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大宋帝國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下〕》（9）

玖 太宗之死

太宗趙炅，在大唐帝制繼承製度紊亂之後，在經歷了五代亂世之後，與寇準協議定立太子，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順利交接做出了基礎性安排，最後在大臣呂端的決斷之下，保證了這個安排的順利施行。於是，大宋沒有亂，沒有回到亂唐，更沒有回到五代。

向契丹“請和”

契丹問題，讓太宗與臣輔頭痛。大宋滿朝精英已經知道：契丹，也即大遼，是一個有力量的存在。它的力量不比大宋弱。“岐溝關之戰”後，大宋停止了對契丹的戰略進攻。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以後，大宋更沒有主動向契丹發起過攻擊。契丹也漸漸有了收斂。淳化年間五個年頭沒有大的戰事。想起太祖時代與契丹的和約，太宗認為，如果可能，就與契丹再次簽訂和約，而後，修德，未來的事，交給神。

於是，淳化五年九月，大宋開始主動請和。史上明白記錄： 帝再遣使如遼約和，弗許。

太宗再一次派遣使者到契丹去請求恢復太祖時的和約，契丹不答應。

太宗當初“惟有戰耳”“徑指西樓之地，盡焚老上之庭”，這樣的狠話放出，已經成為契丹的“民族創傷”，契丹不能忘。“乘勝取幽薊”也是一句狠話，在佔領敵方土地的戰事中，“克”是指費力拿下；“取”是指不費力拿下。傳統“春秋筆法”有此一說。歐陽修做《新五代史》就特別注意此類“筆法”。當大宋放出話來，要“取”幽薊，幾乎等於是對契丹的一場羞辱。所以，終太宗一世，契丹沒有原諒他。

南宋史論家呂中有一段話，說大宋與契丹的和戰，頗有見地： 和非中國得已之計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復與太原相援，以漢高帝處此，必有平城之憂；唐太宗處此，必有藉助之舉。惟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御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得中國之體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

與契丹和好，是中原不得已的辦法。但即使如此，如果和好的要求出於契丹方面，則和約可以鞏固；出於我這一方，則和約難成而敗。太祖時，正當南征北戰之際，而契丹與河東的北漢互相有軍事同盟，即使以漢高帝面對這樣的政治環境，也會有被匈奴在平城包圍的憂慮；唐太宗處此，也會有不得不借助突厥的舉動。只有太祖專任邊將，契丹來，就抗拒之；契丹走，就防禦之。而且不派遣一個騎兵出境騷擾契丹，也不派遣一個使臣與契丹通和。一直到契丹的邊臣有了向大宋求和的書信，而後命令邊臣回答他們；必要等待契丹來使行聘禮，而後派遣使者到契丹去回報。這種做法，很得中原大國之體。真宗景德年間的和約之所以長久，而徽宗宣和年間的和約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景德之和，是契丹提出來的；而宣和之和，是大宋提出來的。

太祖時，契丹涿州的刺史耶律琮曾經致書大宋雄州知州孫全興，認為二國可以不必打仗，長久為鄰國。孫全興請示太祖，太祖命孫全興給耶律琮寫信，認為可以。於是，與契丹有了“修好”的來往。太祖一朝，除了石嶺關一戰，何繼筠打退契丹來援一戰外，和約之後，沒有戰事。

契丹來“求和”事在大宋開寶七年十一月。但《續資治通鑑》又記錄說，早在此前半年，也即開寶七年三月，太祖曾經“遣使如遼，遼使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來聘，議和”。這樣，似乎是大宋首先與契丹議和，而不是契丹首先與大宋議和。

此事不確。因為如果這一條記錄是真實的，那麼十一月間耶律琮與孫全興的書信來往就沒有了著落，而且以此為契機，後面的一系列展開，也都沒有了著落。所以，宋人呂中的議論有根據，而“太祖於開寶七年三月‘遣使如遼’”說，是一種傳聞異詞，不足憑信。

御戎三策 且說太宗，見契丹沒有和意，就再一次動了戰爭的念頭，“於是募人泛海，賂女真及烏實等部叛之，二部不從”，招募精幹人士，從海上到契丹後方，賄賂女真部落及烏實部落，讓他們背叛契丹。但是這兩個部落也不聽從。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與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貢”。他們朝貢的路線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屬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黃海到山東登州上岸。但契丹對此很不爽，於是在距離海岸四百里處下寨，增設軍事堡壘三處，每一處有三千兵守衛，隔絕女真與中原的聯絡。於是女真再次艱難渡海，與大宋研究軍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處堡壘剷除，女真願意集合全國三十首領來做這一場戰事。如果大宋確定日期，女真將首先集合兵眾在北部等待。

這是一個機會，但大宋經歷了“岐溝關之戰”，已經沒有必勝信念。史稱“帝但降詔撫諭，不為出師”，太宗只降下詔書，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師。從此以後，女真只好死心塌地歸附了契丹。

此時，再去約會契丹起兵，為時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請和四個月前，高麗也曾無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試圖與大宋恢復和好，要求大宋出師，與高麗夾擊契丹，太宗也沒有允許。從此以後，高麗也死心塌地歸附了契丹。

契丹已經沒有了後顧之憂，幾乎可以全力對付大宋，而大宋還要對付西夏，此際，川蜀也亂起來。

在如此嚴峻的戰爭環境下，太宗一朝，趙普、宋琪、張洎、田錫、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張齊賢等大臣無人認為可以“取幽薊”，更不做“犁庭掃穴”之想。以張洎的說法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

下策是：“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訓練士卒，揀選將帥，長驅直入，帶上各種武器快意一戰，與契丹決勝負於一場戰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謙卑言辭，準備厚禮，以和親政策與其通好，輸送國貨與其結好，雖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卻可以停息邊境戰爭之勞。

上策是：“繕修城堡，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整制修繕沿邊城堡，依靠憑藉天然險阻，訓練武備，廣積糧草，分兵屯聚邊塞，契丹來就防禦，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紀的中國精英，無一例外地選擇了“上策”。太宗趙炅也選擇了“上策”。

於是，“繕修城堡，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成為大宋帝國淳化年間之後的基本戰略防禦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動求和之後，另外就部署了三場區域性戰爭，侵擾大宋。

第一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戰”，大宋勝。

第二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雄州之戰”，大宋勝。

第三場戰事，可稱“契丹攻宋永安軍之戰”，大宋勝。

三場戰事，都發生在至道元年，而且都在邊境發生，而且有兩場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鎮守的陝北北部發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勝利。這樣，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積極防禦戰略，已經奏效：只要不主動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雖然想起“燕雲十六州”來，就心痛心酸，但力量達不到，這個事實是必須在屈辱中承認的。

太宗晚年已經知道：必須“屈己”，“黷武”不是時機。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

太宗最後一個年號是“至道”，自正月改元，到“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駕崩，只有兩年三個月時間。這也意味著，在太宗晚年，贏得了三場抗擊契丹的保衛戰勝利，但攻取契丹，已經不做夢想。

就在淳化五年九月，當月與契丹主動請和不成，太宗立趙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這是冊立太子的節奏。太宗對壽王說了一番話，特別能見出他蒼涼的心境，但也是成熟的心思： 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雲：“撫我則後，虐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戒之！

政治教化之設計，核心是得人心而不是擾人心。得人心最好的做法是誠信；不擾人心最好的做法是以“清靜”而鎮守內心。將這個法則推演開去，即使是兇惡的猛獸也會馴良，何況人呢！《尚書》有言：撫育我就是我的領袖，虐待我就是我的寇仇。這話說得很是精允。你要時刻警戒自己啊！

