斯·斯特拉頓相熟到這種程度，飽受煎熬的拉德克利夫竟然會大晚上來登門拜訪。此外，為什麼他要在所有人中選擇斯特拉頓來保管書包和素描簿。埃洛蒂做了筆記，要參照一下有關斯特拉頓的朋友和同事的檔案，看看裡面是否出現過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還有一處令人費解的是，斯特拉頓在日記中提到，他想要“把失衡的天平擺正”。這個說法有些怪，幾乎在暗示著，他自己在這個男人走下坡路的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可這根本講不通。斯特拉頓和愛德華·拉德克利夫應該不熟。從檔案裡的檔案來看，在1861年至1867年間，無論是於公還是於私，斯特拉頓從未在檔案中提過這個人。按照皮帕的說法和維基百科上的介紹，拉德克利夫在未婚妻弗朗西斯·布朗去世後陷入絕望，這是既定的事實。就斯特拉頓的檔案而言，埃洛蒂對這個名字並不熟悉，但她又記了一筆，提醒自己參照一下斯特拉頓同事的檔案檔案。

她在電腦上點開一個新的文件，把有關書包和素描簿的說明錄入進去，還把那封信和那段日記的梗概寫了進去，最後還記錄了作為參考的相關檔案的詳細資訊。

埃洛蒂靠在椅背上，伸了個懶腰。

搞定了兩個，還差一個。

不過，要想確定照片中那個女人的身份要更難一些。可供參考的資訊就這麼點兒。相框很高檔，但是，詹姆斯·斯特拉頓用的東西差不多都是高檔貨。埃洛蒂戴上了她的放大鏡，在相框上搜尋著銀製品的標記。她在一張紙片上把標記快速記錄下來，即便她也清楚，要片上的人是誰，她和詹姆斯·斯特拉頓又是什麼關係，就憑這些銀製品的標記是不太可能獲得什麼線索的。

讓她納悶的是，這張照片是怎麼跑到拉德克利夫的書包裡去的。是偶然間放進去的，還是別有深意？她認為，這都取決於那個女人的身份。當然，可能對於斯特拉頓來說，那個女人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實際上，這個相框也可能是書桌的主人，也就是斯特拉頓的侄孫女放進書包裡的——在斯特拉頓離世幾十年後，出於儲存相框的偶然之舉。但這種可能性極小。女人的穿衣風格、造型特點以及照片本身所呈現的都表明：照片，還有那個女人，都和斯特拉頓同屬一個時代。還有一種情形可能性會更大：他把照片存放在甚至是藏在資料夾裡，然後他自己把資料夾塞進了書包。

完成了對相框的檢查，埃洛蒂做了幾條筆記，以便她可以在檔案記錄表上填寫相框的狀況說明——頂部有凹痕，好像曾經掉到過地上；背面有些輕微的劃痕——然後，她把注意力又放在了那個女人身上。埃洛蒂的腦海中再次浮現出“光彩照人”這個詞。這種光彩照人源於一種特質，蘊藏於那個女人的表情，她的髮絲，她眼中的光……

埃洛蒂意識到自己在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彷彿在期待著她能給自己答案。但無論埃洛蒂如何努力，都無法從那個女人的臉上、衣服上，甚至從照片的背景中，找到任何有關她身份的特徵，她不知接下來的工作該從哪裡下手。雖然照片拍得很用心，但四個邊角處都沒有工作室的簽名，而且埃洛蒂對維多利亞時期的攝影手法也不夠熟悉，不清楚影象本身是否潛藏著什麼固有的特徵，能提供線索確定它的出處。也許終究要看皮帕的導師卡羅琳能否給她點幫助。

她把相框放在桌子上，揉了揉太陽穴。這張照片將會是個挑戰，但她不會被嚇倒。她這份工作的一大妙處就在於體驗像偵探一樣抽絲剝繭的快感。建立整齊有序的檔案記錄雖然有些成就感，但這種重複性的工作著實令人乏味。好在這種乏味可以被抽絲剝繭的快感抵消掉。“我會找到你的，”她輕聲說，“這一點絕不會錯。”

“又在自言自語呢？”瑪戈站在埃洛蒂的桌旁，肩上揹著手提包，一邊說著一邊在包裡翻找著什麼。“麻煩剛露了個頭，你知道的。”瑪戈找到一瓶薄荷糖，搖了搖，往埃洛蒂伸出來的手掌上倒了幾顆，“要加班？”

埃洛蒂瞥了一眼掛鐘，驚訝地發現已經五點半了：“今天不加班。”

“阿拉斯泰爾來接你？”

“他在紐約呢。”