也在這個月，太宗為巴蜀之亂下了《罪己詔》。

到了十月，又將青州的“平盧軍”改為“鎮海軍”，而杭州的“鎮海軍”則改為“寧海軍”。由“平定”之義改為“鎮守”之義，由“鎮守”之義改為“寧靜”之義，都在一步步收斂殺氣。

十一月，太宗到國子監，看到大儒孫奭，就讓他講《尚書.說命》。

《說命》總三篇，也是“梅賾偽書”，但也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之久，至少，太宗時期相信它的真實性。這一篇《尚書》文獻，講述了殷商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時的大臣傅說（二字讀音“副越”，不是“傳說”）的思想。太宗天性中似乎存有願意效法古人的傾向，更對殷商曆代明君有嚮往。《說命》中有言：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這是傅說的名言，大意是：做事不效法古典經驗，而能夠長久立世，還沒有聽說過。

儒者孫奭講《尚書》，就重點講述了這句話。

趙炅聽後，甚為激賞，讚歎道： “此至言也！羨慕殷商的君王武丁能得到這麼優秀的賢相！”說罷，歎賞了好久。還有一種記錄說：太宗有意要激勵臣輔，於是對跟從他的輔臣們說：“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邪！”上天以優秀的宰輔佐治殷商，朕怎麼就獨獨得不到這樣的人呢！ 效法古人，在政治論域內，以儒學為思想資源的說法就是“法先王”。這是傳統中國政制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政治價值觀。

“先王”，狹義指堯舜，廣義指堯舜以來的所有聖王，包括本朝逝去的聖王。在後世看來，殷商的湯王就是三代時期的聖王之一。趙炅曾經祈雨，甚至“欲自焚”，就是一種自覺的“法先王”行為。

“法先王”，與現代政治哲學中的保守主義理念相近，都是承認人類政治經驗具有積累的價值，值得回顧。在中國，這類經驗曾長久地得到朝野肯認，直到近代以來流行種種激進思潮，才對“法先王”說法有了敵意十足的痛貶。

太宗在國子監，聽孫奭講解武丁和傅說的故實，意味深長，具有“大宋家法”的性質，所以真宗要仿效，仁宗要仿效，後代帝王紛紛仿效，都要聽取“師傅”的儒學義理講述，於是形成了制度化的“經筵”。

但不止於此。細細閱讀這一段記錄，也可以約略考見太宗當下心境的蒼涼，他也意識到大宋此際，不僅沒有可以輔佐他“達致三代之治”的人才，似乎也沒有可以輔佐他“恢復漢唐疆域”的人才。他對大臣們有點失望……

求才 就在這個月，天降大雪，似有瑞雪豐年之兆，近臣開始向太宗稱賀。但他似乎一點也不高興。他想的還是人才。他說：“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這麼多士大夫在朝廷，朕想求一個勝任轉運使、三司判官的人才，居然都得不到！於是，下詔，要宰輔呂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誥，都要舉薦可以任事的人才，每人要舉薦一個人。

太宗晚年，求才若渴。

呂蒙正上奏說：“臣備位宰相，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廣也。”臣，作為宰相，主要是在百官中建議推薦和建議罷免，現在只推舉一二人，恐怕在向天下顯示宰輔之量不夠廣大。

呂蒙正的意思是：舉薦一二人，這活不是宰相干的。

呂相一生做事，此事最無格局。略通邏輯，即可明瞭他這種塞責之語，連自圓其說都沒有可能。春秋責備賢者，呂蒙正此際大約昏了頭，往日的明斷一絲不見，彷彿說此話的幾乎就不是那個隨身帶著“夾袋”，準備推薦人才的呂蒙正。史上這類記錄，往往令人慨嘆：人的複雜性遠不是標籤可以界定的。

太宗很溫和地說：“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前代各朝，也應該有宰相推舉官員的案例，可讓史館官員到史冊中去找一找。

於是史館將歷代宰相推舉官員的案例拿來給太宗。

太宗再次召呂蒙正等人說：“虞丘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昔日楚國宰臣虞丘子推舉了孫叔敖，大唐宰臣崔祐甫推舉了各級官吏近八百人，另一個宰輔狄仁傑還推舉了自己的兒子狄光嗣，等等，很多宰輔推舉人才的故實，怎麼能說沒有呢？ 然後，太宗還書寫了一幅文字給呂蒙正等人。文字內容是當年楚國清官孫叔敖死後，兒子清貧，表揚藝術家優孟扮演孫叔敖，感動楚王，賞賜孫叔敖後人的故實。

於是呂蒙正等人開始各自舉薦人才給朝廷。

舉薦人才，在《宋史》中，凡有必書。這個故實也可以看出，不是人人都願意，並有能力舉薦人才的。這事一方面源於舉薦者確實沒有發現的眼光，另一方面，大宋有制度性規定：被舉薦的人才如果一旦有罪，舉薦者要有連帶責任，有時處罰還很嚴重。這就使舉薦者心懷畏懼，多一事實在不如少一事。大宋，以及歷朝歷代，持此姿態者，太多。

太宗晚年，對此有感覺。但如何解決，終大宋一朝，沒有有效措施。不能，或不願意舉薦人才，是傳統中至為沉悶、平庸之流弊。但惟其如此，對比中，更可以見出能夠並願意舉薦人才，不計個人得失，敢以天下為己任者的聖賢氣象。

到了轉年，至道元年八月，太宗更以開封尹壽王趙元侃為皇太子，改名趙恆，大赦天下。大宋如何對付契丹這個北方的強敵？使命已經開始向繼任者真宗大帝轉移。

文明競賽 至道元年初，與契丹的三場戰事之後，太宗一朝與契丹再無戰事。相互之間好像已經不再比武力，而在比文明。

契丹的文明，與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時代比較，有了長足進步。現在的蕭太后與耶律隆緒受中原文明浸染，很多地方與大宋比較，似並不遜色。將這兩年大宋契丹的“文治”作一比較，似不難看出二者的“文化競賽”意味。

至道元年八月，大宋冊立太子，大赦天下。

契丹命人修山澤的祠宇、先哲的神廟，準備祭祀——這樣，契丹國境內，諸州的孔子廟、黃帝祠、大舜祠，都得到修繕。契丹是信奉孔子學說的，承認黃帝譜系的，接受堯舜傳統的。所以，以今日文化整合大系統考察，契丹，是“我國”在公元十世紀前後的北方政權，而不是“外國”政權。

這個月，大宋，以尚書右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併兼太子賓客，要太子見二人如見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李至等上表懇讓，太宗下詔不許。太宗對李至、李沆說：“太子仁孝賢明，正仰賴愛卿等以正道輔佐。太子如果做事有不當之處，你們一定要盡力給他指出，不要順從他啊！”

到了九月，契丹認為南京也即燕京太學生員越來越多，特意賜給水磑莊一區，供太學生居住使用。契丹也是有太學的。

冬十月，契丹還下詔，令諸道要設定“義倉”，每年的秋天，按照各地收穫多少，拿出一部分來充實“義倉”。有關部門要監察、檢查。到了年歲不佳時，就用“義倉”放糧賑濟災民。契丹也是有“荒政”的，荒年救濟災民之政制，契丹顯然是從大宋“常平倉”得到啟發。

十二月，大宋群臣奉表要給太宗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連上五次，太宗不允許。這一年，大宋製作了銅金屬的天文氣象儀器：渾儀、候儀。製造者是秋官正韓顯符。太宗下詔，在司天監建築一個高臺置放，以此展開天文氣象觀測活動。

此前，高麗連續多年向契丹朝貢，契丹派遣翰林學士張乾等人，冊封高麗王治為高麗國王。王治派遣童子十人，到契丹留學，學習契丹語。契丹所屬的鐵驪部落，向契丹進貢獵鷹、戰馬。

至道二年，高麗國王王治向契丹請求聯姻，契丹以東京（今屬遼寧遼陽）留守蕭恆德女與高麗訂婚，高麗為此向契丹送去了彩禮。但不久高麗王治死了，契丹將彩禮奉還。這一年，契丹還安置了朔州的流民。

大宋則在夏天五月時，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按行考察管內諸州的民田，遇到旱情嚴重的地方，要蠲免當年租稅。

這時四川又發生民變，繼李順之變後，有亂黨首領名王鸕鷀再次聚集變民四處剽掠，自稱“邛南王”。西川都提舉、大臣石普上奏說：“蜀之亂，由賦斂急迫，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併入於賊。望一切蠲其租賦，令自為生，則不討自平矣。”蜀民之亂，是因為賦斂太急，迫使農民失業，不能繼續生存，所以有人就進入到盜賊之中。期望朝廷能蠲免當年一切租稅，讓農民能夠各自為生。如此，不必討伐，民變自會平息。太宗答應了。石普到四川將朝廷意旨傳達給變民，史稱“蜀民無不感悅”，整個巴蜀安定下來。

大宋這邊有人認為鳳州（今陝西鳳縣）出產銅礦，定州（今屬河北）出產銀礦，準備收歸國有，派遣官員執掌開礦事宜。太宗說：“大地並不愛惜寶藏，肯於出土；朝廷應該與眾庶共享。”不允許官營。

這一年契丹則認為南京（燕京）一道新訂的稅法太重，做了減免處理。

太宗之死 到了至道三年，太宗在世的最後一年，只有三個月時間了，太宗還在部署邊帥防禦反覆無常的西夏，而契丹在河西，也有党項人開始背叛契丹，契丹安排邊將討伐党項。

太宗已經病重，還下詔免除京畿死罪的囚犯，流罪以下全部赦免。

與此同時，契丹下詔給南京（燕京）要解決常年不決的“滯囚”問題。還蠲免了多項稅收，如四方的流民免租稅；募民耕灤州荒地，免租賦十年；南京一道的欠租，全免等等。還命諸道抓住春天的時機，鼓勵民眾種樹；並禁止諸軍官在違背農時的季節田獵。

大帝太宗趙炅，臨終前聽到的來自契丹的訊息是：西夏李繼遷再一次背叛大宋，投靠契丹，被契丹封為西平王；契丹大將韓德威擊破党項，党項請求歸附契丹；於是，契丹向西開拓疆域更為遼遠。

至道三年三月壬辰，史稱“帝不視朝”，太宗病重，已經不能在朝堂會見諸臣。第二天，癸巳，帝崩於萬歲殿。

這一天是公元997年5月8日。

太宗遺制 太宗趙炅，在大唐帝制繼承製度紊亂之後，在經歷了五代亂世之後，與寇準協議定立太子，為大宋第三代帝王的順利交接做出了基礎性安排，最後在大臣呂端的決斷之下，保證了這個安排的順利施行。於是，大宋沒有亂，沒有回到亂唐，更沒有回到五代。

但這件大事，險些壞在宦官王繼恩手上。

王繼恩即使有多少恣橫之過，如果不是最後試圖改變太宗冊立太子之事，也許他這一生會有另外的功過評價。

太宗由“金匱之盟”的“兄終弟及”模式，迴歸於“宗法大禮”的“嫡子繼承”制度，為帝制時代的權力再分配，承擔了巨大的道德風險。當這種遺製作為天下已知的規則已經出臺，再試圖破毀這種規則，就要承擔更大的道德風險。事後看，王繼恩試圖改變太宗遺制，擁立宋真宗趙元侃以外的親王入繼大統，那是絕大的政治冒險，同時也是對天下、對士庶、對社稷、對皇室、對趙元侃與趙元佐，都缺乏責任擔當的悖逆之舉。

此案，王繼恩很愚蠢。

他以為當初可以決定由誰出任第二代帝王，也就能夠決定由誰來出任第三代帝王。他不明白的是：第三代帝王已經由宋太宗趙炅、社稷臣寇準，君臣商議決出，已經昭告天下，已經行使了冊立太子的大典，已經經由程式規則告知天地宗廟神靈士庶，形勢與當初太祖留下權力空白全然不同。勢變，而伎倆不變，利慾薰心下的程式變更，必是禍及自身的愚蠢。

趙元侃被冊立太子之前，還在做襄王時，已經有不低的“人望”。像太祖太宗踐祚前後，坊間開始流佈神奇傳說一樣，趙元侃也有自己的傳說。

“來和天尊”的神秘流言 有一位屯田員外郎名叫楊礪，幾十年前，曾夢見一位“來和天尊”。端拱元年二月，楊礪又為庫部員外郎，併到襄王府做記室參軍。他初到襄王府吃了一驚，原來他看到的襄王趙元侃很像幾十年前他夢中所見的那位“來和天尊”。

楊礪乃是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大宋建國第一年的第一個狀元。由此人來推演宋真宗的“神蹟”，在士庶中，影響頗大。

此人很像太祖時“善天文占候之術”的神秘家苗訓。陳橋兵變前的黃昏，苗訓仰觀天象，發現“日上覆有一日，久相摩蕩”。太陽上邊還有一個太陽，久久地互相迭加搖盪。軍中“權反在下”的“陰謀擁戴”開始時，“天有二日”成為一種蠱惑力量。

楊礪關於“來和天尊”的神秘流言，在真宗皇帝做襄王時就有了江湖傳聞，楊礪是始作俑者。這類說法固然有“創作”的可能，但也預表了士庶對真宗的期待和擁戴。所以，真宗一朝待楊礪很優厚，猶如太祖一朝待苗訓很優厚一樣。

但真宗皇帝並不瞭解楊礪的履歷，他做了皇帝后，有一次問楊礪：“愛卿你是哪年及第的啊？”楊礪“唯唯”不回答。後來知道他是大宋帝國開國以來的第一名狀元，真宗不免有點“自悔”，認為不應有此一問。但對楊礪不願意自吹自擂也甚為欽佩，所以，對他更為敬重。

楊礪年六十九歲時，病逝，真宗甚為哀痛，他對群臣說：“楊礪耿直廉介而又清苦，朕正要大用，不料忽然謝世。”於是冒雨前往楊礪家中弔唁。到了他家住的小衚衕，車駕沒法進入，真宗就下車，踩著泥濘小道，曲裡拐彎地進入楊礪家中，嘆息哀悼了很久。

太宗要冊立太子，也是經由了反覆斟酌。但是有人提議早立太子時，他又發怒。很多人以為他留戀皇權，不願讓渡。但事實是，斯事體大，他在從諸王中慎重選擇，還沒有最後拿定主意。淳化二年，他曾與近臣說：“總是有人上疏討論建立皇儲之事。朕還是很讀了一些書的，又親眼見到前代的治亂興衰，怎麼會不將這麼重要的大事放在心上呢？不過是因為近世以來，世風澆漓，人心難測，如果建立太子，那必須要讓百官認同，太子從東宮到踐祚，要有程式，就像百官升遷。現在諸子年輕，還沒有成人的性情。所以我給他們各自安排了良善之士作為輔佐，乃至於他們的僚屬，我都要親自揀選，目的就是不讓奸巧險佞之輩在皇子左右。他們的讀書、聽講，都有課程安排。等到他們成長起來，朕自有裁製。為何討論這個事的人就不懂我這番心思呢？”