“又去紐約？你一定想他了。要是加里不在的話，我都不知道回家幹嗎。”

埃洛蒂說自己是想念未婚夫了，瑪戈同情地給了她一個微笑，然後愉快地向埃洛蒂道了別。她把霓虹色的耳塞從包裡拿了出來，在自己的蘋果手機屏上一掃，踩著貓步，大搖大擺地下班度週末去了。

辦公室重新安靜下來，靜得連翻閱紙張的聲響都清晰可聞。太陽光照了進來，朝辦公室最裡面的那道牆投下一束光。光束開始像每天那樣朝埃洛蒂的辦公桌一寸一寸地移過來。埃洛蒂用大牙咬碎了一顆薄荷糖，點選列印鍵，把她給新檔案盒做的存檔標籤列印出來。然後她開始整理辦公桌，這是她每週五下午都會認真完成的一項工作。這樣，她就可以在開始新一週的工作時，面對乾淨整潔的桌面了。

埃洛蒂不會承認，自然也不會向瑪戈承認，自己心裡是有一點期待著阿拉斯泰爾去紐約待幾周的。當然，她是想念他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知道自己有整整六個晚上可以住在自己家裡，睡在自己的床上，看著自己的書，用自己最喜歡的茶杯喝茶，而不必去和別人商量，也不必解釋自己的想法，這讓埃洛蒂感到平靜。

他說她的公寓很小，樓梯間裡有炸薯條的油脂味；而他的公寓很大，有兩個衛生間，總是有足夠的熱水，從來不需要隔著薄得可憐的地板聽鄰居家的電視上在播什麼。他說的都對。但埃洛蒂喜歡自己的小公寓。沒錯，要讓廚房水槽正常排水需要點小竅門；要是用洗衣機洗衣服，在洗衣程式執行結束之前，淋浴的水流只有正常流量的一半。但是，這才像是實實在在過日子的人住的那種地方。設計精巧的舊櫥櫃和吱吱作響的木質地板都有年頭了，要去上廁所只能先爬三層鋪著地毯的樓梯。

阿拉斯泰爾似乎認為，她在這樣的小地方住得舒舒服服還挺可愛的。“我不在的時候，你應該待在我家。”他總是這樣說。他家是位於金絲雀碼頭的一間豪華公寓，“你不需要回自己的小窩住。”

“我高興住在這兒。”

“這兒？真的嗎？”

對於這個話題，雖然每次說的話都有些區別，但至少已經進行過十五次了。每每談到這裡，他都會毫無例外地把懷疑的目光戰略性地鎖定房間一角，那裡放著她父親的老式扶手椅，椅面是天鵝絨縫製的，椅子上方掛著一個有彩燈裝飾的架子，上面擺放著埃洛蒂的寶貝們：埃洛蒂三十歲生日時，貝里夫人送給她的畫；母親去世後，蒂普送給她的魔盒；鑲嵌在相框裡的合影，是她和皮帕在遊樂園拍的照片，當時她倆都是十三歲。

阿拉斯泰爾喜歡20世紀中葉的丹麥設計，他認為如果不是從康倫家居精品店購買的東西，壓根兒沒有擺出來的必要。埃洛蒂的公寓有種“家的感覺”，他願意承認這一點，但前提是，他得補充這麼一句：“當然啦，等我們結了婚，你還是得離開這兒——我們總不能把嬰兒床放在浴室裡。”

顯然，對於生活在他那個大氣奢華的地方不感到興奮的話，那未免失禮，但埃洛蒂並不是個大氣奢華的人，而且改變讓她感覺糟透了。“難怪，”埃洛蒂剛到牛津大學那會兒，去看過一位心理醫生，她是這麼說的，“你失去了母親。對於一個孩子，這種經歷是影響最大也是最可怕的一個變化。”給埃洛蒂看病的是朱迪思·戴維斯醫生(她說“叫我朱迪就好”)。埃洛蒂每週都會去醫生那裡進行一次治療，為期三個月。朱迪醫生的診所是一棟愛德華時代的房子，在進行治療的那間溫暖的隔音室裡，朱迪根據自己的專業判斷告訴埃洛蒂，這種失去親人所帶來的痛苦是無法抑制的，它將在一個人的心裡紮根。

“你的意思是，這將影響我生活中的每一個決定？”埃洛蒂問道。

“是的。”

“會一直這樣？”

“很有可能。”

不久之後，她就不再去找戴維斯醫生(她強調“叫我朱迪”)治療了。反正去了也沒什麼意義。不過，她倒是挺想念那兒的柑橘薄荷茶。每次她去治療，那張磨舊了的木桌上都放著一壺柑橘薄荷茶。

那位醫生是對的：在面對生活中的變化時，埃洛蒂並沒有好轉。想象一下：別人住在她的公寓裡，把他們的照片掛在她釘進牆面的鉤子上，把茶杯放在她養著花花草草的窗臺上，享受她窗外的景色，這些讓埃洛蒂感到恐懼。這種恐懼感和她偶爾度假時在一個陌生的房間醒來的感受一模一樣，她會完全陷入茫然之中，因為能幫她定位的那些衡量物一個都不在。

目前，她還不忍心和她的房東太太提搬家的事。貝里夫人今年八十四歲，是在巴恩斯街上的這棟房子里長大的。那時，這裡是她和家人的住處，而不是賣炸魚薯條的商店外加上面的三間半公寓。現在，貝里夫人住在店面後邊的花園洋房裡。“以前，這兒是我媽媽的晨用起居室，”她喜歡在喝上一兩杯她最愛的雪莉酒後開始回憶往昔，“她是個淑女，非常優雅。哦，不是那種擺貴族派頭的優雅，我不是那個意思，她是骨子裡就帶著優雅。”貝里太太一旦開始沉浸在回憶裡，她的眼睛就變得格外明亮，打牌時也不怎麼專心。“主牌是什麼來著？”她在每一輪的開頭都會問，“是打黑桃，還是梅花？”

埃洛蒂晚上原定是要和貝里夫人打牌的，現在不得不取消了。她答應佩內洛普，要在週一前完成一份錄影清單和精選的剪輯片段。現在，她的進展還算順利，完成待辦事項是她的第一要務，她不能讓別的事情耽誤自己。

她關掉電腦，蓋上筆帽，把筆沿著便籤本的頂端放好。桌面上只剩下書包、素描簿和鑲嵌在相框裡的照片。前兩樣可以重新放進盒子裡儲存起來了，最後一樣還得跟那堆從盒子裡找到的辦公用品再待上一個週末。

把照片收好之前，埃洛蒂用手機對著它拍了張照片，就像皮帕那樣。如果她想就自己的禮服有更多想法，這張照片還會用得著的。看著照片的時候，把面紗擺在旁邊，也沒什麼壞處。

猶豫了一會兒後，她又給素描簿裡的那棟房子拍了張照片。這並不是因為她仍舊覺得這棟房子會是她母親講的童話裡的那棟。給它拍照，僅僅是因為她喜歡這幅畫，它畫得很美，讓她有所觸動。這幅畫把她和母親聯絡了起來，還把她和童年裡不可分割的那部分拴在了一起。

然後，埃洛蒂把書包和素描簿塞進一個新的檔案盒，貼上她列印出來的標籤，在離開辦公樓之前順路把它們放進儲藏室歸檔。接著，她便走上倫敦熙熙攘攘的街道。

麥克夫人過去常說，窮人的預算裡全都是陰謀詭計。每當她想讓我們中的一個去嘗試新騙局時，就會這麼說。我們這群孩子，都生活在小白獅街鳥類商店樓上的小房間裡，活得像是踩著滑板的老鼠。

近來，我一直在想麥克夫人，還有馬丁、莉莉和船長，甚至會想面色蒼白的喬，他是我第一個真正愛過的人(如果把我父親也算上的話，喬只能排在第二位，但我不怎麼把父親算在內)。

以麥克夫人的行事作風來說，她對我還算不錯。這種作風包括，誰要是惹她惱火了，用刻薄的話罵人了，就會挨頓“胖揍”。不過，和大部分人相比，她算是好的了——以她的行事作風來說。她對我很好。在我絕望時，她收留了我；我覺得她甚至是愛我的。我最終背叛了她，但只是在我不得已的情況下。

生活在這一邊是不同的。人類都是藝術館館長：每個人都對自己最喜歡的記憶進行加工上色，經過一番排列組合，編造一段討人喜歡的故事。某些事，因為要拿出來展示，得經過修復、拋光；被認為不值一提的，就拋在一邊，藏進腦子裡那個擠得滿滿當當的地下儲藏間。在那裡，要是運氣不錯的話，這些事很快就會被遺忘。這是一個有欺騙性的過程，但要想活得心安理得，要想擔得起過往的重量，這是唯一的辦法。

但這裡不同。

我記得一切，記憶依照應有的順序，形成不同的畫面。

如果房子裡只有我一個，時間會以不同的方式流逝；我沒法搞清楚過了多少年。我知道，太陽不斷地升起來、落下去，然後月亮掛在天上，但我再也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毫無意義的。我身處時間之外。這裡，那裡，那裡，這裡，我同時身處各處。