三年後，有一位崇儀副使名王得一，他是一位道士，常到禁中與太宗討論國事，往往就到夜半。他敢說話，說到外面的輿情，有一次就讚譽襄王有“人望”，請太宗立他為太子。太宗心動，不久，又與寇準一番話，定下太子。於是以襄王趙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這就是帝制時代，大宋由皇子升遷為帝王的一道程式：改封王，做京師令尹，以此歷練從政經驗。

到了至道元年八月，正式冊封趙元侃為皇太子，改名趙恆。

從唐代天祐年間以來，中原多故，亂世中，沒有來得及施行冊立皇儲，於是這個大禮停廢幾乎有一百年了。太子禮施行隆重而又簡捷。太子趙恆處處守禮，甚至在做了太子後，還上書要求一如既往地與諸兄弟一起朝見父皇。諸臣參賀時，趙恆也總是走下臺階答禮。溫文爾雅，謙遜沖和，他的做派為人所讚賞，史稱“中外胥悅”，朝廷內外都很欣慰。

王繼恩試圖改變“人望”如此之高的皇位繼承人，等於在做一件他做不到的事，實屬於“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呂端大事不糊塗

至道三年二月，太宗病重，文武百官都到崇政殿問候起居，從皇太子、親王，到諸臣，都到佛寺去修齋，為太宗祈福。

就在這個期間，宣政使王繼恩決計謀立太宗長子趙元佐。他實在擔心現任皇太子趙恆的“英明”。於是找到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來商議“大事”。幾個人就經常說一些太子的壞話。恰巧太宗的李皇后也不怎麼喜歡太子，而喜歡趙元佐。趙元佐和太子趙恆都不是她的親生兒子，而是李賢妃的親生兒子，李賢妃已經死去，李皇后大約是看到趙元佐的瘋癲，動了女人家家的惻隱之心，所以心理天平總是傾向於趙元佐。這個微妙的情感被王繼恩捕捉到，他以為這也許就是一個機會。於是在太宗病重期間，與李皇后故意不安排趙恆在太宗身邊。

但這個微妙的安排，卻被“大事不糊塗”的呂端到禁中問安時看在眼裡。他承認並讚賞寇準推動趙恆為太子的宏猷。現在太宗病重，太子卻不在身邊，此事蹊蹺，於是就在笏板上寫了兩個字“大漸”，令親吏送給趙恆。“大漸”的意思是“病重病危”。呂端傳導的資訊是：父皇彌留之際，太子務必前來問安侍奉。但這位太子還是有了疏忽。

太宗在親王諸臣的祈禱中沒有痊癒，反而病情加重，無法推測太宗患有何病，他的直接死因，一般認為是昔日箭瘡發作。

太宗死時，趙恆不在身邊。

王繼恩跟李太后商議後，決計到中書去召宰輔來議論繼承人問題。這本來不是個問題，但現在李皇后和王繼恩要將問題提出來，是期待僥倖獲得宰輔支援。而當時最富名望的宰輔就是呂端。他們要議論繼承人問題，呂端是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必須重視。於是，王繼恩硬著頭皮來找呂端，說是要“議所立”，討論一下立什麼人做皇帝。

根本無須“議”的事，王繼恩要“議”！呂端頓時感到“嚴重的時刻”來臨了。他也頓時明瞭了眼下的格局。於是將王繼恩帶到書房，說是讓他看看太宗以前賜給他的種種“墨詔”，親筆詔書。而後，將他鎖在書房中，派人看住不得外出。自己匆匆趕入宮中。

李皇后見宰輔來到，對他說：

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 皇上駕崩啦。按照宗法規定：長子應該有第一繼承權，這是合乎禮範禮法順理成章的事。現在，您看怎麼辦？ 李皇后這十四個漢字，分量不輕。她試圖按照個人喜好，在王繼恩的推動下，“立長”，也即擁立太宗長子趙元佐。從宗法繼承視角看問題，不為無理。但趙元侃也即趙恆已經成為制度規定的繼承人；趙元佐則已經瘋癲，或假作瘋癲，常年沒有軍政作為；更重要的是：趙元佐並不希望踐祚——他對四叔趙廷美之死一直耿耿於懷；更對父親所作所為而導致的大伯趙匡胤後裔無緣於帝位心懷不滿。在這樣背景下，擁立趙元佐，實屬多事。

但呂端的回應分量更重，他說： 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 先帝太宗之所以生前冊立太子，正是為了今天這個入繼大統問題。哪裡還容得下有其他不同的冊立意見！ 李皇后聞言，知道宰輔這一關過不去，那就沒有了希望。於是，默然不語。

當天，趙恆在靈柩前即位。

但靈柩停在大殿上，皇后與皇帝一起臨朝接受諸臣拜賀，前面置放了一道門簾。呂端在階下肅立不拜，請求將簾子捲起來，讓百官看到趙恆。他擔心王繼恩等人會將生米做成熟飯，萬一簾後不是趙恆而是其他人，諸官拜賀後，再試圖改變格局，又是一番兇險難測的麻煩。李皇后答應了呂端，捲簾。呂端走上臺階辨認，確認簾後的繼承人就是趙恆，這才走下臺階，率領群臣“拜呼萬歲”。

於是，大宋有真宗皇帝。

趙元佐不見宋真宗 有意味的是趙元佐。

真宗很敬重這個大哥。幾個月後，以趙元佐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再次被複封為楚王，並允許他在家養病，可以不上朝。但真宗要去趙元佐府上看望他時，趙元佐說自己有病，堅決推辭不見，並說：“雖來，不敢見也。”即使是皇帝你真的要來，我也不敢見你的！從此以後，兄弟二人終生沒有再見。

趙元佐如此反對太宗、反對真宗，都是涉及皇位的大事，但是太宗也不過將他貶黜、真宗則不但不貶，更多次存問。在後來幾十年的歲月中，趙元佐一直活到仁宗時代，一直很安全。捲入權力問題，平安生存，這在歷朝歷代中，是很罕見的。大宋帝國三百年，皇室、大臣、士大夫、庶民，是仇恨較少、戾氣較少的時代，各類人等，生存在這個時代，很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王繼恩自知陰謀不成，局面危險，於是又秘密委託一個大臣胡旦，在朝廷上為自己開脫，並做了一番褒揚之詞，還組織了文人給他寫“頌詩”。但真宗與呂端等人已經知道了他們往日的陰謀，這事不能裝糊塗，於是組織了“王繼恩專案組”，調查他的劣跡種種。

王繼恩遇能吏 王繼恩遇到了一個能吏，名叫魏廷式。

此人自年少時就對“法學”深有體會，太平興國五年中第後，“釋褐”為地方的司法官員“法曹掾”。太宗晚年，他被召入判大理寺，成為國家最高法院的院長。真宗初立，即命他為吏部員外郎，後改為刑部。王繼恩的案子就由他來審訊。魏廷式有“嚴明”的口碑，他剛果敢言，但性情也有“傾險”的一面，喜歡中傷誹謗。所以士君子都怕他的利口而鄙視他的行為。由此人來審訊，王繼恩想推脫，難度太大。所以審訊很順利，史稱“逾宿而獄具”，一個晚上審理結果就出來了。王繼恩的罪責當然就有“謀逆”一項。