現在，按照我的客人的時間來計算，他和我一起待了五天了。他剛來的時候，我很驚訝。他的行李箱上有劃痕，肩上揹著那個棕色的袋子，這讓我想起了愛德華的書包；那天晚上，房子上了鎖，而他依然在，這更讓我感到驚訝。這裡已經很久沒人留宿過夜了。自從藝術史學家協會把這棟房子向公眾開放以來，我只會在週末看到一日遊的旅客，腳上穿著舒適的鞋子，手裡拿著旅行指南。

協會的人把老麥芽坊的幾個房間安排給他住，那裡是封閉區域的一部分，曾給一個看門人用作短期住宿，而且那裡是不允許來訪的公眾進入的。他沒法住到房子裡來，因為這棟房子現在就像是個博物館。為了給那些一到週末就來這裡亂轉的遊客留出地方，古董傢俱都被“安置”了起來。大部分傢俱都是愛德華自己收藏的，是他在買下房子時附送的。椅子上擺放著一束束薰衣草，都用天鵝絨蝴蝶結繫著。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坐在那些椅子上了，雖然椅子的用處就是給人坐的。

每個星期六上午，在我的掛鐘敲響十下之前，都會有一群志願者到來。他們在房子四周各就各位，每個房間裡都有一個人。他們的脖子上都掛著標牌，上面寫著“導遊”，可他們的工作卻是提醒人們不要隨便觸控!他們事先準備的那些有關過去的趣聞逸事，並不完全正確，但只要和將信將疑的遊客目光交會，他們就會憑藉著高談闊論，讓遊客們乖乖進入他們的“圈套”。

尤其是一個叫米爾德麗德·曼寧的志願者。她喜歡坐在一把貴格會[7]樣式的椅子上，椅子就擺在通往閣樓的樓梯盡頭。她咬著牙，露出一個陰冷的、近似微笑的表情。要是有不知情的遊客在參觀過程中把宣傳冊放在她旁邊的桌子上，就會被她抓個現行，沒什麼比這更讓她高興的了。這種違規行為給了她寶貴的機會，可以讓她緩慢而莊嚴地說：“愛德華·拉德克利夫的傢俱上不得擺放任何物品。”

愛德華會恨她的。他無法忍受對“物品”的那種狂熱的過度保護欲。他認為，美麗的物品應該被珍惜，而不是被供奉。因此，想著愛德華，在秋天漸漸臨近的日子裡，我會整個下午都趴在米爾德麗德的肩膀上。當我離得太近時，任何衣服都沒法讓一個人暖和起來。

我已經摸過底了：我的客人的頭髮是暗金色的，面板因日曬呈棕褐色。他的雙手不像畫家的手那麼精緻。他的手飽經風霜，是一雙會幹活的手。這雙手的主人，每天外出時知道如何使用他隨身攜帶的工具。

自從他來了這兒，一直都在忙。日出之前他便早早起來，雖然他似乎並不樂意早起。他呻吟著，眯著眼睛看看放在床邊的電話，確定是幾點鐘，然後掙扎著起來，而不是賴在床上。他會馬馬虎虎地快速泡上一杯茶，然後衝個澡，穿上衣服。他總是穿著同樣的衣服：一件t恤衫，一條褪色的藍色牛仔褲。頭天晚上，這些衣物都被他扔到了角落裡的曲木椅上。

不管在做什麼，他都要皺眉看著莊園的地圖和一堆手寫的筆記。我曾隔開一段距離站在他身後，試圖弄清楚他在做什麼。但是沒用。手寫的字跡太小，看不清，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我們認識的時間還短，我還不確定自己可以靠他多近。有我在身邊，會讓人感到壓抑，我不想把他嚇跑。

目前還不想。

所以我等待著。

至少我知道他那個棕色的袋子裡裝著什麼；昨晚，他開啟了那個袋子。裡面裝著一部照相機。要是費利克斯現在還能再活過來，突然出現在這裡的話，他會覺得這部照相機挺不錯。

不過，也有費利克斯弄不明白的東西。我的客人能把照相機和電腦連起來，然後，螢幕上就會顯現出影象，就像是魔術一樣。不再需要暗房，也不用再配製刺鼻的顯影液。

昨晚，我看著他一張又一張地翻看照片，拍的是墓地，主要是墓碑。墓碑上的人沒有我認識的，但我還是驚呆了。這是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能夠“離開”這個地方。

我覺得納悶：對於他為什麼來這兒，他的照片能告訴我些什麼呢？

就目前來看，還遠遠不夠。

他現在出去了，不知道去了什麼地方，早餐時他就走了。但我有耐心，現在，我要比以往耐心得多。

我一直在樓梯上透過窗戶朝外看，越過窗外的栗子樹，朝我的老朋友泰晤士河望去。我不指望我這位年輕的客人會從這邊回來：和之前來伯奇伍德的人不同，他並不喜歡泰晤士河。他有時會凝視著它，就像人們凝視一幅畫那樣，但他只是遠遠地看著，而且我覺得，他在凝視著它的時候並不愉快。到目前為止，他還沒坐過船。

我和他可不一樣，我喜歡看泰晤士河。它在我的一生中流淌，就像血液在身體中流淌。如今，我只能往北走到田間穀倉那面牆，往西走到哈福斯特德溪，往東走到果園，往南走到日本紅楓。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走得更遠些，唉，但無濟於事。要我說，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錨被什麼東西拽著。我不懂物理，我只知道事情本就如此。

我的客人不像我起初想的那麼年輕。他肌肉發達，很能幹，在他身體中跳動著的脈搏彷彿在訴說，這是一頭被硬關進來的困獸，他在因為某件事而苦惱。苦難讓人吃不消：我的父親在我母親去世後的幾個月裡，一下子老了十歲。那段時間，房東開始找上門來。他和我父親之間的對話令人緊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成愈發激烈的爭吵。直到最後，在一個淒涼的冬日裡，房東高喊著，他可不像聖人那麼有耐性，也不是搞慈善的。於是，父親只得另尋他處，換個地方住了。

我這位客人的苦難是另一種。他有一個磨舊了的皮夾子，裡面有一張列印出來的照片。我看到他曾在深夜裡把照片拿出來，端詳一番。照片上有兩個小孩，還都是嬰兒。其中一個對著鏡頭咧著嘴笑，那種幸福令人感到心滿意足，另一個看上去更內斂些。

他盯著照片皺眉，用拇指蹭著照片的表面，彷彿這樣做可以把照片放大，讓自己更近地瞧一瞧——這讓我確信，照片上是他的孩子。

然後，昨天晚上，他用手機給莎拉打了電話。他的聲音很熱情，彬彬有禮的，但從他緊握著筆、用手抓著頭髮的樣子，我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掙扎。

他說“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還說“你會看到，我已經變了”，還說“我肯定該有第二次機會的吧？”

通話時，他一直盯著那張照片，指尖不安地在照片左上角捻動。

正是他的那番通話，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因為在麥克夫人和船長之前，還有我的父親，總在尋找第二次機會。他是個鐘錶匠，技藝嫻熟，沒人能超過他的手藝，要維修最精巧的鐘表，人們都來找他。“每塊鐘錶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常常告訴我，“這就像是一個人，無論長相一般還是漂亮，都不過是戴了張面具，把複雜的內裡隱藏起來。”

有時，我和他一起去修理鐘錶。他說我是他的小幫手，但我其實幫不上什麼忙。他被人領著去圖書室或者書房，我則無一例外地被盡職盡責的女僕帶去樓下的廚房。廚房都特別寬敞，冒著熱氣，為英格蘭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房子提供吃食。每個廚房裡都有一個胖胖的廚娘，在她的一畝三分地裡忙個不停，臉頰紅彤彤的，眉毛上掛著汗珠，源源不斷地往食品櫃裡塞甜絲絲的果肉果醬和新鮮出爐的麵包。

我父親曾經告訴我，我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房子里長大的。他說，他去給她的父親修表，她就坐在樓上的大窗戶裡。他們倆四目相對，愛上了彼此。自此之後，沒有什麼能讓他們分開。她的父母勸過她，她的妹妹懇求她留下，但我母親年輕任性，驕縱慣了，所以就跑了。一般說來，孩子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一個詞。每次聽父親講起這件事，我都想象母親在奔跑著，緞面的裙襬在身後飛揚，她逃離了若隱若現的城堡，拋下了心愛的妹妹，徒留霸道的父母大發雷霆。

我以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沒有機會去了解我的母親，所以父親不得不給我講些故事。她去世那天，離她二十一歲的生日只差了兩天，我當時只有四歲。她死於肺癆，但父親讓驗屍官在死亡證明上寫的死因是“支氣管炎”，因為他覺得，這樣聽起來更優雅些。他其實不必為此費心：嫁了我父親，沒了勳貴之家的庇護，她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無異，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半點筆墨。

父親在一個黃金吊墜中珍藏著母親的畫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畫，我把它當成寶貝。直到我們被迫搬到東倫敦的一塊彈丸之地，住在一條窄窄的巷子裡，房間四下漏風，泰晤士河的氣味充斥鼻間，海鷗的鳴叫和水手的吆喝交織成歌，不停在耳邊盤旋。那個吊墜落到了一箇舊貨商手裡。我不知道里面的畫像去哪兒了。它在時間的縫隙中滑落，去了那些找不回來的東西該去的地方。