這罪過，要是在秦漢隋唐元明清，王繼恩之流就是一個大罪，必遭“族誅”，但真宗皇帝只給予貶官、貶黜的懲罰。王繼恩降職，責授右監門衛將軍，逐出京城，到均州安置，而“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朝廷內外的大臣僚屬，曾經與王繼恩有交結、密通書信者，一律不調查不審問。這事可以做成一場大獄，但在真宗時代，啥事沒有，就這麼過去了。

帝國有驚無險。

王繼恩被貶後，家產被沒收。清理他的財產時，發現了很多從巴蜀帶回來的“僭擬之物”，也即不應該屬於他使用的皇室器具。

王繼恩第二年死在均州。

真宗派遣使者，將其家屬接回京師，借給他們官舍居住。又過了二年，允許家屬將王繼恩靈柩按照他們的意願歸葬。又過了十來年，到了大中祥符三年，真宗還特意下詔，追復了王繼恩原來的官職，並給他的家屬後人白金千兩。王繼恩的養子王懷珪，這一年也轉入內高班，成為有高階職稱的宦官。

有一部書名《揮麈錄》，總四部，其中一部稱《揮麈餘話》，記載了王繼恩試圖擁立的不是趙元佐，而是趙匡胤的孫子、趙德昭的兒子趙惟吉。

說太宗時，司天監苗昌裔奉命前往洛陽之郊，為太祖趙匡胤的陵寢選擇風水寶地。等到安葬太祖完畢，苗昌裔帶著陵寢的總管王繼恩登上山巔，指畫周邊風水形勢，並對王繼恩說：“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意思就是，別看現在太宗在位，但以後皇位還會回到太祖一系。王繼恩記住了這句話。等到太宗“大漸”之後，他就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使趙@、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趙惟吉。後來事發，諸人遭遇貶黜。

據說到了神宗時代，李昌齡的孫子李逢知道苗昌裔的預言，還在煽動趙匡胤的後裔趙世居謀反。那是一場大獄，容當後表。甚至到了靖康年間，趙德昭的五世孫趙子崧還在“剽竊”這個說法，與門人歃血同盟，準備恢復太祖一系的帝位。後來知道宋高宗趙構在江南入繼大統，這才不情願地罷休。宋高宗不忍心暴露這種事，找了個別的藉口，將他貶黜。

太宗的憂心與焦勞 太宗在位二十一年，民生問題，是他最重要的關注方向，甚至，抑制藩鎮問題、抵禦契丹問題、推演道義天下問題，也都是以關注民生為目標的。

我有一個意見：史上所有關注民生的君臣士大夫，都有資格進入聖賢行列。在權力巔峰和掌握更多話語權力的讀書人，理應向民生傾斜。共同體文明吉相在此。一切“反民生”，也即以加重賦斂、尋租貪贓、掠奪私有財產為手段的“君臣士大夫”，是文明之敵。

文明之展開，是“眾緣和合”的“耦合”力量之結果。但在軍政事業中，“眾緣”之中，“民生”是核心之“緣”。宋太宗一生在為民生問題“焦勞”。讀太宗一朝史料，看到很多為民生而憂心、焦勞的記錄。

太宗自己說：“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念耕夫。”每次穿一件衣服，就憐憫養蠶婦女的辛苦；每次吃一頓飯，則念想耕地農民的勞累。

他親自審判刑事案件，更是“夙夜焦勞”，日夜焦慮勞作，不敢“憚於焦勞”，不敢因為焦慮勞作而有所煩畏。

蝗蟲從天上飛過，太宗看到，就對宰輔說：“朕素不識此蟲，群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搗。”朕一向不認識這種飛蟲，但看到它群飛過去，遮天蔽日的樣子很盛大，一定會禍害莊稼。朕這憂愁之心，像有東西在捶打。又說：“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日夕焦勞，略無寧暇。”朕專心處理政事，從不敢懈怠，就是期待有一天能達致天下太平……日夜焦慮勞作，沒有一點閒暇之時。

看到京師連月下雨，物價上漲，路有餓殍，太宗一面設法救助，一面忍不住對大臣說：“百姓嗷嗷然。朕為其父母，居億兆之上，位尊責重，莫遑寧處。每日與卿等相見，雖不形於顏色，然而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米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並躬親裁斷。”百姓處於苦難中，如嗷嗷待哺的嬰兒，朕作為他們的父母，居於萬民之上，位置尊貴，責任重大，沒有一刻安寧之時。每天與愛卿等見面，雖然不形於色，但我心中的憂慮掛念，沒有須臾之間的安寧！……米麵食鹽這樣的細緻之事，朕也不怕勞作之苦，也要親自去裁斷，求得解決。

開封尹趙元僖說：“陛下君臨萬宇，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為心。”陛下君臨天下，為政事而焦慮勞作，天不亮就起床穿衣，天很晚才想起用餐吃飯，真是“以民為心”。

大臣也說：“去年寇敵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去年契丹侵擾邊境，聖靈受難，皇上您同情百姓，焦慮勞作不已。

因為乾旱無雨，大臣們都看到了“聖慮焦勞”。太宗親自去祈雨，幾乎各個寺廟“祠禱皆遍”，所有的神廟都禱告遍了，“有以見仁主憂民之旨，聖人恤物之心”，可以看到仁慈的君主憂民的心思，英明的聖人愛惜民力的心意。“近霖霪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於色”，近來陰雨連綿達到一百多天，陛下焦慮勞作，自我警戒，已經憂形於色啦。“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臣等看到陛下憂慮民事太過啦，管理具體事務太多啦。“臣伏聞去歲或霖潦作沴，或癘疫為災，陛下憂勞太切”，臣聽說去年連綿淫雨為害，又有疫情為災，陛下憂思勞作太辛苦啦。為了祈雨，太宗甚至要用“自焚”的方式去回應“天譴”。

史官也記錄：“會春旱，太宗焦勞甚”，正趕上春旱，太宗非常焦慮勞作。“歲旱艱食，民多為盜，上憂之”，年歲乾旱，庶民吃不飽，很多人做了盜匪，皇上很憂慮。“時多陰雨，上以河決未塞，深憂之”，當時很長時間有雨，太宗認為大河決口沒有堵塞，深深地感到憂慮。“上以久愆時雨，憂形於色”，太宗因為長久過時而沒有落雨，不免憂形於色。

……

1924年，孫文先生做了題為《民生主義》的系列演講，內中說到： “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又說：“……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趙炅的言行，就會理解，作為十世紀的中國領袖，他對民生問題的關注，雖然不像孫文先生那樣做出“民生主義”的思想闡釋，卻盡其足夠多的智慧和精力，對民生問題給出了一個個解決方案。

官員貪腐，禍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於兩宋諸帝，對官員貪腐幾乎採取了“零容忍”的姿態。各類懲治貪腐故實，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濁亂之源

貪腐，在大宋君臣看來，是五代亂世的根源之一，必須有一套消弭機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紀》記載趙匡胤嚴加懲治貪官汙吏，贊他：“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將貪官汙吏用重法懲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來的濁世變亂之源。清代史論家趙翼《廿二史札記》，有一專條《宋初嚴懲贓吏》，也說：“宋以忠厚開國，一般的犯罪儘量從輕或減免，但獨獨治理贓官罪很嚴厲。這是因為太祖親自看到五代時貪吏的恣橫，導致民不聊生。所以踐祚之後，用重法懲治贓官。這樣做，就是為了塞濁亂之源。”

“塞濁亂之源”，成為大宋的基本國策。

這個基本國策，用太宗評價太祖的話說，就是：“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有個監察御史張白，在知蔡州（今屬河南）時，“假官錢糴糶”，借用官方錢財批次買入糧食而後加價批次賣出。這是挪用公款玩期貨或炒股的節奏，被“棄市”，在街頭被正法。