我父親叫我柏蒂，他說我是他的小鳥。

他說我的真名很好聽，但那是成年的女士才會用的名字，那種名字意味著身穿上好的絲綢長裙，但沒有可以飛翔的翅膀。

“我需要的是有翅膀的名字嗎？”

“哦，是的，我覺得是。”

“那為什麼你給我起的名字沒有翅膀呢？”

接著，他變得認真起來，每當話題稍稍和她沾邊兒，他都會如此：“你的名字取自你外公的名字。你母親覺得，你身上該帶有她的家族的印記，這對她很重要。”

“就算他們都不想認識我？”

“是啊。”他笑著說，然後揉了揉我的頭髮。我總會因為他的這個動作而感到安心，彷彿和他的愛比起來，無論缺了什麼都不重要。

我父親的工作室裡充滿了驚奇。窗子底下是一張又高又大的工作臺，上面擺著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彈簧、鉚釘、天平、電線、鐘錶、鐘擺和精美的指標。我過去常常在工作室門開著的時候偷偷溜進去，跪在木凳上，在他工作的時候對他的工作臺探索一番：把讓人好奇的精巧裝置翻過來調過去；用指尖在丁點兒大、不經擺弄的零件上輕輕按壓；舉著不同的金屬製品，讓它們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閃耀。我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他戴著眼鏡目不轉睛地回答，但他讓我發誓，對於我看到的事，不向任何人透露一個字，因為我父親不僅僅在修理鐘錶，他還在研究自己的發明。

他的宏偉計劃是做出一臺神秘時鐘，但需要他在工作臺上長時間地不斷工作，還要經常偷偷摸摸地去大法官法院——那兒是註冊和頒發發明專利的地方。我父親說，有了神秘時鐘，我們就發財了。要是鐘錶的鐘擺不需要機械裝置就能擺動，哪個有錢人會不想要一臺呢？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鄭重地點了點頭——因為他說這些的時候是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但實際上，那些普通的鐘表同樣讓我印象深刻。他工作室的牆壁上，掛滿了普通的鐘表，從地板到天花板，排得整整齊齊。它們嘀嗒嘀嗒的心跳聲和鐘擺的搖晃總是有種輕微的不和諧。他教我如何給鐘錶上弦，我就站在房間中央，凝視著時間不盡相同的錶盤，聽它們嘖嘖嘖地朝我齊聲歌唱。

“但是，哪個顯示的時間是正確的？”我會問。

“啊，小鳥，你應該問：哪個顯示的不正確？”他解釋說，沒有正確的時間。時間是個概念：它沒有結束，也沒有開始；你看不見它，聽不見它，也聞不見它。當然，時間是可以衡量的，但沒有什麼字眼能用來確切地解釋它。至於“正確的”時間，那不過是人們同不同意的問題。“你還記得火車站月臺上的那個女人嗎？”他問道。

我說我記得。一天早上，我父親在倫敦以西的一個火車站修理車站大鐘，而我在一邊玩兒。我注意到，售票處的牆上掛了一塊小一些的鐘表。我不玩兒了，盯著兩塊截然不同的錶盤看來看去。這時，一個女人走到我的身邊。她指著那塊小一些的錶盤解釋道：“那塊顯示的是實際時間。而那一塊，”她眉心微鎖，看著我父親剛剛上完弦的大鐘，“顯示的是倫敦時間。”

我因此知道，雖然我不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兩個不同的時間，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不久之後，我父親提議去趟格林尼治，那裡是“子午線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線。新的詞彙就像是一道咒語。

“時間從這條線開始，”他繼續說道，“從北極到南極，它把地球一分為二。”

這話聽來令人印象深刻，我孩童時代的想象力又極其豐富，這讓我覺得，現實難免會讓人失望。

到達目的地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片被精心照料的草坪和一座宏偉的石頭建造的宮殿，地面上沒有我想象的那條巨大、參差不齊的裂縫。

“就在那兒，”他伸直了胳膊指給我看，“就在你面前，一條直線，經度為零。”

“可我什麼都沒看見。我只看到了……草。”

聽了我的話，他哈哈地笑了起來，揉亂了我的頭髮，問我願不願意去看看皇家天文臺的望遠鏡。

在母親去世前的幾個月裡，我們去過好幾次格林尼治，都是走的泰晤士河。坐船往返的途中，父親教我讀書識字，教我辨別河水是漲是落，教我讀懂同行旅客的表情。

他教我透過太陽判斷時間。他說，人類歷來對天上那又大又圓、熾熱無比的太陽感到著迷：“因為它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溫暖，還帶來了光，我們的靈魂最渴望的東西。”

光。我開始看著春日裡樹上的光，注意到新生的嬌嫩樹葉在光的照耀下變得透明起來。我觀察著光如何在牆上投下陰影，如何令水面變得似真似幻，如何在穿過鍛鐵欄杆時，在地面上留下耀眼的絲網。我想觸控它，這個奇妙的工具，用指尖握著它，就像是握著父親工作臺上那些不大點兒的小東西一樣。

捕捉光成了我要乾的大事。我找到一個空的小鐵罐，蓋子和鐵罐之間有鉸鏈連著。我還找來一個釘子，用父親的一把錘子在鐵罐頂部鑿了幾個小孔。我把這個小玩意兒拿到外面，在我能找到的陽光最明媚的地方坐下來等著，直到鐵罐的頂部曬得燙手。唉，可等我掀開蓋子時，發現沒逮著閃閃發亮的光，生鏽的舊鐵罐裡不過空空如也。

麥克夫人過去常說，屋漏偏逢連夜雨——這說的可不是天氣，不過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弄明白，這話是用來說禍不單行的。

母親過世後，我和父親的日子開始禍事連連。

首先，我們不再去格林尼治了。

其次，我們見到耶利米的時候越來越多了。他是父親的朋友，那種在同一個村子裡長大的發小。我母親還在世的時候，他偶爾會來訪，因為我父親有時會把他當作學徒帶在身邊，一起修理火車站的大鐘。但憑著小孩的本能，我隱約知道，父母會因為耶利米而鬧得關係緊張。我記得父親會安撫母親，向她保證說“他就這麼些本事，已經盡力了”或者“他沒有惡意”，還會提醒她，雖然耶利米身上有諸多不是，但他是“好人，真的，很上進的”。

不可否認的是，說他上進倒是真的：耶利米絕不錯過任何他能遇到的機會。他做過舊貨商、硝皮匠[8]，還一度認準自己能借著上門推銷發大財，那時他賣的是斯氏芳香含片，據說有使“男性持久力驚人”的功效。

母親去世後，父親陷入悲傷的泥潭不可自拔，耶利米便開始帶他下午出去好長時間，兩個人天黑後才跌跌撞撞地回來，父親迷迷糊糊地掛在朋友的肩膀上。然後，耶利米就在我家客廳的沙發上睡一晚，第二天再“幫”我們脫離困境。

那時，父親的日子變得越來越閒。他的手開始發抖，而且沒法集中注意力。他的活兒越來越少，這讓他更加痛苦。不過，耶利米總在他身邊支援他。他讓我父親相信，他一直都把時間浪費在了維修鐘錶上，只有完善他的神秘時鐘才有前途可言，如果耶利米給他當經紀人，他倆一定能發財。

房東最終耗盡耐性的時候，是耶利米找關係，幫我父親在一棟住宅樓租地方住了下來。那棟樓的房間都不大，附近是聖安妮教堂，我們租的房間被尖塔的陰影籠罩著。耶利米似乎認識不少人，總有可以冒險一試的主意和“一點兒小買賣”。監督我父親去賣專利的，是耶利米；有法警說我父親欠他錢，開始整天來我家敲門時，告訴我不要擔心的，也是耶利米。他說自己認識一個在萊姆豪斯區開賭場的人。我父親只需要一點點運氣就能好起來。

我父親開始整夜泡在樓下小街那間小酒吧裡，天矇矇亮的時候才筋疲力盡地回來，一身煙味兒和威士忌味兒，坐在空桌子旁，叼著菸斗，昏睡過去——為了還賭債，他把最後那點兒黃銅零件和鉚釘都賣了——到了這個時候，還是耶利米傷心地搖著頭說：“你老爸就是不走運。我還從沒見過點兒這麼背的。”

法警不斷來敲門，可我父親就當沒聽見。他反而開始迷戀上美國。他的處境糟透了，有這樣的念頭也合情合理。我們要把悲傷和不幸的回憶都拋下，去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小鳥，去了會有土地，”他說，“還有陽光。那兒的河流也清澈，在那兒，翻地時也不用擔心挖到過去什麼人埋下的屍骨。”他把我母親最後的一些衣服都賣了，那是他一直給我留著的；還買了兩張低等艙的船票，等著坐下一班船去美國。我們把僅存的那點兒家當都打了包，裝進人手一隻的小行李箱裡。