有一次太宗與名臣趙普在一起討論“納諫”事說：“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居簡出，嚴肅得一臉風霜，這樣誰還敢犯顏言事？帝王如果不能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趙普回應：“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天理，下竭誠意，達到天下太平，不為難事。”

太宗高興，就接著討論民生問題。太宗問趙普“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治理天下還有什麼好的辦法？趙普說：“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人愛民之心，止於此矣。”陛下體恤生民之艱，每當聽到有利於改善生民之苦的措施，當日就施行，不拖延，堯舜以來的古人“愛民之心”，也不過就是如此。

夭折的封禪大典

雍熙元年夏四月，泰山父老千餘人絡繹不絕地來到朝廷，多次要求太宗舉行封禪大典。群臣也高興，多次上表要求封禪，並表述願意帶領泰山父老修築東京汴梁到泰山的道路。太宗下詔，決定用半年時間準備，到十一月可以“有事於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禪。

封禪，是天命改變也即改朝換代之後，天子踐祚答謝天地神恩的祭祀天地儀式。泰山，在古人看來是一座神山，因此要到泰山封禪。秦始皇、漢武帝都有封禪的記錄。泰山之民和大臣們認為太祖太宗功德很高，可以上告天神地祇。這是士庶對君王誠心擁戴的一種表示。

太宗答應了，下詔讓大臣扈蒙、賈黃中、徐鉉等共同議定封禪大典的儀式。隨後，又派出了朝廷官員組織力量修建京師到泰山的道路，不驚動泰山父老來修路。還任命了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全面負責此事；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負責封禪典章的制定和實施；大臣賈黃中為“儀仗使”，負責所有封禪的儀仗隊伍指揮和器械準備。這些工作要按期彙報，有一次太宗看到宋琪等人上報的儀仗導駕等，規模過於宏大，就說： “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

於是，又下詔：只在“告廟”也即祭告祖廟以及到達泰山之後用儀仗，一路上不需要儀仗等陳設。

到了五月，麥熟季節，按禮，太宗到城南“觀刈麥”，觀看農人割麥，還賜給了割麥人一些錢帛。回來時，到玉津園皇家園林觀魚、射箭、宴飲。然後，發表了一通意見：“朕觀五代以來，帝王開始還能勤儉，後來就忘掉了得國的艱難，結果很快就覆亡了。這都是自己造孽的結果。在人上者，當以為戒！”這番話表明，他對封禪大典，有了反思。

不久，宮中兩座大殿乾元殿、文明殿遭遇了火災。

火災事不久，太宗又下詔“求直言”。幾天後，再次下詔：“天下各地方的幕職、州、縣官員，上書言事，凡是有關於民俗利害，政令善惡，都可以在本州將意見文書交由驛站車馬，傳到京師給朝廷。”這是因為過去只有轉運使及知州、通判可以上書，而州縣的地方小官則很難經驛傳上書。太宗擔心“下情壅塞”，下面的情況不能上達，所以特意再次降詔“求直言”。

隨後，又有了讓各路轉運使監察各地方的刑獄，避免冤濫。為解決地方刑獄責任問題，下詔令諸州必須十天檢查一次。

這些事，漸漸讓太宗意識到：中原還有很多問題，民生依舊艱苦。於是，決定停止封禪大典。他對宰輔說：

“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

古來的封禪大典已經廢除很久了。現在天時好，年頭也好，施行封禪也應該是合適的時機。但是宮中兩座大殿被火燒燬，如果就這樣舉辦封禪這麼大的事，恐怕不符合天意。況且天氣這麼炎熱，我很擔心人們的勞苦。

史稱“乃詔停封禪”，於是正式下詔，終止封禪大典。到了冬天，需要向天神地祇禱告時，只做了“郊祀”，也即到南郊舉辦了一場活動。

封禪，是一場浩大工程，出於“民生”考慮，太宗不辦了。就這件事看，太宗比真宗更體恤民情。宋真宗後來的一場封禪大典，被人們譏評了一千年。

汴水抗洪 淳化二年六月，汴水在浚儀縣決口，沖毀了堤壩，洪水氾濫到民田。

浚儀縣就在開封轄境之內，距離京師很近。太宗很是憂慮，一大早就乘坐步輦出了乾元門來察看險情。宰輔、樞密使都在路上迎著謁見，說水勢太大，勸太宗“迴鑾”。

太宗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京師汴梁供養甲兵數十萬人，居民有上百萬家，轉運漕運，都要仰仗汴水這一條大河！朕怎麼能不管不顧！ 說著，車駕進入泥濘之中，太宗乾脆下來步行，走了一百多步，跟從的大臣人人震驚畏懼，害怕出事。殿前都指揮使戴興親手將步輦從泥淖中捧出來。步輦，是一種擔架形制的代步工具。擔架是抬躺著的人，步輦是抬坐著的人，故步輦比擔架要寬大。太宗在泥水中下詔：督促步卒數千人堵塞汴水決口。太宗在現場，士卒奮勇，百官砥礪，天還沒有黑，堤岸就已經築好了，大水回到河床，水勢平定。

這時候，君臣才開始按禮講究次序，官員們開始進膳。大家互相打量時，發現人人都一身泥水。浚儀縣的知縣宋炎，感到地方出事，皇上親自來抗險救災，嚇得不敢出來。有人建議給宋炎治罪，太宗特意下詔赦免他的瀆職罪。

海東青與白花鷹

帝王之節儉，關係“民生”，在帝制時代也是一件大事。

身居權力巔峰，真實的節儉，也即非表演式的節儉，就是一種“克己”行為。不僅減少宮禁開支，減輕庶民稅負，更因此而影響近臣、朝臣以及地方官吏，形成一個以“天下為公”為帝國總訴求的道義邦國暨廉節政府。如果不是這樣，帝王的窮奢極欲，必將加大宮禁開支，並“帶動”一批貪腐官員，形成一個掠奪性團伙，沆瀣一氣，加重賦斂，剖克民眾。這樣，帝國的合理性合法性與正當性就開始流失，於是，流血中的“君主易位”“社稷傾覆”“改朝換代”就成為一幕慘厲活劇。任何一個有道邦國，君臣士庶，都不願意看到這類風景。

太宗像太祖一樣，個人生活厲行節儉。

各州郡都有向京師“進貢”的行為。太宗在端拱元年二月九日下詔，令諸道、州、軍，諸色人等，正常“進貢”之外，“不得以珍禽異獸來充貢奉”。“珍禽異獸”之類，非帝國急需，且遠距離運輸，勞民傷財。

夏州趙保忠向太宗貢獻一種鷹隼，號“海東青”，太宗說：“朕久罷遊畋，無事此也。保忠時出捕獵，今當還賜之。”朕已經放棄遊獵很久了，已經不用獵鷹這類東西了。趙保忠在西北時常外出捕獵，現在還是退還賜給他吧。

不久府州觀察使折御卿又來貢獻白花鷹，太宗命令當著折御卿的來使，將名貴的獵鷹放掉，並再一次詔令不要再來貢獻珍禽異獸。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的一天，太宗在長春殿為名相趙普餞行，樞密使王顯等人在，宴飲時，忍不住多次看太宗穿的“袴”，就是像褲子但分襠的禦寒“腿衣”。太宗很奇怪，就問：“你們看啥啊？”王顯等人說：“陛下穿的衣袴，那上面刺繡的紋縷都倒了。”太宗笑著說：“朕很少穿新衣服。這可能是洗的次數太多了的緣故。”又說：“這衣服雖然破舊得很，但想起織婦們機杼之勞苦，就想展示敦樸的本色，為天下帶個頭。”

史稱“上性節儉”，太宗有節儉之德，上朝要穿禮服，但退朝後，常常戴一“華陽巾”，這是普通布料製作的道士帽子，帽底是圓形，帽頂前後有兩個坡狀，像一座房屋那樣。內衣多為“@絹”，也即稍次的絲織品，而且都是舊的，多次洗濯過的。外出乘輿，給用之物，就按常規安排，從來沒有增益。有時要吃藥，按藥方“服用方法”，一般有規定，可以溫酒或淡鹽水“送服”，太宗往往要選擇淡鹽水。

淳化元年八月的一天，太宗下令：要將國庫中所藏的金銀器皿之類，全部毀掉。這意思就是要用金銀充作國用。“有司”也即有關部門彙報說：“金銀器皿中有不少製作很精巧，希望能留下，作為御用之物。”太宗說：“哪裡用得到這些玩意！你們以奇巧為貴，朕以慈儉為寶。”最後還是將這些五代諸國遺留下來的金銀工藝品全部毀掉了。大臣謝泌祝賀說：“聖意如此，天下幸甚！”

“慈儉”，確是太宗本色。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太宗剛剛踐祚，很想增加收入，於是，有個香藥庫的管理員給太宗上書建議：設定一個“榷場局”，也即國營專賣公司，將倉庫中外國進貢的各類香藥、寶貨，略增一點價格，允許商人以金帛來買。估計一年可以得到三十萬貫，以此來賙濟國家用度，也可以“使外國物有所洩”，讓外國貨物有所流通。這就相當於皇室放棄外國奢侈品用度，在京師汴梁開闢了一家“洋貨市場”。太宗答應了這個請求，後來果然得到三十萬貫國用錢。

吳越國王錢俶死後，他的夫人向帝國進貢珍稀犀牛角、通犀帶、赭玉帶水精佛像、黃金白銀等，太宗礙於往日對吳越國的“羈縻政策”，接受了這些禮物；但對錢俶夫人進貢來的“女樂十人”，“帝不納”，太宗沒有接受，並賜給這些“女樂”每人三十段錦彩，遣送回了吳越。太宗並不好色，這在帝王中比較少見。

說到太宗“不好色”，必有一干朋友要論太宗“調戲花蕊夫人”“強姦小周後”兩個段子說事。但這兩個段子都屬於齊東野語，不可信。我在《大宋帝國三百年》第一部《趙匡胤時間》中已經做了澄清，此處不再贅述。

帝王后宮中的宦官、宮女人數，歷代不一樣。大宋，除了宋徽宗趙佶一朝，一般都控制在幾百人之間。

雍熙元年正月一天，太宗對侍臣說：“朕讀《晉史》，見武帝司馬炎平定吳國之後，沉溺於內寵後宮，宮女達到數千人，這實在是太過煩費，太有失帝王之道啦！朕常以此深深戒惕。現在宮中，各種職掌，以至於所有幹粗活的，宦官宮女都算上，不過四百人。但這樣，朕還是認為太多了。”

到了淳化四年，經多次外放宮人，宮中人數減少到不足三百人。

破解“後宮方程”

按我對時下讀書人的認知，我有理由判斷：當我以一種“溫情理解”姿態，講述大宋後宮問題時，有可能遭遇各種型別的“譏評”。

後宮，其存在，按今日之道德哲學衡定，自有其醜陋與罪惡之處。但就廣義“歷史主義”視角思考問題，可以將帝制時代以君主、宦官、嬪妃、宮女為主體的問題概言為“後宮方程”，納入政治論域，它需要一個解決方案。展開來講述這個方案的解決歷程，也即預先回應讀書人可能的“譏評”，是不可能的。但我願意用最簡潔的一點文字，略說此事。

我願意相信，人類的命運按照有趣而又合乎邏輯的設計，應該或最好有一個神秘推手，我以為這可能是往事也即“歷史”真相，也是人類的“實在”真相。但我知道命運那種模糊不清的“歷史”或“實在”面目，不是迄今為止的人類自己可以清晰勾畫的。換一句話說：人類理應謙卑一點，如何認識自我，還有太過漫長的“認識論”需要解決。在這方面，我寧肯相信荷馬而不相信費爾巴哈，寧肯相信波普爾而不相信黑格爾。《聖經》要比柏拉圖譜系的哲學家們更讓我信服。相信“天命”的王夫之先生也比蘇聯歷屆意識形態主管官員更讓我信服。

我願意相信的波普爾哲學，反對為存在的權力權威提供道德合理解釋的“道德實證主義”。如此，“後宮”就是不道德的。但波普爾也反對“道德保守主義”和“道德未來主義”，也即過去之傳統、未來之實在，二者的道德預設也不是合理的。因為，道德，如歷史一樣，不可被決定。決定歷史走向與預設道德存在，是神乾的活兒，不是人乾的活兒。中性一點說：它是自然的產物。按照哈耶克的意見，在人類的命運中，存在著一種“自發秩序”。這種秩序的變更（儒學的意見是“更化”），需要知識的積累。在沒有原子裂變知識之前，即使是孫武子、諸葛亮或克勞塞維茨、里根，也不可能設計“核平衡”或“核訛詐”戰略；在沒有位元資訊知識之前，即使是沈括、張衡或伽利略、喬布斯也不可能設計“滑鼠”或“蘋果”之類。

道德知識亦然。

沒有人能決定道德走向，就像沒有人能決定歷史走向一樣。

但吾土聖賢與西土聖哲，不停止道德倫理的講述，其至為深沉的功能，就是為後人點點滴滴累積道德知識（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謂“反傳統”，其實質是“反知識積累”，因此是“反智”的）。更化，就在這樣的知識積累中，開始推進。康德相信普世的歷史，那也是因為人類運用獨有的理性，而實現“註定的目的”。這個目的，不是人經由設計而“決定”的，而是理性演繹也即知識積累的結果。康德認為這個“註定的目的”是公民社會，福山所謂“歷史終結論”，事實上就是換一種說法的“註定目的”論。也可以換另外一種說法，譬如：吾土聖賢關於歷史之“註定目的”或“終結”，就是“天下為公”。這是比“公民社會”更具抽象解釋力量的說法。

“後宮方程”，拋開道德知識積累，直接批評它的“不道德”，是一種思想的偷懶或幼稚，太簡單了。

慚德與大功

太宗趙炅一生，有“慚德”四：

太祖開寶年號當年未盡，著急改元，是一；

趙廷美大案無可奈何中的處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趙德昭，是三；

沒有為太祖皇后送葬成禮，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鎮種種苗頭或可能性，沒有讓立國幾十年的大宋帝國回到亂世，確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權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漢，收復清源、吳越，獲取中原儘可能遼闊的活動空間，是第二大功。

至於與契丹和戰二十年，有勝有負，算不得大敗。高梁河、岐溝關兩場戰役失利，最後失去了收復燕雲十六州的雄心，但總算守住關南之地。從戰略意圖而言，雙方算打一個平手。但在戰爭中，開始令帝國精英有了“戰爭與和平”的思考，這樣，就讓中國（大宋與契丹）在純粹的叢林角力狀態，有了理性展開。從人類戰爭史考察，太宗朝與契丹的和戰，為地緣政治提供了至為珍貴的人類智慧，那是通往“澶淵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鋪墊。中國人在政治實踐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長的展開，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對人類福祉而言，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故與契丹戰和功過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舉、編修大書、獎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為卓著。這是萬世不朽之文化基業。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這一切之上，太宗對中國文明最了不起的貢獻是他恪守了太祖訂立的種種制度，堅守“仍舊貫”之保守主義理念，以《誓碑》為“祖宗家法”大憲章，延續了大宋帝國的光榮。越是理解中唐以迄於五代的亂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榮。他們在軍政方向上，為中原在地緣管轄方向上的統一，以及在聖賢理念照臨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性貢獻。