我們要離開的那個星期很冷，倫敦下了第一場雪。父親急於為這趟行程儘量多攢些路費。我們整天待在河邊，因為最近有一艘補給船在河裡翻了船，河邊淤泥裡埋著的好東西，成了那些最需要它們的人的戰利品。我們一刻不停地幹活，從早到晚，無論下雨還是下雪。

在泥裡幹活讓人筋疲力盡，但有天晚上，我比平時還要累，我倒在床上，身上都溼透了，怎麼也起不來。突然間，我覺得頭暈目眩，渾身都疼，一陣陣發冷，身子又重又沉。我的額頭滾燙，牙齒卻直打戰。我開始感到昏天黑地，就像是有人用簾子把天地都給遮了起來。

我覺得自己漂浮著，像是波濤洶湧的大海中一條漂浮不定的小木船。我時而聽到父親的聲音，時而聽到耶利米的聲音，但他們短暫的隻言片語過後是大段大段的夢境，生動逼真的故事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怪異，又奇特。

我燒得越發厲害，感覺房間裡都是陰影和高矮不一的妖怪。它們在牆上搖搖晃晃地爬來爬去，瘋狂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伸著尖尖的爪子來抓我的被子。我翻來扭去地躲著它們，床單都被我浸溼了，嘴裡好像還唸叨著什麼性命攸關的咒語。

一些話像燒熱的針頭一樣扎著我，把我從幻覺中拉了回來，都是些熟悉的字眼，比如醫生……發燒……美國……那些曾經對我有意義又重要的字眼。

然後，我聽到耶利米說：“你必須走。法警還會回來，他發誓說這次要把你關進監獄，或者比那還要更糟。”

“可這孩子，我的小鳥——她這樣子沒法上船。”

“把她留在這兒。你安頓好之後派人來接她。總有人會收一筆小錢，照看這孩子的。”

我的肺、我的嗓子、我的腦袋都一邊使勁地灼燒著，一邊想要齊聲大喊“不!”，可我也不知道這個詞是不是從我的嘴裡冒了出來。

“她沒我不行。”我父親說。

“那更糟糕，要是法官讓你以命抵債呢？”

我想大聲喊出來，想要伸手抓住父親，想黏著他再不撒手，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分開。但沒用的。怪物又把我拖了回去，我什麼都聽不到。白晝被黑夜吞噬，我的小木船再次駛入疾風驟雨的大海。

這是我最後的一絲記憶。

等我清醒過來，發現已經是早上了，屋外亮堂堂的。我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是窗外的鳥叫。不過，那些鳥不同於伯奇伍德莊園的鳥，它們是用鳴叫聲歡快地迎接清晨的到來；也不同於在我們那棟富勒姆的小房子築巢的鳥——它們把巢築在了我們家的窗臺底下——那是一大群叫聲嘈雜刺耳的鳥，數以百計，在用我聽不懂的鳥語粗聲粗氣地抗議、嘲諷。

教堂的鐘聲響了，我立刻聽出來那是聖安妮教堂的鐘聲，但又莫名地不同於我所熟悉的鐘聲。

我成了失事船隻上的水手，被衝上了一片異域的陌生海岸。

接著，我聽到有人在說話，是一個我不認識的女人的聲音：“她醒了。”

“爸爸。”我試著開口，但喉嚨幹得只讓我發出來一個氣音。

“噓……乖，好了，”那個女人說道，“乖，好了。有麥克夫人在呢。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微微睜開眼睛，發現一個龐大的身影籠罩著我。

除此之外，我看見我的小行李箱放在窗邊的一張桌子上。有人把它開啟了，我的衣服整齊地堆放在箱子旁邊。

“你是誰？”我出聲問道。

“哎呀，我當然是麥克夫人啊。這個小夥子是馬丁，那邊的是船長。”她的聲音是歡快的，但透著些不耐煩。

我環顧四周，很快意識到周圍的陌生環境，以及她指著的陌生人是哪兩個。“爸爸呢？”我開始哭喊。

“噓!老天爺!小丫頭，你沒必要又哭又鬧。你很清楚你爸爸去了美國，等他準備好了就會派人來接你。在此期間，他請麥克夫人照看你。”

“我在哪兒？”

她笑了：“哎呀，小丫頭!你現在當然在家裡，別再大喊大叫了，不然你這漂亮的小臉蛋兒會叫風給吹變樣的，那可就不漂亮了。”

於是，我再一次降生到這人世間。

一次是降生在我父母居住的小房間裡，我們在富勒姆的家。那是一個清新的夏夜，圓月當空，星辰閃耀，窗外的河流像一條周身閃著光芒的蛇。

另一次是降生在麥克夫人的房子裡，我那時七歲。她家樓下是鳥類商店，位於科文特花園一帶被稱作七晷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