這應該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與太祖一樣，太宗也是大宋帝國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認太祖趙匡胤的《誓碑》，並將其接續下來，成為帝國最為重要的一種政治程式。如蕭規曹隨一般，趙炅的率由舊章，事實上成就了趙匡胤《誓碑》的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踐祚第二天，詔書說到“五條意見”的最後一條：“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這裡的“紀律”，就意味著他對《誓碑》的肯認。我甚至有理由猜測：公元976年，農曆冬十月癸丑，那一個大雪的深夜，趙家老二、老三，這兩個皇上在宮中密談的內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這是理解“金匱之盟”暨“兄終弟及”之後，大宋政策連續性的線索之一。

太祖一朝，沒有一個因為“上書言事”而被殺計程車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個近似的案例，鮮少為人提及。

太平興國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張兩光，考進士殿試不合格，落第，於是“縱酒大罵”，熱鬧的街衢中，圍觀者很多。他越罵越不像話，逐漸開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責罵。被巡官發現，抓捕，彙報到朝廷。史稱“上怒”，結果張兩光被殺。

《誓碑》規定的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個張兩光如此開罵，已經不是“士大夫”，而是“癲狂文人”“犯法文人”。這樣的“文人”與“士大夫”不是一個概念。《誓碑》從法制上保障言論自由，並沒有包括犯法自由。張兩光不是“上書言事”，而是“犯法”。至於他所犯之法，是否當斬，是另外一個問題，與《誓碑》無關，因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科舉考試，已經錄取進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說：“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沒有錄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於是下令複試，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個叫洪湛的人，史稱“文采遒力”，文章寫得漂亮、遒勁，特升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禮部錄取二十八人，有一進士葉齊打鼓，認為不公，於是再試，又得到三十一人。諸科因此而得到官職的人達到七百人。史稱“一時待士可謂至矣”，一時間對待士大夫可謂很優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備之人。因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會為害地方，做朝官就會為害社稷。這是太宗趙炅不願意看到的。張兩光沒有被錄取，就大罵，違背了公序良俗，已經有失士子體統，又“言涉指斥”，更是違反當時的刑律規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應該令太宗失望。一時施出辣手。張兩光罪不當誅，是事實。

因此，這件事還不足以證明太宗違反《誓碑》的約定。

由於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憲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為有道義有格局的一代賢君。

《宋史》蓋棺定論

太祖《誓碑》有兩個版本，都值得重溫：

第一個版本： 一雲：“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內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第二個版本： 一、保全柴氏子孫； 二、不殺士大夫； 三、不加農田之賦。

太宗一朝，不僅周世宗的後人得到保全，其他降王，如劉繼元、陳洪進、錢俶等，也得到了很好安排。

而士大夫一如既往地暢言國策，不必擔心因言獲罪。

國計民生始終在太宗及臣輔的關注之下，逢災必救，有飢必賑，賦重必減，稅濫必除。

《誓碑》規定的聖賢理念，大宋帝國“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太宗皇帝趙炅先生，做到了。

“賢君”太宗趙炅，雖然整體成就還無法達致“聖君”太祖趙匡胤的成就，但就其恪守《誓碑》規定，成就大宋光榮而言，他與趙匡胤並列而稱為“太祖太宗”，其所釋出的大詔令，以及《太宗實錄》所載太宗語錄，已經與趙匡胤所釋出的大詔令，以及《太祖實錄》所載太祖語錄，一起成為大宋帝國三百年間的“祖宗家法”，他們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那種矚目於“天下為公”的努力，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的一部分。

《宋史》講述帝王事蹟，最後都有一篇蓋棺論定的文字《贊》。我就以《宋史》中的《太祖本紀》和《太宗本紀》兩篇《贊》來結束《大宋帝國三百年》第二部。這兩篇《贊》，以今日的眼光看，或有不同於時論之處，但就太祖、太宗，二人功過比較，套用一句話“雖不中，當也不遠”。

《宋史.太祖本紀.贊》： 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聖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當斯民塗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責其濟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聖人之才，而後以其行事畀之，則生民平治之期，殆無日也。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宣告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呼，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過去，堯舜用禪讓之法完成權力交接，湯武用征戰之法誅除暴戾，都坐北朝南有了天下。四位聖人以來，世道有盛有衰，治亂推移。當生靈塗炭之年，皇天殷切尋求天下共主，也是給他拯救世人的使命和責任。四位聖人這樣的人不常有。如果一定要得到四聖這樣的人物，而後才讓他施行救世，那麼士庶期待太平治世，恐怕遙遙無期了。五代已經亂到極點，宋太祖起于軍旅，登上皇位，探究他得到邦國的原因，與後晉、後漢、後周幾乎沒有什麼不同。但是等到他一發號施令，各大藩鎮將帥，都能俯首聽命；四方諸國，挨個收復。這不是人力容易達到的成就。宋初建隆以來，解除藩鎮的兵權，重法糾治贓官，以此來堵塞濁亂之源。州郡的官員，下至縣令錄事、幕府職員，赴任前，他都親自詢問對答。務農興學，謹慎刑罰，減免賦稅，讓人民休養生息，終於達致太平。治理之功成就之後，又制禮作樂。在位十七年，有了三百年大宋基業，傳給子孫，世世代代有憲章法則。這樣來考察從三代以來，論聲教文明，禮樂制度之治理，論公道仁德之風尚，大宋與漢、唐比較，毫不遜色。嗚呼，開創帝業留傳代代的君主，規模做到這樣，可以說是遠大了。

《宋史.太宗本紀.贊》： 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寶，服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後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太宗沉著善謀，英明而有決斷力，慷慨而有平定天下之志。踐祚後，陳洪進、錢俶等先後納土歸宋。不久，又取太原、伐契丹，隨後還有交州、西夏之役。戰爭不能停息，天災也在流行，俘虜每天都有，但人民卻幾乎不知道有戰事。水旱蟲災，幾乎遍天下，人民卻不想著藉機作亂。其中的緣故是什麼？太宗以仁慈節儉為國家之寶，穿著不斷浣洗的舊衣服，毀壞奇巧豪華的奢侈品，退卻各地美女樂伎的貢獻，抑制符命祥瑞，同情農民生活，考核治理功效，又講究學問學術以增加知識，對狂悖之人上言也不治罪，就為了鼓勵進諫。哀憐民間的不幸，懷有惻隱之心，用勤勞來自我惕勵，以至於常常因為讀書或工作到了黃昏都忘記進食。甚至要自焚來回應上天流行災情的懲罰。最後做到停止戰爭，莊稼豐收。因此青州、齊州的老人們相繼來到朝廷，表示願意率領子弟修路，請皇上到泰山封禪。君子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這說的就是太宗吧。所以太宗的功德，在史冊中光彩煥發，史稱“賢君”。至於太祖去世不過年就改元太平興國，涪陵公趙廷美被貶而死，武功王趙德昭自殺，宋皇后葬禮不夠隆重，這些事，是後人不能沒有議論的。

2005年12月初稿於京師安貞橋

2011年10月二稿於津門體院北

2014年11月三稿於海鹽江湖居